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一介:未名湖畔的哲学名宿]汤一介事不避难2016

　　 哲学家汤一介的祖父汤霖是清光绪年间的进士;父亲是北大前副校长、国学大师汤用彤先生,其著作《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和《魏晋玄学论稿》是研究魏晋玄学与佛学不可不读的经典著作;夫人乐黛云是开创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大家。从小深受父亲影响、家学深厚的汤一介,有着怎样的思想经历和人生历程呢?
　　
　　家学人文风的熏染
　　
　　北京大学校园内,朗润园静谧而祥和,明丽的阳光倾洒在波光粼粼的未名湖上。一幢白色楼房前,笔者摁响了汤一介先生家的门铃。
　　一进门,乐黛云教授热情地招呼我坐下。在这个书房兼客厅的房间里,环壁皆书,汤先生坐在阳光里。他身着绛红色缎面中式上衣,温和中透着刚健。
　　自称以学生教授或教授学生的身份听过汤用彤先生的魏晋玄学课程的季羡林,曾经这样描述汤用彤先生:“不为物累,待人宽厚,处世公正,蔼然仁者,即之也温。”从汤一介先生的身上能找到其父的遗风:温文儒雅,语速从容。但谈起他大半生为之倾心的哲学来就滔滔不绝:“什么是哲学?哲学是追问宇宙人生的根本问题,特别是二者关系的问题。比如印度哲学认为,人之所以为人,是各种因缘和合而成的结果,缘尽消散,宇宙也是因缘和合而成的,也可以消散。各种文化都有不同的表述方式……”
　　汤一介,1927年生于天津,在世代宿儒的大家庭中自由自在地成长,父亲汤用彤虽然是学贯中西的哲学家,对子女的教育却是身教多过言传,且没有过多地逼迫孩子们读书。不过,天资聪颖的汤一介受父亲的影响,早在读高中时便梦想着自己将来能做一个哲学家,“能通过自己的独立思考,探讨一些宇宙人生的根本问题”。
　　20世纪50年代以后,苏联式的教条主义在中国哲学界横行,这种现实距离他哲学家的目标如有渊底云端之杳。汤先生说:“1949年以后的三十年,只有马、恩、列、斯、毛这样的领袖才能称为哲学家,我们只是哲学工作者,只是对领导人的思想进行解释,思想上受到时代的很多约束。上一代人有着深厚的国学基础,对四书五经都是能背诵的。父亲二十岁出国,可以说融通中西。而我们这一代没有打好国学底子,又没有那么长的留学经历,先天后天营养都不足,所以我想大概我也很难成为一个哲学家。”这是汤先生自谦,也是那个时代中国学人共有的缺陷。愤懑之后,汤一介熄灭了哲学家的梦想,自愿或半自愿地做了“哲学工作者”,或者说“马克思主义宣传员”。
　　
　　破冰研究――“今后不能听别人的,得用自己的脑袋考虑问题”
　　
　　1980年,经历了“文革”等政治运动的汤一介恢复了在北大讲课的资格,走过那个没有哲学也没有哲学家的年代,汤一介已经不愿再与政治有任何瓜葛,而是要成为一个思想独立的学者。“从事哲学工作首先要能够自由思想,自由创造,否则,哲学就变成了死哲学。”在很多人心灵滞塞、头脑僵固的时候,汤一介决心突出重围,走出哲学研究的困境。
　　他率先把中国传统哲学作为认识史来思考,综合各家所言,提出了一套中国哲学范畴体系的构想。
　　他继承父亲魏晋玄学的家学,1983年出版了《郭象与魏晋玄学》,打破过去唯心唯物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认为讲哲学历史的时候应着力发掘前一个哲学家解决和留下的问题,找到哲学自身发展的内在逻辑。他提出,并不是说唯心的都是错的、反动的,有些推动历史进程的观点也是唯心主义者提出的。此书虽没有完全摆脱唯心唯物论的束缚,但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算是一个破冰的研究。多年后,汤先生风趣地回忆当时如饥似渴的研究:“失去最有创造力的年华后,就像女人裹过小脚后再把脚放大一样。”
　　1981年春,汤一介在北京大学开选修课《魏晋时期的玄学和佛教、道教》。那是一个对知识渴求的年代,经常座位紧张,学校往往要发听课证才能解决学生抢座的问题。
　　学术的春天来临之后,他收获了金秋的硕果。其《郭象与魏晋玄学》和《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道教》成为研究中国哲学绕不开的著作。
　　1984年,以北大哲学系为核心,学界酝酿筹组了民间性的中国文化书院,汤一介任院长。书院宗旨是“继承并阐扬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促进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梁漱溟、冯友兰、张岱年、季羡林、周一良等七十多位海内外学者被聘为导师。书院没有学科之间的分际,导师也无身份和等级差别,思想开放活跃。
　　书院举办了四届反响巨大的“文化系列讲习班”,还举办了数万学员参加的“中外文化比较研究”函授班,场面蔚为壮观。中国文化书院被公认为20世纪80年代文化热的主要推动力量和具有代表性的一派,对当时的文化启蒙起了比较大的作用。
　　
　　东西对话――留住中华文化根脉,铸造大同社会理想
　　
　　1983年,汤一介赴美在哈佛大学访学半年时间,正赶上第十七届世界哲学大会在加拿大蒙特利尔召开,这次大会首次设立了中国哲学圆桌会议。汤一介赴会,在此遇到了杜维明等一批现代新儒家。当时新儒家,特别是牟宗三有个基本思想,认为儒家的“内圣”可以开发出适应现代民主政治的“外王”之道。汤一介就想,能否从另一个路子思考中国哲学,所以他在会上提出儒学第三期发展的可能性,即用三个命题套西方的真善美:儒家的“天人合一”是真,“知行合一”是善,“情境合一”是美。他认为真善美是人类永恒的追求,儒家的这几个中心理念都没有失去现代意义,而理应有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性。他的发言由杜维明先生翻译之后,全场掌声雷动,经久不息。他清新的立论扣人心弦,把充满思辨气氛的哲学大会推向了高潮。
　　到了20世纪90年代,汤一介开始关注文化问题,这始于他批判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中说的“我认为新世界的冲突的根源,将不再是侧重意识形态或经济,而文化将是截然分隔人类和引起冲突的主要根源”的观点。
　　早已习惯“用自己的脑子来思考问题”的汤一介指出,中国讲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不同的文化可以不同,但可以和谐相处,他用“和而不同”的思想来批判亨廷顿的文化冲突论。
　　怎样实现文化共处呢?汤先生认为唯一的途径就是对话。只有这样才能取得共识,取得互相理解,达到相互尊重。不同民族都面临人类共同的主题:生存、发展、生死、幸福等。所有的问题中又都有各自特殊的观点,比如印度的涅?,西方的天堂,中国的“三不朽”(人虽然要死,如果立德、立功、立言就能不朽)境界。基督教讲博爱;孔子讲仁爱;佛教讲慈悲,与众生同乐同苦。每一种文化里面都有特殊的价值――爱。这种共同的东西就是普世价值。
　　1993年芝加哥世界宗教大会,《全球伦理宣言》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作为金律。普世价值是共性,以此作为基础,沟通起来就容易,不排斥别的文化,自己的特殊价值也就容易被接受。
　　所以,近年汤先生在长期考虑儒家文化的特殊意义的过程中总结了三句话,第一,我们应该坚持自身文化的主体意识,一个没有文化自主性的民族终将被消灭或被同化。费孝通先生曾经提出“文化自觉”,让我们对文化的来源、特点、历史、走向等有个非常清晰的了解,既不能复古也不能全盘西化。第二,认真吸收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成果,特别是西方文化,因为我们正要步入现代化。第三,要寻求不同民族中具有的普世价值意义的资源。每个文化都有一些普世价值,把这些资源整合起来,便于对话和互相尊重。
　　汤一介引用了费孝通的一句话:“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也许这正是他内心最深处的理想。
　　
　　主编《儒藏》――卷帙浩繁之工,筚路蓝缕之举
　　
　　2003年,七十六岁高龄的汤一介先生发起并主持《儒藏》工程,一年间组织二十多所高校两三百位学者投入此项工程,工程第一部分是编纂共有五百本、九千七百多卷、一亿五千万字的《儒藏》精华本,第二部分是将五千部、十亿字的儒家典籍收入《儒藏》大全本。
　　汤先生坦言,之所以提出要编纂《儒藏》,是因为受了一件事的刺激――佛经大部分是我们从印度翻译过来的,但现在中国通用的二十多种佛藏却是日本人编的!原因是他们的本子是“排印本”,有断句,可以全文检索。
　　“这个项目牵扯文史哲、图书馆、考古等专业知识,能干这个活的人并不多。现在做《儒藏》已经有些晚了,做《二十四史》的那批老先生大都已经故去,老专家没剩下几个了,再过十年八年几乎没有了,会出现人才断层。现在做《儒藏》带有抢救性质,一方面要抢救这些老专家的学识,另一方面也要抢救书,还要培养新的人才。
　　“目前儒家典籍多以影印本形式出版,我们也要编写一个排印本,带校勘记、可以全文检索的本子,我希望《儒藏》能成为全世界最权威的范本。”编纂《儒藏》、创建中国解释学是汤先生的夙愿。这两者是紧密相连的。其功德在于,前者将儒家文化精髓系统地保存和收藏,后者是将其进行开发和利用。汤先生说编纂《儒藏》不是为了装点门面,而是为了继往开来,让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并为人们提供可以了解和利用的儒典大文库。■
　　(责任编辑/金 翎)
　　
　　对话汤一介
　　“现在没有产生大师的外在社会条件”
　　
　　《名人传记》:有人说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哲学研究还没有起步,您怎么看?
　　汤一介:哲字有,学字有,但是我们没有把二者联系起来。哲学是由黄遵宪介绍到中国的,初来中国时有争论,直到20世纪才有《中国哲学史》,把孔孟都说了什么介绍了一遍。胡适到美国受西方影响,写了《中国哲学史》,用西方的体系来套中国的哲学,当然也起了一定的作用。后来冯友兰也写了《中国哲学史》,用西方的思想、中国的材料讲中国哲学,借助别人的话语理清自己的东西,当然也是很大的进步。这个过程是必要的,现在更多的是要用自己的话语来解释自己的哲学。我们走过的路不是错了,是需要过程。
　　《名人传记》:请您谈谈中国文化在全球化背景下的机遇和挑战。
　　汤一介:全球化趋势出现以后,经济逐渐连成一体,科技也没有了国界,这样的情况之下,人类面临的各种问题越来越复杂。
　　科技、经济可以一体化,但是文化不可以,因为它有一个源和流的关系问题。如果把传统的文化看成是一条大河,开始会很细小,奔流过程中因接纳支流,水流就会越来越多。21世纪,文化的多元趋势越来越明显。西方殖民体系瓦解,西方中心论开始消解,各个民族要独立,文化当然也要独立,在这种独立中我们要把自己的文化作为根基。
　　《名人传记》:您一直都很看重国学的历史使命,而且关注中国文化如何由传统走向现代。不久前在国家图书馆的演讲中您特别提到“要警惕国学热中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您怎么看这种倾向?
　　汤一介:我提出要在全球化背景下来看待中国传统文化的问题,当前在全球化的形式下,脱离整个世界发展的轨道只考虑自己的文化是不可能的。我担心国学过热,一个是可能走向复古的路子,一个是可能意识形态化,因此我提出必须在全球意识的观照下考虑自身的文化发展。现在文化上的“欧洲中心论”已经破产,也决不能再提出个“中国中心论”来。什么“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中国文化可以拯救世界”,这种说法不仅是不可能的,而且是有害的。对老祖宗给我们留下的文化遗产,必须珍视,但我们并没有为这份文化遗产增添多少光彩,相对于发达国家的学术文化现状,我们虽已取得很大进步,但我们当前也还没有在学术理论上为人类社会做出划时代的贡献。所以坚持我们自身文化的“主体性”是必要的,但是必须克服“民族主义”的情绪。
　　《名人传记》:在全球化背景下考虑自己的文化应持怎样一种态度?
　　汤一介:首先要坚持我们自身文化的“主体性”。其次要认真吸取其他民族文化优秀的智慧,特别是西方优秀文化的智慧。还有就是要寻求各民族文化中具有普世价值意义的资源。我认为要给中国思想一个定位,不夸大我们的思想,同时也看到我们可贡献给人类社会的东西。
　　《名人传记》:中国的学术传统被破坏得太厉害,要重建传统不是件很容易的事,比起父辈都有一大截的差距,您认为学人的知识断层能续补上吗?中国文化能与传统文化接上吗?
　　汤一介:冯友兰、陈寅恪、汤用彤这一代人的幸运在于,十五六岁以前接受了比较系统的国学训练,到了十七八岁以后他们上了几年新式学堂就出国了,在国外待五六年甚至更长时间。而1949年后,我们没有国学基础了,对外又封闭,没法了解人家的思想。“文革”后,这两个基础也还没有真正补上,现在出来的一批学者,国学基础不如前一代的研究者。所以我们还要培育一批国学基础非常好的、对西学的掌握也比较好的学者。
　　现在没有产生大师的外在社会条件,同时也没有哪个人有那么高的道德境界,因此我就有“第二个轴心时代”的提法。虽说培养出大师级的人物可能是百年以后的事情,现在早点提出来,还是很重要的。■
　　(责任编辑/金 翎)
　　
　　采访手记
　　笔者正在编辑《中医拯救健康――从〈黄帝内经〉出发》,这是一本打通中西医理,探究生命真相的书,汤先生欣然为之题词:仁民,爱物。
　　汤先生脚踏实地,孜孜以求,老骥伏枥,志在千里――探讨着中国传统哲学的价值所在,为哲学的走向远虑,关注着人类存在的文化问题,壮心不已地编纂工程浩大的《儒藏》和创建中国解释学……但汤老自己并不满意,他常常遗憾于中国20世纪后半叶没有产生哲学大家的条件,哲学的天空没有自由飘荡的空气,政治教条和经济捆绑成为影响哲学振翅的绳索,在祖先辉煌的哲学土壤里,我们也没有继续发展先哲的思想。几多遗憾几多无奈,但他明亮而淡定的眸子里,依然闪烁着希望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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