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城能做三不沾的饭馆 饭馆从县城开到京城

　　早上6点，除了送报纸、送奶和清理街道的人已纷纷上路，大部分北京人还沉浸在梦乡中。 　　民族大学西门外某居民楼六层，灯亮了，一个身影起床。20分钟后，这个女人迎着清晨新鲜的空气迈步走向了300米外的鑫百万饭店，那家24小时营业的港式茶餐厅依然灯火通明，崭新的一天即将开始。
　　这个女人叫徐勋娇，40岁刚出头，两个孩子的母亲，北京鑫百万餐饮连锁公司魏公村店的老板。八年前，她住在长江中心的一个小岛上，有一个两层小楼，楼下开饭店楼上自家人住，虽算不上富裕，倒也衣食无忧。
　　1998年的特大洪水把她的全部家产冲得一干二净，身无分文的徐勋娇成了数万灾民中的一员。八年里，她把饭店从县城开到京城，成了一个从洪灾移民中走出来的女老板。
　　
　　从小爱管事，初中没读完
　　
　　“王经理，你看这桌子上还有污渍，客人看见了会怎么说?”
　　“徐总，我们已经用抹布擦过一遍了。”
　　“不行，以后每次收拾桌子的时候一定得用铁抹布擦，一直到干净为止。”
　　“李师傅，这是你们早上采购的猪肝?怎么都变了色?”
　　“徐总，是这样，那个菜市场没有新鲜猪肝了，就买了昨天的，还便宜呢!”
　　“那怎么行，赶快去退了，开车到更大的菜市场去买!”
　　“小丁，你应该几点上班?
　　“徐总，七点半！”
　　“现在几点了?”
　　“八点！”
　　“你是我从老家带来的亲戚，你迟到得比别人罚得更重，快去，拿罚单来！”
　　8点刚过，徐勋娇便开始满酒店地转，从采购柴米油盐到检查厨房、厅堂卫生，从员工考勤到账目清理，她几乎一一过问。她不是信不过聘请来的大堂经理。厨师长、会计和采购员、服务员，爱管事只是她的生活习惯之一。
　　“小时候在农村，我是六兄妹中的老幺，上头五个都是兄长，我们家杂七杂八的零碎事都是我管，经常分配哥哥们挑水。砍柴、去田间锄草，当然，我自己也爱干活，洗衣、做饭、打扫卫生都是我干。我觉着自己天生就是爱管事的命，闲不下来，结婚了还是喜欢打理里里外外的事，老公清闲得很！现在管着这么一个餐馆，我倒也快乐，要是哪天说不让我管了，心里没准就不踏实了！”
　　徐勋娇爱管事的性格倒是成全了哥哥们的学业。那时候家里穷，孩子想上学，就得留一两个会干活的，她理所当然地留在了家里，初中只读了一年，她就辍学了。
　　“没读多少书是我一辈子的遗憾，但那也是我的命，没办法。但我也庆幸自己识了字，不然现在哪里能读书！”在她的床头，整齐排列着几十本各种各样的书，有餐饮管理，有成功励志，有小说散文，还有曾国藩家书之类修身养性的书。
　　徐勋娇晚上十点左右回住处后，脑子里还充斥着饭馆里喧嚣的吵闹声，久久不能平静。再加之她孤身一人，背井离乡，孤独感油然而生。这时候，书便成了她最好的伙伴，每个晚上，她都读书到十二点多。“我不是刻意读书加油充电，只是为了平息内心的烦闷与孤独。”
　　
　　家被淹之后，她在县城里开起了移民餐馆
　　
　　徐勋娇的家乡在湖南省华容县集城垸，那场大洪水让这个长江小岛成为历史之后，她们一家人被迫迁到了华容县城。望着茫茫江水和那个已沉入江底的小餐馆，她在江边暗暗发誓，将来一定要再开一个更大的餐馆。
　　把家安顿下来后，她和老公拿着政府补贴的两万五千元钱，再找哥哥们筹了点，在县城张罗起了一个小店，徐勋娇还给它取了个特别的名字：移民餐馆。
　　与今天的鑫百万相比，小店真是小得可怜，灶对着街口，除了锅碗瓢盆，只有一个柜子。隔开的里间摆着几张桌子，十多把椅子，总共不到三十平米。客人来得多时，夫妻两人轮番上阵，迎客、点菜、炒菜、端茶倒水、上菜、收钱、送客，整个流程都得由两人完成。“每天关门回家，腰酸背疼，澡都没力气洗就只想往床上躺。”回忆起那一段艰辛的日子，徐勋娇依然心有余悸。
　　生活是苦，可那却是她人生的转折点。开了几年移民餐馆后，35岁的徐勋娇把借的债还了，把移民餐馆卖了，又在县城里开始了新的扩张之路：先是开了一个爱华楼旅馆，后来又于2002年联合两个老板开了当地最有名气的香格里拉茶餐厅，两层楼，七八百平米的规模。就这样一步一步，她从一个灾民逐渐成为了县城里颇有名气的女老板。为淘金，一个女人远征京城
　　“我是特别典型的湖南人，性格倔，胆子大，不服输，有野心！”徐勋娇这样总结自己。
　　2004年底，一个偶然的机会，在北京读书的表侄对她说，京城里头大部分餐馆只能吃饭，不能兼营喝茶喝饮料，而且一到晚上十点，绝大部分餐馆都关门，同学几个晚上想找饭馆都不容易。“说者无意，听者有心。”徐勋娇怦然心动，多么好的商机阿，把港式茶餐厅开到北京去，让它24小时营业，北京1000多万人口，不怕没有生意！
　　她真是想到做到，2005年春节刚过，就和老公挥师北上，到北京开始了淘金梦。
　　第一次来北京，徐勋娇的心里既紧张又激动，他们从西站出来的时候，一种迷失感油然而生，有些不知所措，但又似乎发现了新大陆。她拿着一张老乡留的地址和电话，边走边问，怕被的士司机兜圈子，索性坐公共汽车，好不容易才找到了老乡租住的房子。“第一次坐北京公交，差点坐错方向了，幸好问了售票员。”徐勋娇回忆道。
　　为了省钱，两口子在老乡的客厅里打起了地铺，白天揣着地图，带上干粮和水，满大街地找门面房。早上七点多出门，晚上十点回来，铺上褥子被子就睡下了，老乡觉得对自己生活无碍，倒也相安无事。“京城不是我们县城，一投入就是好几十万，我能不谨慎吗?”徐勋娇为了圈定好地址，自然有自己的商经：先挑人流量大、居民楼比较多、大学集中的地点，然后一个一个餐馆看有没有门面要转让的，有没有生意清淡、经营不力的，再想办法跟老板接触转让之事。
　　
　　选址投资，痛苦抉择
　　
　　初步选择在魏公村开餐馆后，老公因为要照顾县城的生意提前回去了，留下她一个人继续找门面。她曾经在一个餐馆门口蹲点五六天，每天早上七点就拿着一个小笔记本，在那餐馆对面街边坐下，仔细地记下一日三餐的人流量，有时候还进去点上一盘小菜，品品菜的风味，算算上菜时间、翻台频率。傍晚的时候，她还去小区、大学校园找居民和学生搭讪，看看人家对24小时茶餐厅是否有需求。
　　徐勋娇的努力没有白费，两个月后，她最终圈定了魏公村小学旁的鑫百万饭店，这里位于民族大学。外国语大学、理工大学周边，小区特多。她心想，原来的老板无心经营，生意惨淡，亏损严重，拿下来应该没问题。
　　但事情并没有她想象的那么顺利。
　　当徐勋娇找到那饭店的王老板时，他给了她三个选择：不用鑫百万的品牌，转让费130万；用品牌，转让费180万；转让一半的股份，转让费90万。徐勋娇一下子愣在了那里，她心想，转让费就100多万，起码还得花100多万装修，自己手头上的资金就几十万，风险也未免太大了吧。“走路的时候，吃饭的时候，我都不知不觉在权衡其中的风险与收益，你要知道，对于我来说，要是通过贷款、借钱开饭馆真给赔了，不光是我下半辈子得还债，我的儿子女儿都得赔进去。”徐勋娇说，他娘家的哥哥们听到消息后，都纷纷打电话来，让她撤回县城，别瞎折腾了。各方面的压力向她袭来，她开始了痛苦的抉择。好几次，她都准备去订票点买回家的车票，干脆离开北京继续回县城做小老板。“一天清晨起来，我拿着一把镰刀，跑到临街的小巷，把路两旁的杂草全部给割了，不认识的人还以为我是个疯婆子，割完草后，我汗流浃背却感觉很爽，就好像那几天的沉重一下子都发泄出来了。”就在那天中年，她决定选择第三项，自己和王老板合伙，萆签协议后，徐勋娇又火速飞回家乡，想尽办法凑齐了转让费加装修费一共180多万元。
　　2005年9月，一个崭新的鑫百万饭店开张，徐勋娇开始了在北京的生意与生活，原鑫百万的王老板也庆幸找到了这么有魄力的合伙人，索性退居二线，把所有的管理交给了她。
　　开业半年多以来，鑫百万以港式茶餐厅为特色经营，在那一片知名度越来越高，日营业额也从1万元飞跃至近3万元，徐勋娇虽然越来越忙，但脸上的笑容也多了起来。她心里知道，这笔投资绝对是有远见的。
　　“你现在最大的梦想是什么?”记者问她。
　　“争取两年收回成本，2008年奥运会时开始赚钱，然后买个大房子，把老公和子女接到北京来，全家团聚。”你可以说徐勋娇的回答很俗，但很真实。
　　编辑／徐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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