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报恩”擢用孙陵]郭沫若

　　抗战初期，华中重镇武汉一度成为军事文化中心。当时，郭沫若出任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三厅厅长，被授予中将军衔。阳翰笙是郭沫若的多年好友，担任了三厅的主任秘书。著名戏剧家田汉、洪深均在三厅任职，此外，老舍、矛盾、胡风等知名作家也大都在三厅工作，或挂个委员之名，三厅可谓人才济济。他们在那时兼任军委会政治部副部长的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同志指导下，把抗日宣传搞得有声有色，轰轰烈烈。
　　武汉抗战时期，孙陵出人意外地当上了郭沫若的机要秘书，进出相随。他天天夹一只鼓囊囊的公文皮包，佩戴中校军衔，威风十足。平日郭沫若手边的文件、信函、电文等均交由他处理，接待客人，拆阅信件、复信，考核人事……都由孙陵办理。整天忙得不可开交的郭厅长甚至把私人图章都交给了孙陵。相比之下，主任秘书阳翰笙倒清闲了不少。郭沫若如此信任倚重孙陵，说来是有缘故的。
　　孙陵，黑龙江人，1912年出生于一个富裕的农家。“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孙陵逃到了上海，住进租界区内靠四马路(今福州路)的亭子间。那时他常给《申报》《新闻报》《光明》半月刊等报刊写稿，小说、散文、随笔、乃至白话新诗，什么都写。1935年底，他通过向亲友集资，在上海办了一家出版社，选择出版一些有销路又不担风险的书稿，居然赚了些钱，站稳了脚跟。其时，流亡于日本的郭沫若，与日籍妻子安娜和三个孩子过着平民生活。这位1927年4月在汉口发表过《请看今日之蒋介石》等文章而被迫流亡日本、受到南京国民党政府明令通缉的革命者，在日本也受到警察的监视。不言而喻，他的书稿、译著也就很难在日本和国内出版，他入不敷出，度日维艰。郭沫若有一部译稿压在上海的东方书局已好几年了，他迫不得已，写信托请在上海的一位创造社朋友务必设法另找出版社，“变些现钱，以解燃眉之急”。这位热心的朋友几经周折后找到了孙陵，并试探性地问孙能不能帮点忙。孙陵一直很仰慕郭沫若的大名，也知道他的处境，当下感到脸上很有面子，慨然表示：可以先拜读一下书稿，再作定夺，一定尽力而为。待他读了译稿的提纲和序言后，就判断眼下如出版，十之八九销路成问题，极可能亏本。他遂向那位创造社的作家表示：可先留下书稿，出版等待时机，至于稿酬，他出于急人所难，立即支付500大洋，并立马办理汇票汇给远在日本的郭沫若。半个月后，郭沫若收到了这笔在当时数目不算少的钱，犹如“久旱逢甘露”，令他喜不自胜，还了些债，沽油买米，妥加安排生活，又去典当铺赎回了两件皮领大衣。足足有一年，郭沫若夫妇未再为生活衣食而发愁。
　　1937年“八一三”淞沪战争打响后，孙陵关闭了自己的小出版社，随同罗荪、白朗等东北流亡作家逃往南京，两个月后，他们又结伴搭江轮溯长江而上，来到武汉。置身于全民奋起抗战的滔滔浪潮里，每个热血青年都充满了报国激情，渴望多为神圣的抗战事业做点贡献。孙陵也不例外。他给郭沫若写了封信，讲到他已到武汉，问能不能到三厅干些力所能及的工作。几天后，郭沫若就派阳翰笙找到孙陵，说郭先生已决定聘请他当机要秘书，并要他在两日内去昙华林报到。孙陵的骤然受重用在武汉文化界引起过种种猜测和议论，但除了孙陵的好友陈纪莹教授及夫人凌淑华等极少数人外，人们大多不知道其中的郭氏“报恩”内幕。
　　(摘自《人民政协报》2010.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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