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斯特罗姆:诺贝尔经济学奖首位女得主] 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本届“诺奖”冷门迭出,“黑马”摘取 　　经济学奖桂冠 　　 　　每年10月初,是举世瞩目的诺贝尔奖的颁奖时间。近年,诺贝尔文学奖的评选结果常常爆出冷门,人们似乎已见怪不怪。但到了2009年,几个奖项竟然接二连三爆起冷门来。10月8日揭晓的当年文学奖依旧沿袭了这一“传统”,其得主是一位名气非常小,甚至大多数人没听说过的德国女作家赫塔?米勒。紧接着,冷门再现,和平奖授予上台不满一年的美国总统奥巴马,又带来不小的争议。
　　2009年10月12日晚7时,诺贝尔奖最后一个奖项――经济学奖开出。在这最后关头,评委们依然我行我素,延续了本届诺贝尔奖“冷门到底”的风格――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将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美国经济学家、印第安纳大学女教授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奥利弗?伊顿?威廉姆森,以表彰他们对经济管理行为的卓越分析,尤其是奥斯特罗姆对公共经济管理行为的贡献和威廉姆森对企业边界经济管理的分析。至此,奥斯特罗姆成为历史上第一个冲进诺贝尔经济学奖这个“男人俱乐部”的女性。此前,对她的名字,不仅媒体,就连许多经济学家都感到陌生。在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揭晓前,从路透社到哈佛大学甚至英国热门博彩公司的竞猜中,这个名字从未出现过。
　　
　　早年人生经验为其学术思想
　　埋下“伏笔”
　　
　　虽然奥斯特罗姆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出乎一些人的意料,但这位不久前刚刚度过七十六岁生日的女教授却是一位在诸多领域都享有很高学术声誉的大师级人物。她是美国著名政治学家、政治经济学家、行政学家和政策分析学家,美国公共选择学派的创始人之一,其人生及学术经历颇有故事性。
　　奥斯特罗姆1933年8月7日出生在美国太平洋沿岸第一大城、西部重镇洛杉矶的一个殷实的中产阶级家庭。奥斯特罗姆的童年时期,正赶上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在经济衰退年代成长的她,真切地经历了经济衰退所引发的资源大战。当时的洛杉矶,自来水都是昂贵的商品,这使她对“水”这类公共产品有了深刻印象。“我妈妈有一个果实累累,引以为傲的菜园。”她在成年之后回忆说,“我也从中学会了如何种植和罐藏蔬菜。这些难忘的经历是城市里的小孩子从未经历过的。”这些经历使奥斯特罗姆明白了一个道理,那就是,当面临资源问题时,为了普罗大众的利益,广大民众是能够携手合作的。可以说,这一早期的人生经历已为奥斯特罗姆日后学术思想的形成积累了素材。
　　在一个人的成长过程中,影响其发展的因素是多种多样的。绝大多数人往往从自身的优势中得到助益,但也有人能够因势利导,将自身的劣势进行转化,变为激励自己进取、成功的动力。奥斯特罗姆的人生历程中就有活生生的例证。上中学时,奥斯特罗姆有一个显而易见的缺点――口吃,为此她曾受到别人的嘲笑。她决心通过努力弥补这一缺憾。于是,进高中后她报名参加了演讲队。不过,首次上台参加诗歌朗诵她却遭遇失败,结结巴巴的发音让她出了大“洋相”。但奥斯特罗姆是个不服输的女孩。为了克服语言障碍,她每天都利用课余时间勤学苦练。没过多长时间,她不仅改掉了口吃毛病,还成为队中辩论和即兴演讲的高手。奥斯特罗姆特别擅长辩论政策问题。当年,她曾在家中通过电视观看约瑟夫?麦卡锡的听证会,并因见解不同而与妈妈展开激烈辩论。高中阶段的经历也让奥斯特罗姆对政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后来,在她入读洛杉矶的加利福尼亚大学选择本科专业时,她决定发挥自己的长处,攻读政治学。
　　1954年学士毕业后,奥斯特罗姆移居波士顿,在当地一所律师事务所担任助理人事经理。在那儿工作期间,奥斯特罗姆初步展示了她对各种族、各阶层人员一视同仁的观念和良好的组织协调能力。在她刚就职时,事务所的所有工作人员都是白种人,不是新教徒就是天主教徒。但当她离职时,办公室里有了多个少数民族和不同宗教信仰的人。“我并没有用尽各种方法团结各族人民,”她说,“我只觉得自己令事务所有所改变而已。”
　　在波士顿工作三年后,奥斯特罗姆重回其诞生地,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从事人力资源工作。她不满足于停留在本科知识水平上,又利用工作之余向更高层次攀登。“我决定每一学期选修一门课程,以获得公共管理专业的硕士学位,” 她说,“我被这一专业深深吸引住了,那些课程非常有趣。最终,在女人不读研究生的时代,我选择了放弃我的全职工作,重返校园读研究生。”
　　获得硕士学位后,她再接再厉,继续进取,于1965年获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政治学博士学位。
　　在收获知识的同时,奥斯特罗姆还收获了爱情。读研期间,她结识了她未来的丈夫、与她志趣相投的青年政治学家文森特?奥斯特罗姆。相恋几年之后,两人结为伉俪。
　　
　　“诺奖”得主是如何炼成的
　　
　　奥斯特罗姆是一位跨多个学科领域的专家。本来她最擅长的是政治专业,但对经济学也知之甚多。当年奥斯特罗姆在加州大学读本科时,曾花了大量的时间涉猎经济学方面的书籍。上大三那年,她曾兼任一年时间的助教,帮教授批改新生的经济学考试卷子,从中学到了很多经济学基础知识。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她又选修了经济学的辅学位。这些经历,对她后来将政治决策分析与经济学理论相结合、进行跨学科的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65年,在获得政治学博士学位后,奥斯特罗姆和丈夫文森特先后进入美国印第安纳大学任教。奥斯特罗姆在印第安纳大学所从事的首批研究项目是关于城市资源方面的合作研究,其中之一就是研究城市中重要性有如水资源的警察。奥斯特罗姆通过结合东方管理模式、官方记录和创新的实地研究方式采集数据,显示出她对资源管理这一更广泛议题的专注。她深信,其他社会学科的概念,如经济学,应该应用到政治学理论当中。在长期的教学与研究过程中,为了获得相关实证资料,帮助人们解决诸如水资源、森林资源和其他公共事务问题,奥斯特罗姆经常处于紧张忙碌、风尘仆仆的状态中。她曾去国际警察局长协会、法律执行协助管理部门、国家公共管理学院、国家犯罪正义标准和目标咨询委员会、国家州长协会、国家科学基金会等相关部门工作。为了得到具有广泛代表性的数据,奥斯特罗姆的足迹遍及全世界,从尼泊尔到非洲很多国家都曾出现过她的身影。在研究公共资源的过程中,奥斯特罗姆还运用了涉及多学科、多领域的综合方法,年过古稀的她甚至还能应用远程卫星传感技术进行研究,更彰显了这位女教授的多才多艺。
　　进入印第安纳大学之初,奥斯特罗姆和丈夫就曾商议筹划建立跨学科的研究机构。当时,许多现代化大学的学科研究中心并不允许研究人员进行有效的跨学科交流,但奥斯特罗姆夫妇决心突破这一限制,开辟一条新路。他们努力尝试,并取得成功,最终成为学校的传奇人物。
　　为了提供一个交叉学科讨论交流的平台,1969年,奥斯特罗姆开始举办每周一次的非正式研讨会(每周一中午开会),讨论涉及政治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的论题和开设一个交流思想的论坛。在接下来的几年里,随着出席研讨会人数的增多,夫妇二人认为,他们的研讨会应该扩大规模。1973年,他们在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建立了“政治理论和政策分析研究所”,试图打破学科界限,运用政治学、经济学、人类学和社会学等多学科的理论与实践研究公共政策,并以此为基础,自主治理,资助和帮助发展中国家学者的研究,建立国际性的研究网络。在他们的精心策划和组织下,研究所很快突破了它原来的目标。博士后、研究生和本科生在良好的研究氛围中对跨学科研究越来越感兴趣,好奇的人们也慕名而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奥斯特罗姆夫妇建立的研究所在国际政治学界、行政学界以及经济学界产生了较大影响,并逐渐走向国际舞台,他们建立的多中心研究网络也遍及世界各国。
　　奥斯特罗姆是公共资源研究方面具有领先地位的学者。她的研究,强调人类和生态系统如何相互影响,从而提供可持续的长期使用资源的方式。
　　诺奖评审委员会认为:奥斯特罗姆对经济治理研究做出的分析,使经济管理学从“边缘”进入到“前沿”,通过开创性地将经济学、人类学、政治学等学科结合一起,打开了制度经济学和公共决策研究的新视角。
　　作为一个著述甚丰、成就卓著的大学者,奥斯特罗姆却没有丝毫的骄矜与张扬。单从外表看,这位笑眼弯弯、嗓音柔和的女教授就像是一位慈祥的老奶奶。她为人极其低调,过着非常平静的生活。在同事和朋友眼中,奥斯特罗姆是女性的卓越典范。她非常优雅,而且乐于助人,对待身边的人就像家人,不论事情大小,她都会给予帮助。在得知自己获奖后,她将这一成就归功于同事的集体努力,表示不会将奖金用于个人目的,而是希望用来资助美国和中国等国家优秀的学者与研究人员进行政治理论、政策分析等项目的研究。
　　目前,奥斯特罗姆是印第安纳大学政治学系阿瑟?本特利讲座教授,该校政治理论与政策分析研究所共同所长,制度、人口与环境变迁研究中心共同主任。尽管已年逾古稀,奥斯特罗姆依然精神抖擞,孜孜不倦地从事教学和研究,与学科前沿保持着沟通。
　　
　　她有着浓厚的中国情结
　　
　　虽然中国公众对这位诺贝尔经济学奖首位女得主可能比较陌生,但在中国学术界,奥斯特罗姆早已不是一个陌生的名字,她还是许多中国学者的好朋友。
　　奥斯特罗姆夫妇有着浓厚的中国情结,两人都十分崇尚中国文化,甚至都有自己的中文名字。奥斯特罗姆的中文名字叫“欧玲”,她的丈夫文森特则叫“欧文森”。文森特曾在香港教书,他在那儿待了很久,是个标准的中国迷,非常崇拜孔子。
　　奥斯特罗姆曾三度来华。1997年她和丈夫访问了杭州大学和中国社科院政治学所,中国美丽的景色给她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2007年他们再次来到北京。2009年8月,奥斯特罗姆第三次来到北京,访问了中国人民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游览了长城和十三陵,并与刚成立的北京奥斯特罗姆学友会成员联欢,还与他们一起庆祝了自己的七十六岁生日。当天,奥斯特罗姆与她的中国朋友们一起到麦乐迪过生日。参加联欢的人每人都有一件特制的T恤,上面写着给她的祝福语,气氛热烈、温馨,让她感到十分开心。
　　2003年,奥斯特罗姆受聘于中国人民大学,任客座教授。目前,中国人民大学与奥斯特罗姆保持良好的学术交流和合作关系,每年都有二到三名中国学者和学生到其创办的研究所进行为期一年的访问学习,系统学习其宏观和微观研究理论和方法。
　　奥斯特罗姆非常关心中国,她觉得中国是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国家之一,中国文明很有发展潜力,将为世界文明的发展作出重大贡献。
　　奥斯特罗姆夫妇与中国学者保持着十分密切的交流,他们的重要学术著作都翻译成中文。有人曾半开玩笑地说,奥斯特罗姆夫妇的学术思想在美国并非“主流”,但是他们在中国的影响比在美国的影响还要大。■
　　(责任编辑/吕 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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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诺贝尔经济学奖
　　诺贝尔奖原本仅包括物理学奖、化学奖、生理学或医学奖、文学奖、和平奖五项。诺贝尔经济学奖并非诺贝尔遗嘱中提到的五大奖励领域之一。它是由瑞典银行在1968年为纪念诺贝尔而增设的,全称应为“纪念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瑞典银行经济学奖”,通常称为诺贝尔经济学奖。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弗里德曼等人均获得过此奖,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得主为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教授保罗?克鲁格曼。
　　该奖项由瑞典皇家科学院评选。有资格成为诺贝尔经济学奖候选人的为收到经济学奖委员会邀请函及提名表格的人员,任何人都没有资格提名自己。
　　与往年相同,2009年诺贝尔奖每项奖金仍为一千万瑞典克朗(约合一百四十万美元)。按照传统,诺贝尔奖颁奖仪式依然在当年12月10日诺贝尔逝世纪念日这一天举行。除和平奖颁奖仪式在挪威首都奥斯陆举行以外,生理学或医学奖、物理学奖、化学奖、文学奖和经济学奖颁奖仪式都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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