【一位老古董商弥留之际的悄悄话】 弥留之际

发布时间:2020-03-02 来源: 感悟爱情 点击:

  乱世藏金,盛世藏宝。然而,被持续火热了20余年的收藏业界内外虚虚实实的传奇故事搅得头晕脑涨的时候,我不禁想起父亲弥留之际说的一席悄悄话。      谜样父亲临终留言
  
  父亲自幼勤奋好学,经营古董玉器业30年,开过“振兴斋”古玩店,做过些像样儿的买卖,在北京古玩界小有名气,解放前夕却穷困潦倒。他终日忙忙碌碌,很少有时间与子女闲谈,许多谜团,一直未得其详。
  记得1948年大年三十晚上,父亲做生意深夜未归,举家断炊。一家老小饿着肚子勉强上了床。谁知,第二天一早,屋内摆满年糕、牛羊肉、米面和新添置的衣服鞋袜,仿佛财神爷前晚光顾了。父亲到底是怎么撞上大运的?
  上世纪50年代初的一天,母亲不在家,有位穿灰色列宁装、年轻貌美的少妇突然造访家父,密谈良久。她究竟为何而来呢?
  直到1976年父亲弥留之际的一席悄悄话,才使我如梦初醒。但我来不及细细品味便卷入剧烈变革和繁忙的工作之中了。
  上世纪70年代末,表妹赴香港洽谈商务。席间,一位居港的北京古董商打探家父名字。表妹顿感惊诧说:“那是我舅父啊,可惜几年前已经作古了。”在座的先父老友无不潸然泪下。发问者叹息道:“哎,想不到北京老古玩界又少了一位诚实的内行啊!1948年末,我曾诚邀先生合伙赴港经营,先生也答应了,可是,不知为什么,后来又变卦了……”
  表妹的追述,唤起了藏在我心头的悄悄话,父亲生前历历往事如出闸洪流在我的脑海里翻波涌浪,难以平息。
  
  耐得“三年不开张”之味
  
  记得1976年前后,瘫痪在床的父亲曾同我谈过,当年有人曾提议自己出资、父亲出眼力,各占一半股份,共同赴港经营。可是,一来家口拖累太重,更重要的是父亲担心双方难以长期共事,思虑再三,还是没走……
  忆及当年我只有30多岁,已有百余篇文章见诸报刊,带着十多年军旅生涯的政治资本解甲归京,怀揣着2000多元退伍费(相当于时下数万元),被安排在机关工作,又很快在闹市区分到两居室楼房,可以说恰在春风得意之时。我肆意地直问道:“古玩界不是有‘三年不开张,开张吃三年’之说吗?可我怎么却见您老不开张的时候多,吃三年的时候少啊?”
  老人虽然瘫痪,但思维记忆十分清楚,毫无愧色,气喘吁吁地说:“咱们先不说那时候‘不开张’几乎全是解放前那个人妖颠倒的世道给闹腾的。这句话里有个关键,其实很多人不仅没有真正弄懂,而且是猴儿吃麻花――满拧。正如俗话所说:只见‘贼分赃’,不见‘贼挨打’。很多人艳羡古玩商,以为靠着眼力可以满地‘捡漏儿’,伸手便能大把大把抓钱。其实无论哪个社会,哪儿有这么便宜的事呀。所以多数人其实只是凭着自己的心思超乎寻常地‘理解’了它的后半句,仿佛只要一提到古董行,就能跟‘开张吃三年’画等号似的。其实戴草帽亲嘴――差远了去了。世人哪里知道古董商的苦辣酸甜,特别是我们这些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的古董商所喝的黄连汤啊!其实要真弄懂也容易,就是要把前半句也记住了、琢磨透了,大概就多少能咂摸出一点滋味来了。”
  
  入行不易,经营靠“等”
  
  “这么说,古董行赚钱很不易啊?”我问。
  “看怎么说了。先说学徒吧,一般行业只要一两张普通‘铺保’就行,而你要想入古玩行,就必需拿出两份以上‘硬铺保’――大买卖家开的‘铺保’。因为你所经手的都是金银珠宝,动辄成百上千甚至上万块大洋,甭说拐带跑了,哪怕有个磕碰闪失都是要命的事呀。可在旧社会,要想求份‘硬铺保’谈何容易?一般行业学徒三年出师,可以出去挣几个钱了。可古玩行学徒则需六年以上。我虽在舅舅家学徒,也概莫能外,照旧六年出师。为什么呢?一来古董界就这规矩;二是你要练出点眼力,没六七年功夫简直就入不了味。再说做买卖吧,我一进店才知道,有的店虽偶尔能捞到像样买卖,但多数店里时常冷清得很,要想卖出一两件古董十分不易。舅舅店里生意萧条,饭菜不得不省着点。而我的胃又出奇地好,有时吃不饱也不敢吭声,怕招舅舅不待见。那时候学徒每天扒开眼睛就得干活,连星期天也不休息,只有从大年三十到初四可以歇。除去管饭,平常一个大子儿也不给。年终能领到六块(相当于时下600元)赏钱,那就高兴得一蹦三尺高,因为总算能给爹妈尽点孝心了。”
  说话间,他眼角漾出晶莹的泪花。当时,已经病入膏肓的父亲,生活完全不能自理,每说几分钟,就得帮他喂水喂药,翻翻僵硬的身躯,揉揉变形的肌肉,以缓解周身疼痛。但他抹掉眼泪,坚持着说下去。
  “生意行话说:‘上赶不成买卖’。买古玩玉器动辄就得掏出成百上千块,即使真正的有钱人也得慎之又慎呐,就是急需古董送礼以求一官半职,也左挑右选,货比三家。所以赚钱机会往往是可遇不可求的。古玩行不能‘冷手抓个热馒头’,像卖菜、开饭馆那样‘打快勺子’,得习惯坐‘冷板凳’,得有长长的性子,大大的功夫。这就要求你有了好货,就算捡了大‘漏儿’,也得压得住货,表面上装得悠闲自得不慌不忙,等到找准了真正识货的买主,才有钱可赚。如果‘杭州买,苏州卖,不为赚钱只图快’,只能多少赚几个喝粥钱,成不了大气候。当然也有压不住货尽快加价倒给大古董商的,那也是没辙的事。等候机遇当然不是守株待兔,瞪着俩眼望天,一把死拿。机会也得创造,人得活泛潇洒,广交朋友,热心公益事业,尽可能扩大交际面。比如走亲戚出份子,你母亲就全身戴着珠玉首饰装阔气,实际是当活广告牌子兼流动货柜。这一招挺灵,有时出回份子就能销出几件。我们还通过聊天、递话,巧妙宣传,吸引收藏者。不瞒你说,我们有时候明明空着肚子,晚上去串门,还得装得跟刚吃饱饭一样。因为人家白天没空陪你聊天。有时晚上一聊就没完没了。当然我们是借聊天拉主顾,请人鉴赏货物,拜托寻找买主,顺便作宣传,可以说‘饿有所值’……”
  
  信誉和良心――老古董商人的经营之道
  
  “你不是问1948年大年三十那笔买卖吗?其实就是‘等’出来的。刚入冬时有人托我卖钻石戒指,要价500块。钻戒成色不错,但要等到年关才可能卖出大价钱。我跟朋友借了钱,把货主稳住。大年三十,果然有人选中这钻戒,900块成交。赚了钱,我又给卖家多送去200元――这是诚实古玩行一条不成文的返利规矩。结果卖家坚持只多收100元。这事很快传为美谈。”父亲谈兴愈来愈浓。
  我接着说:“您当年确实身手不凡,为人口碑可谓‘门里打鼓――名声在外’。可是据我所知,您却常常让‘实诚’挡住了生财之路,结果,奋斗30年,解放前夕失业,甚至到了揭不开锅的地步。请恕我 直言,您老一生是个失败者……”话一出口,我有些后悔,暗自责怪自己不该去戳临终老人心灵上的疮疤。
  没想到满脸蜡黄、直冒虚汗的父亲非但毫无气恼,反而面带微笑,以惯有的诚挚回答说:“孩子呀,论赚钱我确实不算成功,这固然有很多原因。家庭拖累重――且不说咱们一家八口,还有你爷爷奶奶和几位叔叔婶婶侄男弟女,我当老大的总得多顾着点啊,就是喝粥也得匀着点吧。到了外边,更要特别注重名声。现在搞大批判,把旧社会买卖入全都说成是坑人的骗子,一竿子打翻一船人,太走极端了,那不符合事实。旧社会虽然黑暗腐败,但并不是洪洞县里没好人了。什么时候也是好人占多数呀。”
  “噢,旧社会古董商挺讲究面子?”我问。
  “不仅讲,而且特别注重声誉,”父亲以坚定的口气说,“那时候古董行商首先得把诚信摆在头里。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落下个好名声可不是旦夕之间的事,做买卖和做人一样,一定得看重名声。所卖的是真货还是仿旧,真货到底是哪朝哪代的,你全得说清楚,一时吃不透就明说‘看不准’,绝不能胡吹瞎掰,更不能以次充好、以假充真。有道是公道自在人心,大多数古董商讲究洁身自好,心里都明白混出好名声比赚钱要紧。当时多数情况下是凭着信誉办事的,无论是收货、卖货、合伙、借贷、欠账,几乎全是口头合同。说话就得算数,吐口唾沫就是钉。有时候人家托你卖价值连城的古董,甚至成年累月地放在你那儿待售。人家为什么信得过你呀?就因为知道你良心摆得正、诚实守信。合伙做买卖,各方并不掏出现金来,只一句话:行!这笔买卖算我几成股吧。此话一出,将来是赚是赔,各方挑明了,都得认账,要按照股份分利或赔钱。亲兄弟明算账,绝不能食言自肥,全凭各人的信誉和良心在那儿支撑着呢。”
  
  旧社会里陷阱密布
  
  “那么,有没有说了不算、算了不说的主儿呢?”我好奇地问。
  “那时候鱼龙混杂,当然也有眼皮子浅、只认钱不认人、说话不算数的‘人头儿太次郎’。北京人管这种人叫‘瞎话篓子’,讽刺他们‘拔下眉毛能吹哨――空透了’。可你别忘了,市面上往往‘一回是师傅’,得!这回您说话如放屁,您就是我‘师傅’。坏名声一旦传出去,您可就是大伙的师傅了――当然那时候我们嘴下留德,有人穷得没办法偶尔说瞎话打个圆场,也不过多计较。可要是你总瞎话流舌‘蒙死的涮活的’就不成了,那就算‘做倒了行市’了,路子会愈来愈窄,用不了多久就混不下去了,只好改行。因此只有一贯诚实守信的人,才能树立好人缘,人家才敢跟你生意往来。”
  “敢情名声这么重要啊,我以为做买卖是‘出澡堂子进茶馆――里外涮’呢。”我打趣地说。
  父亲上气不接下气地说:“不仅要讲诚信,还得行得正、做得直。旧社会是又脏又臭的大染缸啊。前门外琉璃厂、廊房头条到三条、珠宝市,那古董店是肩挨肩。可是,八大胡同妓女多如牛毛,跟它们紧挨着,抬腿就到。还有数不清的‘狗洞子’‘暗门子’‘靠人儿的’、大烟馆和赌场,全是陷阱呀。你一不留神掉进去,沾上声色犬马的花花事,名声臭了,麻烦就大了。”
  “诚实守信可不是说着玩的,一诺千金有时要付出很高的代价。”我说。
  “可不是吗?”父亲忍着病痛说,“一次,我与朋友在山西花了800块银元买回一批古旧磁器,估计至少能赚五六百块。我们把东西托运回京,自己坐火车走。没想到半路上朋友得了霍乱,高烧不止。他自知病得不轻,嘱咐我先回北京,把他寄托在清真寺,要是他真有个好歹,请我多多关照一下他妻儿老小就行了。可是我说什么也不离开,救人要紧哪,否则他必死无疑。我千方百计找大夫治病,白天黑夜守在身边护理,喂药喂粥,端屎端尿。银元花光了,我当掉金戒指,又凭老关系借钱买药,足足守了两个多月。期间,我写信叫家人把货寄托给熟人去卖。结果这位朋友病治好了,逃过一劫。可回京一问,帮助卖货的人闹了‘鬼’――他是碰巧来家串门子,看到货就大包大揽应下了。其实我在信上没提这个人,家人也不清楚他名声不大好。他说只卖了900元――比进价只高出100块。我和朋友张口结舌,干吃哑巴亏。这趟买卖可以说赔大发了。但我却救人一命,名声传开了,日后朋友也给我不少帮助。那个蒙了我们的人,名声臭了,没多大起色。”
  
  拒绝烟土贩子的“潜规则”
  
  “您老真是够朋友、讲义气,但是总也赚不着像样的钱哪。”我故意逗父亲多说几句。
  父亲气喘吁吁地笑着说:“孩子,那时候想发财其实并不是什么难事。可是,这要看你发的什么财,怎么发财的,手里有了钱又干什么……首先能发财的是饶有家资的人,他们家里有底,能够‘压’得住货,可以待价而沽,这就是所谓‘三年不开张,开张吃三年’的重要缘由。”
  “那么缺少资金的就难以发财了吗?”我问。
  “小鸡不撒尿――各有各的道。中小古董商遇见好货急需大笔资金,无可抵押,只有借贷。唯一途径是借高利贷,尤其是找烟土贩子借。他们兼放高利贷,而且24小时‘服务’,随借随有。一是他们熟悉你身份和信用,相信你不会食言;二是料到你搂到好货,准能把钱赚回来;三是他们黑白两道都有人,不怕你耍赖。”
  “高利贷可是‘没牙老虎’啊,借贷不是等于饮鸩止渴吗?”我接着问。
  “所以这就逼着你必须有眼力,而且还要不断长本事。所收的一定是好货、俏货,几乎跟‘捡漏儿’差不多。而且货到手后,还要设法尽快倒出去。这样除了还本付息,还能多少赚点。”
  “那么,有没有既能及时借到钱,又能尽量少交利息,好多赚些啊?”我故意给父亲出难题。
  “有啊,”父亲喘了老半天才接着说:“不是别人,就是烟土贩子。但是他有个先决条件:你必须答应做他们的‘铁杆朋友’,他无论到什么地方买卖烟土,能打着你旗号,说是你介绍的,好拓宽销路。只要你点了头,不用经手,一是可以随时借给你利息较低的现金;二是烟土买卖成交,还能得到可观的‘酬金’,绝不爽约。在这一点上他们倒是极守‘信用’的。”
  “‘酬金’多少啊?”
  “也就是借助你信誉或渠道帮助成交额的一成吧。”
  “劳驾,您老能不能说得具体点,当时一成‘酬金’每月大概能收人多少?”我打破砂锅问到底。
  “大约每月能‘干得’100到300大洋不等吧(相当于现在1万元~3万元)。”
  “哎哟嗬!可真够诱人的呀。那么,您老如果真的跟他们做朋友,‘帮’他们一点‘忙’,是不是得成天跟他们满大街去贩卖大烟哪?”我步步紧逼。
  “用不着直接露面,只要你答应做他们的‘朋友’,就妥啦。”老人接着愠怒地说,“说穿了,还不是 允许他们把你的名誉当一张纸,包着烟土卖!当时你只要肯昧着良心出卖名誉,就能大把大把收现大洋了。可有一样,你名声就算臭到家了,除了烟鬼之外,再也没人把你当正经人看待了。”
  我的天!想不到父亲居然能撞上这么悬乎的“大运”,可是烟土贩子为什么偏偏爱找古董商交朋友呢?
  父亲答道:“他们看中的正是我们的好名声,我们守着的良心和金不换的信誉。”
  “那么要不要您老签字画押呢?”我打算把细节打听清楚了。
  “不用!他们不要你立任何字据。双方也是口头合同。因为谁也不傻,都知道给他们留字据无疑是在给自己刨坟坑呢。你记得解放初期来咱家的那个漂亮小媳妇吗?其实她就是烟土贩子的小老婆。烟土贩子被政府镇压了。她没了生活来源,就悄悄找我帮忙卖几件金银首饰,并答应给我酬金。我当时就讲明,你的忙我可以帮,但酬金我一个子儿不要。在古玩界遇到穷困无助的或危难疾苦的求你卖古董,他已经是‘羊尾巴盖不住羊屁股’了,你就得尽义务‘学雷锋’了,不仅要帮助卖个好价钱,还得把‘下家’和盘托出(按行规向来‘卖货不卖道’),有时还得白尽义务,跑前跑后给卖货人帮些其他忙。一位从山东来的寡妇,带着她公公的信,指名道姓找我帮忙卖几只金镏子。恰巧我不在,有个亲戚把镏子接过去帮着卖了。后来见面,寡妇开口谢我,还打算给我酬金。等我问明原由,得知亲戚打着我旗号不仅把价钱卖低了,而且暗中赚了几十块。我十分生气,当即找到亲戚,把赚的钱全要回来,又找到买镏子的商人,说明原委,请他务必按时价再多给些钱。我把钱全部交还货主,还拐弯抹角地说我又跟买货人多要了些钱。就这样,我在山东亲友中的名声也大了。可那边的烟土贩子也闻讯而来,要跟我交‘朋友’,先塞给我100块银元,都被我婉言谢绝了。”
  
  正派子孙告慰清誉老人
  
  “您真是个‘活雷锋’呀,可依我看您确实也当过‘杨白劳’――花钱费力搭功夫,只赚了好名声,可名声毕竟不能当饭吃呀。那个年代您为什么能出污泥而不染呢?”
  父亲下身奇痒,我端来温水边给他擦洗边听他说:“那年代虽然没听到过毛主席教导,但我一是自幼恪守家教――人无信不立,名声重干金钱;二是信奉伊斯兰教教规――绝不做伤‘古那海’(罪恶)事;不挣‘百黑里’钱(黑钱);三是信守孔孟之道,如‘非礼勿做,非礼勿言’等等;四是严守行规:宁失江山不失信,不走歪门邪道等等。人就是这样,只要你活着,就得有个信念,有个主心骨儿,就要为自己的信念负责,有时候还得为它付出代价。我在古董界30年,可以说在北京四九城和山西古董行里还是叫得响的。不错,我一生的确没赚着大钱,也没能留下财产。可是,解放后,组织相信我是正派入。镇反的时候,烟土贩子连连关进大牢,有的吃了枪子儿。我却活得很自在,我问心无愧啊。还有,我看你们兄弟姐妹都踩着我脚印,听党的话,行得正,站得直,踏踏实实为人民服务,有准饭碗,就是有一天我走了,也心安理得。”说罢,父亲极其疲惫的脸上漾出了安详的微笑。
  如今回想起父亲弥留之际那席悄悄话,觉得说得多么有道理啊。我们兄妹六人有四人入了党,虽没有显赫作为,但每个人为党和人民贡献了自己的光和热,并拥有住房和退休金,能平安度过余生。令人欣慰的是,在市场经济空前繁荣和物欲横流的今天,不仅我们自己行得正,子女们也都勤勤恳恳地从事着平凡劳动,衣食无忧。就连父亲的子侄后代,大约已经上百口开外了,没有一个不争气的。作为晚辈,我们可以用自己的正派与平凡来告慰父亲的在天之灵了。
  编辑/任 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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