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国富到民富:是否可能与如何可能|国富与民富辩论赛

　　备受关注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已经闭幕。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了今后五年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全会指出，“顺应各族人民过上更好生活新期待，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深化改革开放，保障和改善民生”。
　　国家发改委副秘书长杨伟民表示，“十二五”规划与此前的规划有着本质差别，过去的规划追求“国强”，“十二五”规划则追求“民富”。“十二五”规划政策的着力点应该转到把提高居民收入、缩小贫富差距、富裕人民群众作为全新思路和战略。“国富”到“民富”的转变成为公众关注十七届五中全会的最大亮点。
　　在“十二五”(2011～2015年)规划正在制定之际，强调从国富到民富，现实价值不容小觑。诚如报道所称：此时将“民富”放在重要位置，是执政理念的进步，是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缩小贫富、区域差距，提高国家发展质量的战略转变。其实，近年来，坊间一直在呼吁还富于民、藏富于民，如今，欣见从国富到民富已经进入流程。
　　
　　国富民并不富的现实
　　当前，国富确实已是现实。今年第二季度，我国GDP达到 1.33万亿美元，已经超过日本，雄踞世界第二；去年我国外汇储备高达2.399万亿美元，昂然全球领先。
　　国富业已达到，民富能否呈现？
　　自1995年到2007年的12年里，政府财政税收年均增长16%，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8%，农民的纯收入年均增长6.2%。显然，国家财税收入速度递增，远高于GDP和民众收入增幅。难怪坊间经常有人埋怨，工资涨得像眉毛一样慢，物价蹿得像头发一样快。
　　近年来尽管公民收入在不断提升，但增幅占GDP比率却偏低。数字显示，在2004至2009年期间，尽管我国职工工资每年都上涨了15%，但居民的整体收入增长仍跟不上近10年GDP的10%增速；中华全国总工会集体合同部部长张建国就曾指出，我国居民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22年间下降了近20个百分点，而资本报酬占GDP的比重却飙升了20个百分点；另一面，贫富落差急剧扩大，基尼系数已由1978年前的0.18左右上升至现在的0.48，已大大迈过国际通行的0.4警戒线。
　　和高速增长的GDP相比，房价一路疯涨，教育、医疗收费居高不下。自来水、天然气涨价，成品油涨多降少，居民用电阶梯式改革，CPI指数不断攀升……一片涨声中，通胀压力显现，货币购买力缩水，有的民众的生活水平不升反降。既然GDP在持续快速发展，国库比较充盈，出台政策平抑物价，拿出资金补贴民众，减轻物价上涨给民众的压力，就是还富于民的重要路径。
　　有一种观点认为，财富集中于政府手中，便于政府打造民生工程，建立民生政府，事实上这不全面。经济学家陈志武曾经作过一番比较：财政部长谢旭人曾经说过，2007年政府在直接涉及老百姓的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就业福利上的开支，总共约6000亿元，相当于财政总开支的15%，为全年GDP的2.4%，这笔钱分到13亿人身上，人均461元，相当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3%。但是，在没有国有资产的美国，去年在同样三项上的开支约为15000亿美元，相当于联邦政府总开支的61%，为美国GDP的11.5%，分到3亿美国人身上，人均5000美元，相当于美国人均可支配收入的18%。由此，我们得出结论，即使政府财政收入没有增加，也可以增大对民生投入的比重，这两者并不矛盾。进一步说，政府财政收入增加，是否就等于会自动加大对民生的投入比重？未必！近年来，“三公”消费一直居高不下即是佐证。
　　
　　温家宝提出分好“蛋糕”
　　经过改革开放30年的高速发展，中国解决民生问题有了物质基础，此时将“民富”放在重要位置，中共的执政理念又向前迈了一大步。
　　有学者评论，“民富”目标的提出，意味着国家将完善收入分配格局提升到更重要的战略高度，从长远看，这是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缩小贫富、区域差距，提高国家发展质量的战略转变。从短期看，扩大内需首先就需要增加百姓收入，“提高富裕程度，完善保障机制，才能有效提升购买力，从而促消费、扩内需”。
　　 事实上，“民富”的提出早有端倪。温家宝总理在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回答中外记者提问时说道，“一个国家的财政史是惊心动魄的。如果你读它，会从中看到不仅是经济的发展，而且是社会的结构和公平正义……我们不仅要通过发展经济，把社会财富这个‘蛋糕’做大，也要通过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把‘蛋糕’分好。”
　　如何切好这块蛋糕，考验执政理念和执政水平。
　　近年来中国社会公平正义的问题越来越突出。公众收入的增长远远跑不过政府财政的增长，贫富差距越来越明显，健全市场配置资源机制、加快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成为当务之急。
　　“事实表明，有关民主、民生内容的多少，同社会公众的关注程度成正比。由此，再次证明人民是讲求实际的，党的决策也必须是求真务实，才能受到人民拥护。” 中央党校资深党建专家叶笃初说。
　　
　　国富民富，国企应担更多责任
　　54岁的王建华在一家国有金融机构总部担任部门经理。用她的话说，能在国企中层任职，待遇上“好事落不下”。
　　王经理的收入构成有两部分：一是工资条上的年薪收入，包括工资、月奖和年终奖。年终奖和企业当年效益挂钩，这个“大红包”占年薪收入的50%以上。二是各种福利补贴，包括每年5万元左右的养老保险，含社会保险和企业年金；每年7万多元的住房补贴和公积金；每月的车费补贴和汽油补贴2000元；每年报销社保以外的各种保健医药费单据5000元；图书卡、旅游费约2万元。
　　事实上，单位给王建华的福利还有两大块：一是住房，公司分给她一套100多平方米的福利房；此外，在国内大城市房价尚未进入“万元时代”之前，高收入的她已占先机，购置了好几套商品房，如今固定资产相当可观。二是子女就业，她的女儿大学毕业后，也在金融口工作。“人脉资源是一种财富。”王建华坦言，如果不是在国有金融企业任职，平时能帮别人办点事儿，孩子找工作不一定能这么顺当。
　　住房、医疗、子女教育、养老，这些对普通百姓堪称“老大难”的问题，对王建华来说，依赖国有垄断行业的高福利，纷纷迎刃而解。
　　王建华说：“工资高得不符合国情，其实我心里并不踏实。”
　　近年国企涌动降薪潮，公司管理层压力也挺大，开了好几次会研究降薪问题。可偏偏公司这两年效益不错，一说减薪，中层以下都反对。你降，别的公司不降，现在金融业人才竞争这么厉害，企业人心不稳啊。所以研究了三番五次都是雷声大雨点小，降不下来。“去年年底发奖金前，大家还议论纷纷，担心收入缩水。可奖金到账后私下里比比看，除了高管们适当调低工资，中层以下的收入基本上不受影响，好多人还‘明降暗升’了呢。”王建华说，去年她的税后年薪约有70万元。
　　王建华的情况不是个案。垄断行业的高收入是否合情合理？这些行业的利润和薪酬标准是否源于正当的市场抉择？与之相关的人员录用、干部擢升制度是否公正公平？
　　保障和改善民生，需要建立和完善覆盖城乡、可持续和均衡化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公共财政保障能力。在这当中，国企作为家中的“老大”，理应付出第一贡献，通过分红，为公共财政输入源源不断的可支配财力。
　　国企红利分配问题由来已久，成为公众关注的一大热点。亚洲开发银行此前发布的《2010亚洲发展展望更新》中表示，财政政策在促进中国经济转变发展方式方面可以发挥重要作用，建议通过再分配将国有企业利润更多地用于社会开支。此前全国工商联公布“2010中国民营企业500家”榜单，中国500家最大的民营企业的利润加起来还不如中石油和中移动这两家最能赚钱的国企。这足以说明国企分红在来源上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国企红利让全民共享，不仅仅应“十二五”保障和改善民生目标的时势所需，更多的是因为国企、国有股权都是国家投资形成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全民都是国企的股东，都应从国家投资收益中得到与国企利润同步的红利与实惠。但由于国企利润没有放进公共财政的大锅，也就很少能分到公共投入与民生建设的碗里。
　　国企红利让全民共享，不能仅靠国企本身的自觉性和“临时性契约”。无论是提高上缴红利的比例，还是国企直接参与民生工程以及利润变身财政的“第三只口袋”，都亟需中央政府明确新的制度，一方面兼顾效率与公平原则，增加国企投资机会，灵活运用市场机制调动国企承担社会责任的积极性，另一方面通过税收、金融、市场准入等手段和国企老总的绩效考核，强化国企的公司治理、提升分红能力，引导和督促国企红利直接向民生领域投入。当然，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就是深化改革，打破垄断格局，调节收入分配，使政策性行业暴利削峰填谷，更多的流向市场和民生领域。总之，国企分红是分好“蛋糕”、推动国富民富、促进社会公平的务实选项。
　　
　　如何实现民富
　　国家发改委有关专家称，当前由于收入分配失衡导致的社会情绪积累，容易让人民群众对我们的基本经济制度产生不信任感，国家层面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必须从战略高度整合社会认识分歧。诚哉斯言！如果实现民富，则可提振民众信心，增加政府的公信力和向心力，彰显制度优势。而在其他方面，如欲拉动内需，欲避免中等收入陷阱等，也需民富。
　　
　　一，尚需财政“割肉”
　　如今是到了政府“打开粮仓”的时候了，并且还得公平、公正、公开地打开“粮仓”。若只有国富而无民富，那再大的一块GDP蛋糕也会被“民意风干”。
　　去年年底有媒体称，全国财政预算在2009年的12月时，有多达两万亿元未花出，随后财政部在一片哗然中，才出来说不会突击花掉这笔钱，但并未细说这笔钱将花于何处。这至少说明，我国的财政份额一直在稳步上升。有人说，财政既然如此有钱，就该重启“托底”工程，尽快实现普通职工工资的“倍增计划”。是的，提升公职人员收入容易，事实上，近年来这已成为现实。但要切财政蛋糕来“托底”中小企业一线工人的收入，那谈何容易？这涉及到相关财税及预算法律、法规的深度调整问题。
　　窃以为，我们不妨政策推动让财政在收入的前端就开始“割肉”。特别是在大多数不具垄断资源的中小企业需要发展或步履维艰时，政府理当有一种公共与时代危机的担当意识，从财税政策上少拿甚至不拿走企业利润。只有政府与企业同甘苦、共患难，才能给企业的生存发展留足政策空间；只有更多的中小企业在创新与发展上稳步前进，才能让企业有充足的条件为一线职工稳步乃至大幅加薪。这需要党的政策及时解答这道命题。
　　
　　二，政府要积极减税
　　还富于民的途径有多种，就目前而言，积极减税也是实现还富于民的一种方式。众所周知，我国税负过高，久为人诟病。比如，目前个税起征点仍嫌过低。新华社《半月谈》杂志曾发表文章指出：政府在制定税收政策时，应该向这方面做得比较好的国家学习，不仅要考虑增加财政收入，还要多为居民着想，从普通人的角度，设身处地思考问题。比如，居民的保险费用可以抵税，医疗费用可以抵税，抚养孩子或赡养老人可以获得减税优惠，甚至贷款买房也可以减税……
　　此外，还需要减中小企业之税。据《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调查发现，目前，向中小企业征收行政事业性收费的部门共有18个，按收费项目分有69个大类，子项目则上千个。不少中小企业倒闭，一大原因正是税负过重。当然，减税只是一个层面，更要从根本上整饬和调整目前的征税政策，让政府提供服务和征税规模成正比。
　　
　　三，加大惠农和公共事业的投入力度
　　要让全民共享“国富”实惠，除了把握分配公平导向、提高劳动所得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以外，有两个具体的工作可做。一是继续加大惠农、扶农力度，保护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帮助他们尽快致富，缩小城乡差距。中央一号文件要求促进农村城镇化已给出了答案，有待地方把惠农、扶农政策坐实。二是加大公共事业的投入力度，补齐公共服务与社会救助短板，提高公共服务与社会救助水平。让低收入群众享受优质公共服务与社会救助，实际上也是在帮助他们分享“民富大蛋糕”。
　　（综合自《成都商报》2010年10月18日，《人民日报》2010年10月14日 ，《中国新闻周刊》 2010年10月15日，《燕赵晚报》2010年10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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