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友兰 [冯友兰宗璞:文坛父女的痴心人生]

　　北京大学燕南园五十七号院，冯家的三松堂。哲学大师冯友兰在这里完成了多部皇皇巨著，当代著名女作家、其女宗璞也正自这里为世人知。 　　冯友兰留有三史（《中国哲学史》、《中国哲学简史》、《中国哲学史新编》）和贞元六书（《新理学》、《新世训》、《新事论》、《新原人》、《新原道》、《新知言》），宗璞创作了《红豆》、《弦上的梦》、《三生石》、《野葫芦引》、《紫藤萝瀑布》、《泥沼中的头颅》、《花的话》等经典作品。
　　父女二人分别在哲学和文学领域，各领风骚几十年。
　　
　　哲学大师，呆若木鸡
　　
　　1895年12月4日，冯友兰出生在河南省唐河县祁仪镇的一户书香之家。父亲是清光绪戊戌科进士，后被派到崇阳做了县令，一家人都随父亲来到了崇阳。
　　父亲为官清廉，深受当地百姓爱戴。可惜好景不长，不几年，父亲病故在任上，一家人的生活顿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母亲开明坚强，带着一家人又回到老家唐河。
　　回到老家，安顿好一应事情，母亲第一件事就是安排冯友兰兄弟们的学习，她虽文化不多，却深明大理，牢记冯友兰父亲的话，无论学什么学问，都要先将中文底子打好。于是，她和冯友兰的叔伯们商量后，请了个先生到家里，专教孩子们国学。
　　冯友兰自小聪明且勇敢，九岁时，有一天他在路上遇到一个傲慢的洋人，带着一条大狼狗，逢人就咬。冯友兰的腿也被它咬了一口，伤虽不碍事，但冯友兰却不愿受此窝囊气，小小的他拉住那个洋人理论。洋人见他是个小孩子，随手拿出几毛钱便想打发他走。冯友兰哪肯就此罢休，义正词严地警告道：你的狗乱咬人就不行！你必须赔礼道歉！最后洋人拗不过他，只好道了歉，灰溜溜地离开了，临走时还感慨道：“中国的小孩真难对付！”围观众人见此，无不鼓掌称赞。
　　母亲供他读书是明智的。冯友兰很争气，1915年考入北京大学学习哲学，1919年赴美国留学，1924年获得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并先后任中州大学、广东大学、燕京大学教授，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兼哲学系主任，西南联大哲学系教授兼文学院院长。1952年以后，一直担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冯友兰的学识，深受各方看重。早年留学美国时，他曾是蒋介石的座上客，新中国成立后，又多次受到毛泽东的召见。虽为一代名流，冯友兰却为人谦逊，并无半点架子。
　　1909年，他在唐河老家读书时，和一个叫楚冠卿的同学关系要好，冯友兰当时十四岁，楚冠卿八岁，二人常以哥弟相称，一起学习生活，不分彼此。后来，冯友兰在美国获博士学位归国，在清华大学任教。楚冠卿有一次带着儿子楚有义去拜访冯友兰，一别数年，面对颇有成绩的童年好友，楚冠卿满怀敬意地称冯友兰为“冯先生”，吓得冯友兰忙拦住他道：“冠卿，千万别这样叫，还是叫我为书童吧！别忘了，咱们在竹林寺读书时，我还为你倒过便壶呢，因为我说倒便壶是书童才做的事，所以那时你常叫我书童。”后来楚冠卿和冯友兰一直保持着这份真诚的友情，还在一起进行学术研讨多年，并合著了《伦理与哲学》一书。
　　对朋友如此，对乡亲们更是如此。20世纪40年代，冯友兰回唐河祁仪镇老家探亲。听说令祁仪镇骄傲的大博士回来了，几百号乡亲自发跑到几里外迎接他。好不容易看到了冯友兰的马车赶了过来，不想上前一看，马车里却是空的。原来，冯友兰不想惊动乡亲，离祁仪还有十几里远时，便下了马车，步行回到了家里。没接到冯友兰，乡亲们深感失望。但冯友兰接下来的举动却又让乡亲们感动不已，冯友兰回家后，开始逐家挨户地登门拜访这些阔别二十多年的乡亲。
　　但他为人处世却又总显出一股读书人的“呆”气。1945年，冯友兰的母亲去世，他回家奔丧，自然少不了迎来送往的应酬。达官贵人来家里拜望，他不迎不送，倒是那些平平常常的旧亲老友来，他都恭敬地送到大门之外。
　　这份“呆”气在做学问时，就更加突出了。抗战初期，西南联大的几名教师坐车从长沙往昆明去，经过镇南关的城门时，司机警告大家：“要过城门了，不要把手放到窗外。”别人都照办，只有冯友兰将手伸在窗外，开始思考司机的话：放和不放的区别何在？其普遍意义和特殊意义何在？还没有思考完，手臂就触到城墙上骨折了。这件事成了西南联大的一件笑谈，被当时的几位老先生传了很多年。
　　“文革”时，冯友兰家的房子被人占了，一家人挤在一个小屋子里，有一次，家里难得包了一次饺子，准备改善改善生活。然而煮饺子时，怎么也找不着那盘放在一个凳子上的饺子了。找来找去，却发现冯友兰正浑然不觉地坐在饺子上面思考哲学问题呢。
　　由于冯友兰钻研学问时太过专心，常常闹出笑话，就自我解嘲为“呆若木鸡”。
　　但冯友兰这份认真却不能不让人肃然起敬。所谓“慧心者多口吃”吧，他还有口吃的毛病，在清华大学里，这口吃的毛病和他的哲学成就一样闻名。据说，冯友兰念墨索里尼的时候，口里必“摸索摸索摸索”半天。他刚从美国回来时，在清华大学开了“古代哲人的人生修养方法”一课，刚开始有四五百人挤着来听，后来变成百余人，再后来只余下二三十人，一个月过后，竟然只有四五个人来听讲了。因为他说话实在让同学们听来费劲，仅一句“学而时习之”的“而”，在他口里便要被重复一分多钟，成为笑谈。
　　虽然如此，但冯友兰的演讲却在当时是非常有名的，诺贝尔奖得主杨振宁曾回忆说，当时他虽不是哲学系的学生，却常常慕名去听冯友兰的演讲。口吃的人演讲本来是极不容易成功的，但冯友兰却将口吃变成了他的优势，每当口吃时，他都会停顿一下，这样一停顿，反而给了听众们一个思考他接下来讲什么的机会。更重要的是，因为口吃，他的演讲往往是简要而精辟的，所以到后来，越来越多的学生喜欢上了他的讲座。
　　
　　名门闺秀，蕙质兰心
　　
　　1928年，冯友兰喜添一女，取名冯宗璞。
　　生而为哲学大师之女，宗璞受到最多熏陶的自然便是书香。冯友兰平常没什么休闲娱乐，家里从来就没有过麻将、扑克之类的玩物，他唯一的爱好便是读书。自然而然地，宗璞从小就养成了读书的习惯。
　　很小的时候，冯友兰便让宗璞背诵《古诗十九首》和唐诗。作为这样的书香门第，冯家的教育方式也与别人不同，有一次，宗璞与小朋友吵架了，冯友兰既不批评她，也不给她讲大道理，只是拿出一本白居易的《百炼镜》让她背，“百炼镜，?范非常规，日辰处所灵且祗。江心波上舟中铸，五月五日日午时。琼粉金膏磨莹已，化为一片秋潭水……”背着背着，宗璞便不再生气了，主动跑去和小朋友重归于好。
　　1938年，为避战火，年仅十岁的宗璞随父母到了昆明的西南联大，在这里一待就是八年，留下了很多难忘的记忆。那时候，他们家离当时的北大文科研究所很近，所以少年宗璞每天都去那里看书，不管哲学还是自然科学，无所不看。冯友兰对女儿的博览群书从不加以限制和指导，他认为：书读百遍，其义自见。
　　十五岁那年，读中学的宗璞曾与同学们一起到滇池露营，回家后她把这段经历写成了一篇散文，刊登在杂志上。这是她发表的第一篇作品。从此宗璞的创作激情一发不可收，她不断有文章在报刊上发表，被大家称为小作家。对于宗璞的这些表现，冯友兰一方面感到高兴，另一方面却又担心宗璞聪明有余，学力不足。后来，他曾为宗璞写过一句话：“一个伟大的作家必须既有很高的聪明，又有过人的学力。杜甫说自己‘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上一句说的是他的学力，下一句说的是他的聪明，二者都有，才能写出他惊人的诗篇。”以此来告诫宗璞。
　　冯友兰虽是哲学家，文学方面却很有天赋，所写的旧诗及文学见解，极具独到之处。平时严肃的冯友兰，还常能给宗璞讲一些有趣的哲理笑话，比如他讲的柏拉图买面包的故事，说柏拉图有一次差人去买面包，店老板问：是讲抽象的柏拉图买面包吗？得到肯定后，店老板讽刺道：“我们只有这个面包、那个面包，没有抽象的‘面包’。”于是柏拉图饿死了。宗璞哈哈一笑之后，又似有所悟。
　　父亲的启蒙，为宗璞日后的文学创作打下了扎实而深厚的文化基础。
　　不过在生活上，宗璞却觉得做学问的父亲并没有什么“用处”。小时候，她见家里的所有事情，都由母亲一手操持，于是在作文《我的家庭》中写道：“一个家没有母亲是不行的。母亲是春天，是太阳。至于有没有父亲，并不重要。”直到后来长大了，她才慢慢懂得，父母之间这种“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家庭结构，是多么合理，母亲一心操持家务，父亲专心做学问，不必为油盐酱醋费心，一家人各司其职，其乐融融。
　　在这样的情况下，母亲的重要性可想而知，全家人最不能想像的是没有母亲该怎么办。宗璞的母亲任载坤毕业于北京女子师范学校，知书达理，温良敦厚，默默地为家庭付出着，一生无怨。有一次宗璞的母亲生病住院了几天，冯友兰便不能适应，不停地感慨：“没有你娘，这房子太空！”
　　在昆明的时候，冯家其实很贫困，抗战后期的通货膨胀使钱没有了价值，一个月几百万的工资，用不了半个月。为了生存，联大的教师们组织了一个合作社，公开卖文、字、图章，赚些生活之资。冯友兰也写了些字卖，生意却极不好，从未开张过。没办法，任载坤放下面子，在院子里摆了个油锅炸麻花卖，靠着她的精打细算，总算熬过了那些苦日子。
　　母亲可以说是一家人生活的支柱。1977年，任载坤突然吐血，送到医院后，昏迷中的任载坤还在交代：“要挤水，要挤水。”宗璞忙问她挤什么水，她说，白菜做馅要挤水。听到这样的话，宗璞再也忍不住了，眼泪哗一下就流了下来。
　　母亲去世后，宗璞成了父亲的秘书、管家、门房、护士、跑堂，服侍着父亲，数十年如一日，尽心尽力，支持父亲完成巨著。
　　冯友兰写过一首诗：“早岁读书赖慈母，中年事业有贤妻。晚来又得女儿孝，扶我云天万里飞。”字字句句都是人间至情。
　　在父亲的影响下，宗璞承继的不仅仅是日后文学创作的积淀，更是一种执著的写作精神。读过冯友兰的作品，再品读宗璞的文章，人们会感受到父女精神品格上惊人的相似：同样的坚韧，同样的历经沧桑后的旷达。
　　宗璞1951年从清华大学外语系毕业后，先后在中国文联、《文艺报》、《世界文学》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工作。她从1974年开始发表小说，著有长篇小说《野葫芦引》（一二卷），中篇小说《三生石》，短篇小说《红豆》、《鲁鲁》、《我是谁》等，散文集《宗璞散文选集》、《铁箫人语》、《三松堂漫记》、《风雨缀墨》、《水仙辞》等。
　　《红豆》是宗璞的成名作，但也因为这篇文章她挨过批判。她的散文自成一家，从她的文字中，读者读到的是真善美和一种处于高天阔地、悠悠伫立的灵魂。王蒙这样评价宗璞：能够把童话写成散文诗而不去靠拢民间故事的作家，除了安徒生外，只有宗璞。
　　著名文学评论家李子云曾借用古人的“兰气息，玉精神”六字来评论宗璞，可谓传神。
　　
　　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1975年到1990年，在双目基本失明的情况下，冯友兰完成了一百五十万字的《中国哲学史新编》。
　　在冯友兰人生的最后几年里，常常因为发病被送进医院。宗璞一直都全心地陪在他身边。有一次，宗璞刚为冯友兰掖好被角准备离开，冯友兰忽然疲倦地说：“小女，你太累了！”“小女”是宗璞的乳名，几十年不曾有人叫过，忽然被父亲叫起，宗璞强忍着泪水道：“我不累。”比起对父亲的担心和不安，这点累哪能放在宗璞心上！
　　一次次送进医院，一次次转危为安。有一次病危住院后，冯友兰突然对宗璞说：“庄子说过，生为附赘悬疣，死为决疣溃痈。孔子说过，朝闻道，夕死可矣。张横渠又说，存，吾顺事，殁，吾宁也。我现在是事情没有做完，所以还要治病。等书写完了，再生病就不必治了。”听完这话，宗璞心酸不已，安慰他一番后，匆匆走出病房，泪如泉涌。
　　只要一口气在，冯友兰就不间断地写他的《中国哲学史新编》。宗璞既盼着他快点写完，又怕他写完，少了寄托。书终于写完了，宗璞和亲友们都提醒他，还有一本《余生札记》没写呢。可惜冯友兰再也无力支撑九十五岁的病躯了，于1990年11月26日，离开了这个他一直不停地思索的世界。他临终前的一句话是：“中国哲学将来要大放光彩!”
　　历史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从1985年到2000年，同样在三松堂冯友兰的书房里，同样在双目基本失明的情况下，同样花了十五年的时间，同样用口授的方式，宗璞写完了一百万字的长篇小说《野葫芦引》（一、二卷）。
　　这一生，她看得最重要的，一是写作，二是父亲的名誉。相同的经历，使宗璞更加懂得了父亲。
　　因为从小体弱多病，宗璞做过各种各样的手术，还因此得了个不好听的绰号：“挨千刀的”。《野葫芦引》第二卷《东藏记》的写作开始没多久，她的视网膜脱落，做过手术后虽不至于失明，但是左眼仅有0.3的视力，右眼几乎看不见东西，加上左手时常麻木痉挛，她已经无法长时间阅读和用笔写作。
　　虽然如此，但宗璞对写作的热情不减，不能执笔写就用口述的方式，由助手记完一段再念给她听，一节完成再打印出来给她慢慢看。就是在如此艰难的情况下，她一点一滴地完成了线索纷繁、人物众多的《东藏记》。她自嘲道：我的写作就像一只很小的蚂蚁，认真努力地在搬沙，衔一粒，再衔一粒，终于堆起一座小沙丘。
　　做第三次手术的时候，宗璞极其恐惧，她害怕变成盲人，害怕以后再也无法写作。就在这个时候，她似乎模模糊糊地看到父亲的身影向她走来，对她说：“不要怕，我做完了我要做的事，你也会的。”一下子，宗璞变得坚定起来，她坐在父亲坐了三十三年的书房里，对自己说：“无论是否成为盲人，我都会这样坐下去。”
　　2009年，八十一岁的宗璞拖着病躯终于写完了《野葫芦引》第三卷《西征记》，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再创文坛奇迹。
　　“人道是锦心绣口，怎知我从来病骨难承受。兵戈沸处同国忧。覆雨翻云，不甘低首，托破钵随缘走。悠悠！造几座海市蜃楼，饮几杯糊涂酒。痴心肠要在葫芦里装宇宙，只且将一支秃笔长相守。”这是宗璞自述生平时的一篇游戏之作，但字字句句却透露出了她创作时的艰辛和执著。■
　　（责任编辑/金 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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