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维稳”说句公道话:为了正义说公道话

　　当前，处于社会转型进程中的中国社会正遭遇着各种结构性风险，诸如城乡社会的“失衡”或“断裂”、贫富分化加剧、社会阶层之间张力加大等等，由此导致各种群体性突发事件明显增多，特别是一些无组织化群体性事件中出现社会公众与地方政府直接对抗的现象。在此情形下，维稳成为政府部门自上而下严阵以待、层层布防的重要工作事项之一。
　　国家的视角与民众的视角，亦或权力方与权利方的视角，对于维稳做出评价，其所获得的结论确有其并不一致的方面，事实上，从体制外立场来看，多倾向于给予诟病、不解或警示性意见，鲜有对于维稳作出肯定性评价，媒体的报道更是如此。其中重要的理由是：维稳所造成的成本的确非常惊人。
　　目前尚未有来自官方的全国维稳经济成本权威性统计。清华大学社会发展研究课题组早前曾发布过一组数字：2009年，中国“维稳”开支高达5140亿元，这仅仅是计算了内保费，并未包括各种地方政府的“维稳”行为，而当年的军费开支是5321亿元。《财经》杂志刊登的《公共安全账单》一文中则披露了今年全国维稳开支的预算情况：2011年中国公共安全支出预算数为6244.21亿元，略高于国防支出预算的6011.56亿元。有媒体发现，这是中国的公共安全预算首次超过国防预算。
　　但是媒体很少理性思考的是，对于维稳希望做出经济收益的精确衡量，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层面均非易事。正如萨瓦斯形象地说道：“可以计算一个消防队的消防员人数，但却没有一个可靠的方法来衡量他们究竟提供了多大量的消防保护”。这道破了公共部门与私营部门的明显区别所在：私营部门对于某种产品的投入、产出可以相对容易地使用市场价格做出核算；公共部门提供的各种项目则并不一样，尽管其投入状况也可以通过对于人财物资源的开支状况清晰地显示出来，然而产出却是难以用数字来做出准确测算的，这是因为与许多政府项目相联系的市场价格根本不存在，这些项目很少是在市场上进行交易的。
　　笔者认为，维稳所展现的各种成本，更多的毋宁说是维稳在运行过程中出现一些严重的偏差所致，但舆论往往倾向于以此非常轻率地全盘否定维稳工作。从观感上看，一些严重偏差的确会给舆论一种强烈的印象。
　　其实，社会对于维稳这样的政府项目的市场需求量究竟是多少？这通常很难确定，因而要么出现供应不足的问题，要么目前却又显示出过量供应的情况，即如一些学者所言的当下不少官员形成一种“不稳定幻象”，进而对于维稳明显过度反应；其次，维稳的产出无法获得清晰的市场价格，进而可以做出统计。
　　退而居其次，至少可以做出努力的是，对于维稳的经济收益做出一种抽象分析：稳定与发展历来是改革开放以来决策层重点强调的一对关系，形成的惯性逻辑即是“发展是硬道理”，但“稳定是硬任务”，两者构成一对基本矛盾。不稳定因素多由社会公平缺失所致，而过于重视社会公平固然会累及经济发展，过于不公平同样会伤及经济效率。维稳一旦形成制度化的工作方式，对于经济发展是很有益处的，将可以给国家及社会公众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回报，或有效减少社会经济活动的交易成本。
　　比如大信访、大调解等维稳措施的推行，集中、高效地处理了一些利益纠葛复杂、拖延时间较长的社会矛盾，消除了一些不安全的隐患所在。这在根本上改善了社会治安，有利于促进家庭与社区的和谐。
　　另一方面，维稳也训练了公众的利益谈判能力。一部分公众克服了“逆来顺受”或“安于现状”的传统社会心理，在维稳过程中，通过体制内外的各种途径自觉表现自己的利益诉求，不容否认，这实际上也体现出其民主生活能力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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