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来拯救“包工头”？_包工头

　　在北京，民工讨工资的新闻频频见诸报端，“包工头”这个名词因此成为人们唾弃的对象，他们背着奸诈、阴险、没文化的骂名，挣扎在城市和乡村的边缘。其实，并不是所有的“包工头”都如某些媒体报道的那样缺乏人性的真、善、美，在他们的另一面，发生着更为艰辛、更为动人的故事……
　　
　　被压抑的尊严
　　
　　30岁之前，赵双泉不过是安徽省太湖县城里的小个体户，普普通通、老实巴夏，县里的熟人都叫他“小赵”或者“赵师傅”。30岁那年，有传言说北京处处是黄金，于是，一列绿壳子火车把他和他的梦想送到了繁华的北京。从此，他开始了一种完全不一样的生活，今年，赵双泉36岁，他已经脱胎换骨，俨然一位大老板：杉杉衬衫，U2休闲裤，老人头皮鞋，手提鳄鱼牌公文包，摩托罗拉“世界风”手机不停地响起…
　　在北京，有人开始叫他“赵老板”，有人甚至在酒桌上称他为“赵总”但不管别人对他的称呼怎么变，他的心里很清楚，这不过是场面上的事，在背后他依旧被城里人和乡下人偷偷地嘲笑和指责，“赵双泉不过是个刚刚发迹的包工头!”“他赚的都是民工的血汗钱!”
　　
　　改头换面，为了拉拢上层
　　
　　他的确是个“包工头”，一个已经被大众媒体妖魔化的职业。双泉说，出门办事的时候，他尽量避免这个给人不信任感的称谓，于是，他只好改头换面，为自己贴上崭新的标签。他给自己的名片上印着“北京双泉建筑公司总经理，高级经济师”的头衔，名片的背后还附着英文翻译，高中毕业的他在谈生意时也自称毕业于合肥工业大学土木工程系。“没办法，要想接更多项目就得拉拢上层的人，这些都是接近上流人群的通行证!”双泉一边自嘲，一边无奈地笑。
　　其实，“北京双泉建筑公司”不过是赵双泉接建筑项目时的一个招牌。公司只有两个职员，一个是作为总经理的他，还有一个是他老婆――工作兼生活搭档。他在望京租住的一套房子便是公司所在地。双泉的业务模式很简单承包一些大型工程的围墙草坪以及楼梯扶手这样的小型项目，接到项目后，他从家乡雇佣泥瓦匠来干活，或者辖包给比自己更小的承包商，自己从中赚取利润。
　　这样的工程量在大建筑商那里算不了什么，但在双泉以及他的竞争者眼里，却意味着在老家永远赚不来的财富。从全国各地来的小承包商太多，他们争抢饭碗的竞争也激烈非凡。
　　为了赢得竞争，包工头们就得常出去拉项目。每天一大早，双泉都会开着辆小面包出门，在京城的各个大小衙门、公司里转，一直到很晚才回来。他的全职工作就是“跑关系”、“跑门路”。艰难的“关系”之路
　　双泉说，自己的一性格本来挺内向的，在老家都懒得跟陌生人搭一句话。而初到北京淘金，他不得不接触形形色色的陌生人。每一次出去找关系都是对自己的一种挑战，要经历长时间的思想斗争。“你说谁愿意出去低三下四、求爷爷告奶奶?每次出去前我求着自己说，为了老婆孩子，装回孙子吧!”
　　为了接到工程项目，他经常要与房地产开发商、政府官员、公司经理、大学校长打交道。刚开始，那些所谓上流社会的人都不愿意带他玩。遇到厚道、热情的掌权者还好，人家会对双泉说“赵老板啊，不是我不愿意把工程给你，主要是有人的报价比你们低啊!”要是遇到冷漠、霸道的人，都不正眼看他一眼“你快走吧，这工程已经给别人了!”
　　“我刚来北京时，真是不熟悉这其中的路子，以为降低成本、压低竞标价格就能取得项目，碰鼻子次数多了，这其中的门道也就摸清了!”双泉得意地笑道，他开始试着改变这种正规的拉项目万法，另辟蹊径。有一次，他打听到某竞标项目的“大头头”与他是一个县的老乡，马上通过太湖县驻北京办事处找到这个老乡的联系方式，开始千方百计地接近这位老乡。“电话打了好多个，秘书总是说没有时间接待，手机也老是关机，我请一个学中文的研究生代写了几封信，称他是家乡的骄傲，希望能拜访他，才终于打动了他的乡情!”那老乡竟答应了与双泉见面，他欣喜若狂。
　　“吃一堑、长一智”，他再也不像以前那样实诚了，马上通知家里人运过来几千元的家乡特产，亲自开车送到老乡楼下，还把那位老乡请到京城最好的安徽菜馆吃饭，一番觥筹交错之后，老乡趁着酒兴拍板，将那个项目给了双泉于是，他第一次凯旋归来。当然，双泉很懂得“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工程完后返了老乡10％的回扣，春节时又送了老乡一大打腊肉腊鱼。
　　笼络了一个有权有势的老乡后，双泉的路子开始越走越广了。有什么上层人士聚会时，老乡会带上他去见世面，认识新的权势人物；县里每年春节前的乡友联谊会也会看到双泉左右逢源的身影。老乡介绍老乡，老朋友介绍新朋友他的人际圈子像水面的波澜一样，一轮一轮地扩大开来……当然。这些朋友的“友谊”大部分都要建立在烟酒、金钱的基础上，这似乎成了一种潜规则。
　　
　　他的幸运与不幸
　　
　　赵双泉的业务不断扩大，手头上的项目不断增多，口袋里也日渐阔绰，但他的脸上皱纹越来越多，肚子也越来越挺。他告诉我，皱纹长得快是因为笑脸赔得多了，肚子变大是陪人喝酒太多了。而他那些上流社会的“朋友”们，却更轻松地致了富，开着宝马、搂着美女从饭店奔向酒店，从酒店奔向高尔夫球场，
　　双泉苦笑着对我说，他觉得自己是幸运的，来北京后没有像很多民工一样风餐露宿、出卖苦力，还能够每年挣个几十万，风风光光地开车回家乡过年，连县长都得请他开联谊会、吃饭：自己也是不幸的，要做很多自己不愿意做的事，做人的尊严每时每刻都在被压抑，感觉最真实的灵魂已经飘到了很远的地方。
　　我走的时候，双泉突然拉着我的手说，“其实，我挺羡慕你们的，我一定培养好儿子，让他考个名牌大学，到城里找个稳定的工作，再不做什么包工头了!”
　　
　　梦刚开始就破灭
　　
　　易树林可不是一个普通的农民。在村里，他办了一个米厂和一个养猪场。每到秋天，他就走乡串户，从村民们手里收稻谷，用自己买的机器加工成大米，剩下的稻壳又加工成糠饼喂猪。他精明能干，又具备成大事者的执著，生意越做越大。家里产的大米从本县销售到了邻县，养猪场的猪也喂得肥肥的。过年时，树林的钱袋子里总是鼓鼓的，惹来村里年轻人羡慕的眼神。
　　
　　执著北京梦
　　
　　但易树林不是一个安于现状的人。还在读中学的时候，他就梦想着哪天能去北京生活。书本里告诉他，那里有雄伟的天安门广场，有古老的故宫，有蜿蜒的立交桥、宽阔的长安街，到了晚上还能见识流光溢彩的夜景，这些都是大多数村里人一辈子无法体验到的。1994年的高考失利让他痛失了追梦的机会，但他却从来也没有放弃过，把所有的希冀藏在了内心最深处。
　　办乡村企业的成功让树林看到了个有头脑的自己，心底里的梦想又开始发芽。他仿佛是一条误入小河的蛟龙，总觉得自己的真正归宿是广阔的大海。就在小企业办得红红火火的时候，他作出了一个令所有乡亲们诧异的举动，卖了机器和所有的猪，揣着十几万元血汗钱只身闯到了北京。树林走的那天，村里年纪最 大的老人对大家说，“这伢子祖坟上开了花，日后肯定会在京城里发达的!”
　　
　　“扫楼式”宣传
　　
　　初到北京，树林寻摸了好几个月，才找到了适合自己的发展方向。他初中毕业后在乡下做过一段时间的木匠和油漆匠，也认识一帮子能做室内装修的工匠，熟悉装修的套路。于是，他东拼西凑了20万元注册资本，在海淀区工商局注册成立了一个私营装修公司，取名“北京洪发装修公司”，寓意为洪福齐天、兴旺发达。但在北京开公司毕竟不像在家里办米厂、养猪，人生地不熟，他的生意并不像想象的那么好做。
　　树林的第一笔生意是完全靠腿跑出来的。公司刚成立的时候根本接不到活，他又没有什么资金在报纸上做广告。从家乡招来的几个小伙子只好每天睡大觉，无所事事。他急得直犯头疼，既然没人找上门来，只好主动出击。树林带着他的小外甥，打印了几百份公司的宣传单，跑到新开发的小区到处张贴。但第一天贴的广告，第二天就被居委会大妈或者清洁人员给撕了，广告像石沉大海一般，无声无息。树林一看这招不灵，只好策划进行“扫楼式”的宣传，只要看到有居民户可能需要装修，他就抱着营业执照，亲自上门推销自己的公司和业务。北京人连规模大的装修公司都将信将疑，生怕被骗被坑，哪里会搭理这种外地人开的小装修公司。“刚开始的时候，我们不知道要忍受多少白眼，没有人会同情，只会把我们当骗子”树林说，有一次，他们推销完后，前脚刚出门，人家关门就给小区保安打电话，说是有两个外地骗子扰民，结果在门口他俩被保安逮个正着，好说歹说了老半天才放出来。仅仅一个月，树林就瘦了近十斤。
　　“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有一天，树林碰到了一对姓潘的老年夫妇，老人在家闲着，也没多少戒备，耐着性子听他推销业务。于是，树林把自己的遭遇和境地一股脑儿倾诉给了老人，赢得了他们的同情。潘大爷的儿子是一个公司的老总，恰好有新办公区需要装修，于是，树林幸运地签上了第一份合同，还是一笔不小的单子。工程完了以后，他除了发工人工资、交工商税务的各类费用以外，还净赚到了2万多元。“当时我的想法是，这比养猪、打米来钱快多了，多累多苦也得坚持下去!”树林回忆道。洪发装修公司终于开始正常运转了，他的心里像吃了蜜一样，格外的甜。
　　
　　别人欠他的，他欠民工的
　　
　　树林变得聪明起来，他将赚的第一笔钱一大半用来打广告，《北京晚报》、《京华时报》的分类广告中都能看到洪发公司的身影。终于，有人开始联系他了，公司业务也不断扩大，他的民工队伍由几个增加到了几十个，一年下来，树林尝到了在大城市发展的甜头。
　　但是，一件事情让他苦心经营的产业几乎烟消云散。2004年夏天，有一家投资公司请洪发公司装修新办公室，合同上签的材料费和劳务费总计80万，分两次付清。但后来那家公司老总突然变卦，说因为刚上马一个项目，资金比较紧张，跟树林商量先付5万元定金，材料费用由洪发公司先垫付，装修完后一次性付75万。树林不懂什么合同法，一看这公司比较正规，业务量又那么大，没多想就一口答应了。可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4个月后，树林的工程完工了，去找那家公司验收。可人家连招牌都被摘了，仔细一问，原来是那家公司一个大项目投资失败，资金链断裂，已经申请破产了。树林听到这一消息，人都快气炸了。他告诉我，那是一个深秋，北京的天气似乎都和他作对，寒风凌厉，他从西四一直跑到定慧寺住处，一路上满脑子想着“怎么办?怎么办?”大街上的人都把他当成了疯子，回家后，他一个晚上没有睡着。
　　树林几乎把公司所有的资本垫付到了那个大项目上，这一次如果爬不起来，他的公司就全完了。他开始绝望地参加债权人大会，等待法院的破产判决。他明白，自己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债权人，那家公司不知道有多少财务亏空呢?树林的精神差不多要崩溃了，他手下的民工辛辛苦苦的干了几个月，工资迟迟发不下来，各种不满和怨言也多了起来。每当焦头烂额的时候，树林的脑子里就会浮现家乡安宁、和谐的一幕田里盛开着金黄的油菜花，蜜蜂在花丛间起舞，汩汩的流水沿着小溪一直延伸到远万，那里，一袭袅袅的炊烟从瓦房上升起……
　　法院的裁决公布出来了!正如易树林所料，他仅仅获得了5万元的破产赔偿，那好几十万就像甩到水里一样，再也找不回来。
　　腊月的一天，北京飘起了那一年最大的雪，树林将所剩无几的资本拿出来结清了兄弟们的工资，踏着快没膝的雪去工商局注销了“北京洪发装修公司”。
　　第二天，他背起来北京时的两包行囊，从西站坐上了回乡的火车。
　　
　　编辑　徐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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