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赓大将简历【父亲陈赓在我的心目中】

　　父亲离开我们时，我还在上小学四年级，不满十一岁。儿时的我非常困惑，怎么也不能相信那样一位和蔼可亲、永远给我们带来欢乐的爸爸会不在了，会睡在丁香花园里再也醒不过来了。直到有一天，我做了一个梦，梦见他回来了，依旧笑声爽朗，告诉我们他只不过是又出了一次远门。第二天，我把这个梦讲给我的好朋友，她告诉我，这说明你爸爸活在你心里了。她的话给了我很大的安慰，我心里顿时豁亮了。从那时起，心中的父亲一直伴随着我。这么多年，我时常回忆起儿时的情景，一直在勾画着心中父亲的形象。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年龄的增长，不断地听到长辈讲他的那些故事，更多地了解了他生活的那个年代，再加之对现代社会的感触和比较，父亲的形象越来越清晰了。
　　
　　“谁敢说我的女儿难看!”
　　
　　我是在部队进军大西南时，在昆明出生的，所以起名知进。司令部里上上下下都知道父亲因得了个盼望已久的女儿而特别高兴。当闻讯赶来的文工团的阿姨们看到司令员的宝贝女儿时却不禁大失所望。由于吃了缴获来的美国奶粉过敏，我的面部起了不少疙瘩，一位阿姨脱口而出：“司令员的女儿怎么这么难看?”这下可不得了了，父亲听到后大发其火：“谁敢说我的女儿难看!”吓得以后谁见到我都不得不大加赞扬一番。这段故事在当时广为流传，以至于十多年后我到昆明时还有一些阿姨、叔叔一见我就笑着说：“你就是司令员那个漂亮姑娘啊!”
　　父亲去朝鲜时，我才两岁。在火车站，不懂事的我哭着抱着爸爸的腿不让他上车离去。后来妈妈给我拍了一张照片寄给他，没想到他回信却要找妈妈“算账”：“为什么把我女儿的头削掉了一块儿?”其实只是因为照片上我的头顶略微取景不全。
　　父亲最听不得孩子的哭声，据说是长征途中过草地时，那个牺牲在他怀中的小红军给他留下的刺激。弟弟生病后，正犯痛风的父亲拖着病腿被人架着过来看望儿子，而且，一定要等到他回到自己屋里，然后把几道门都关紧后才允许医生给爱哭的弟弟打针。
　　父亲一直喜欢孩子，是有名的“孩子头”。从战争年代起，他身边就常聚着一群红小鬼、小八路。他爱护他们，关心他们的成长，孩子们的天真活泼也慰藉了残酷斗争环境中父亲的心。从延安时期开始，我们家里就有过很多的孩子，从我记事时起，我们家一到周末总是聚集一群孩子，有时有十多个，其中有烈士子女。有父母在外地、国外工作的，也有民主人士的孩子，我一直为有这么多哥哥姐姐而自豪。家里有爸爸在时总是充满了快乐，孩子们围着爸爸听故事。他还会拿胡子扎人，逗孩子们笑。他还亲自下厨房为我们做好吃的。爸爸做的鱼头豆腐可是天下最美的。自他去世后，因为再也尝不到他亲手做的美味，我也从此不再想吃鱼。
　　
　　我的漂亮裙子
　　
　　从小，父母就严格要求我们不能挑衣服。大孩子穿不了的衣服就给小的。我的花衣服就曾传给弟弟穿。记得弟弟小庶就曾因穿我的花衣服上学被同学笑话。我穿小的裙子也常送给父母战友的孩子。苏明阿姨的女儿苏小明到现在还对当时没能早点穿上她的“小进姐姐”的漂亮裙子而耿耿于怀。
　　从小学起，父母就开始教我们学针线活、打毛衣，长大些后，妈妈还把爸爸在战争年代用过的针线包送给我。那是一个粗布缝制的小布袋，是妈妈用旧军装布亲手做的，一直到参军后我都带在身边。
　　一些文章提到父亲当年对孩子要求很严格，连他最钟爱的女儿穿的都是带补丁的衣服，这确是事实。但这只是反映了一个侧面。其实，在我记忆里，我有很多漂亮衣服。妈妈来自江南人家，从小练就一双巧手。所以，我小时候常穿妈妈织的漂亮毛衣，式样在当时还很新颖。我当兵后碰到不少父亲部队里的叔叔、阿姨，都说战争年代妈妈如何给他们的孩子做衣服，教他们带孩子。当他们面对新生的孩子束手无策时，爸爸就会说：“去找傅涯!”爸爸常用他自己的方式关心女儿。记得有一次从幼儿园回家，玩了一天的我把衣服弄得又脏又皱，爸爸看了很心疼，二话没说。在箱子里找了一块粉红色纱布，趁着妈妈没下班，就带着我到东安门找裁缝做了两条连衣裙，回家后，父亲受到妈妈好一顿的埋怨。
　　
　　儿子被“共产”
　　
　　这么喜欢孩子的父亲，也会遇到儿子被“共产”的无奈。那年父亲在广州疗养，遇到了他的老战友陈少敏妈妈。这位女工出身的老党员可是我党女中豪杰，性格刚烈、疾恶如仇，她是九大时唯一举手公开反对开除刘少奇同志出党的中央委员。
　　陈妈妈献身革命一生，历经坎坷，自己却没有孩子。那年在我们家看到虎头虎脑、憨厚朴实的弟弟小庶后，一下就喜欢上了他。她让小庶给她当儿子。弟弟不干。说：“我有爸爸妈妈了。”陈妈妈问他：“你爸爸姓什么，我又姓什么?”弟弟回答：“姓陈啊。”陈妈妈接着又问：“你爸爸是不是共产党员，我又是不是共产党员?”弟弟点头称是。陈妈妈笑了：“那共产党员的儿子为什么不能给共产党员做儿子?”弟弟语塞了，只好点点头。
　　没想到从此却苦了爸爸。一到周末，性急的陈妈妈早早就把小庶从幼儿园接走了，害得想孩子的爸爸星期天还得和妈妈到陈妈妈家去看被“共产”了的儿子。
　　
　　爸爸生气是真的
　　
　　父亲总希望在我们的成长过程中多经受些磨炼。三年级那年，年级里第一批同学加入少先队没有我，给我触动很大。父亲在给母亲的信上说：“小进‘六一’没有加入少先队，原因是她课堂纪律不好――好说话，大队没有通过。返家后伤心地大哭了一场。这个孩子颇有自尊心，这几天精神较振作。回家自动做功课。不需督促，表示要改正缺点。她的老师说‘七一’可以入队。这样给她一点儿刺激，我看很好。”现在，当我回首往事再看这封信，那时的情景就又出现在眼前，这其中的真谛这么多年我才慢慢地悟出。
　　哥哥比我长几岁，父亲对他讲得就更深些。一次哥哥在学校受了委屈，心里不痛快。父亲就说，这点委屈算什么，还给他讲了自己当年从国民党监狱出来后的故事。那时王明曾指示说，陈赓和蒋介石关系不一般，被捕后要么叛变要么给杀了。不可能回来：若是放出来一定不可靠，要派人杀了他。幸而被派之人与父亲同在特科工作过，对他太了解而未动手。爸爸知道后虽然也伤心过、委屈过，但仍毅然回到中央苏区接受组织的审查和考验，继续为他理想中的事业而奋斗。
　　但父亲有时也会生气。不过，不是受委屈的时候，而是孩子们做错事的时候。
　　有个烈士子女。爸爸好不容易把他找到，给他安排了学习和工作，接他住到我们家里，还高兴地把他带到总理那里去。但听说他到处炫耀自己是某某的干儿子后，父亲严厉地批评了他，并以此告诫我们。
　　还有一次，一位堂哥因参加社会活动太多而影响了学习，怕回家交代不了，就偷偷把成绩册上的二分改成了四分。父亲知道后震怒了，一拍桌子。桌上的铜墨盒都跳起老高。用哥哥的话说是：爸爸生气是真的。
　　
　　他愿意做试验品
　　我五岁那年生了一场病，病好后从医院回家时，发现了两件新鲜事儿：一是院子里多了一个会说话的鹩哥儿，说是胡志明伯伯从越南送来的：另一件事就是哥哥告诉我解放军评了军衔，新军装可神气了!“你猜爸爸当的什么将?”他狡猾地一笑，“辣椒将(酱)!是他说的。”我不信。就去问父亲。他笑着点点头：“当然啦!因为我是湖南人!”这就是他特有的幽默。
　　参军后我走上社会，常有人对我说你不像干部子弟，因为你没把自己当回事。我一直很困惑，为什么干部子弟一定非得与众不同，非得是放荡不羁的“公子哥”!父亲在战争年代曾对人说过：“自己有什么，一切都交给党了。”为中国革命立下赫赫战功的父亲尚且这样看淡功利。我们又有何资本可居呢?
　　父亲是名儒将，睿智、机敏、主意多是很出名的。他多才多艺，不仅古文好，还写得一手好字，小时候就会吹唢呐。会弹钢琴。父亲的英文也不错，还会说好几种方言。他给我们讲过，在白区工作时，有几次遇险，差点被敌人认出，都是因为讲方言才脱险的。
　　父亲的这些素质与他爱学习，又特别能接受新事物是分不开的。他总是对新事物充满着浓厚的兴趣。他得了心脏病后，我曾亲耳听到他问上海华东医院的医生，问有没有什么新技术、新药能治他的病，他愿意做试验品。当我长大后也成了一名医生，在参与医疗及科研工作中接触了不少病人和家属，理解了不同的人面对疾病的态度和治疗风险时的心情，也深知新技术新业务开展的风险和不易时，我才更深地体会到父亲甘愿当“志愿者”的勇气和胸怀所在。
　　
　　父亲的恨与爱
　　
　　父亲是个非常重感情的人，他的爱与恨都十分鲜明。他会用蔑视的口气给我们讲蒋介石的故作姿态；给我们讲让他切齿憎恨的坏蛋――出卖灵魂、出卖同志的叛徒顾顺章：讲他看不起在革命风浪中摇摆不定的人。然而我感受到更多的是他对领袖、战友、朋友的感情。
　　父亲的经历，在我军将领中是独特而具有传奇色彩的，他的坎坷经历与中国革命的历程紧紧相连，他与中国近代历史上的许多重要人物都有过很深的交往。
　　周恩来伯伯是父亲最尊敬的领导，从黄埔时期起就是父亲的良师益友，父亲在工作中遇到棘手的问题，都会想尽办法找总理去解决，为了让总理批准把一个教授调往军事工程学院，他能把总理堵在卫生间里签字。可是父亲生病后，在公共场合遇到周伯伯，总是躲在大个子罗瑞卿叔叔后面。他怕的是周伯伯见到他后，又要询问、关心他的身体健康，这会让繁忙的总理分心。
　　父亲曾带我们去看望过他尊敬的师母宋庆龄和何香凝奶奶，每次宋庆龄出行，他一定要亲自去迎送。遇到两位老人过生日，父亲一定会和母亲一块儿去祝寿。他也常会与廖梦醒阿姨为到底是谁看着谁长大的而争执不下，笑着抱怨“廖公子”廖承志叔叔与他一起入狱，却置他于不顾先他出狱。其实当年狱中还是爸爸为廖叔叔献计，尽快通知其母何香凝和孙夫人，利用舆论压力才使廖叔叔尽早获释的。
　　父亲也常会见一些国民党的资深人士及民主人士。他的一些黄埔同学，包括那些昔日的同窗、后来成为战场上的对手而后又被释放的战犯，都一直和他有着深厚的友谊，他们还相约一起为解放台湾再出一把力。
　　越南的胡志明伯伯也是他很敬重的朋友，他们的友谊可以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又经历过50年代初的那段交往。1950年。胡伯伯访华。从中南海出来路过我们家，听说父亲住在此，不顾外交礼节，非要下车探望养病中的父亲，害得穿着短衣裤在院子里乘凉的父亲措手不及，那穿着倒与1950年他们在战场上共同指挥战斗时有些相似。不懂事的小弟弟小涯好奇地爬到胡伯伯身上去揪他的胡子，爸爸急忙要把他拉下来，胡伯伯笑着说没关系。是没关系，因为胡伯伯早就说过，他和父亲是“心心相印”。
　　父亲一生艰辛，多少次死里逃生?又有多少人救过他的生命?他已记不清了。他给我们讲过在南昌起义后负伤时，把他背出战场的卢冬生，在汕头救他脱险的护士小姐，精心治疗他的伤腿的傅连?医生，上海的牛惠霖、牛惠生医生。从监狱里帮他逃出来的广东麻子……他在新中国成立后曾千方百计地去打听这些人和他们的家人，寻找他们的下落。为纪念父亲诞辰一百周年，我在整理材料时，又发现有许多人因得到过他的帮助而生存、脱险，其中有身患重病的中央领导、身陷囹圄的革命领袖，有战争年代的红小鬼、战友、被错误路线陷害险些丧命的同志……其实，有更多的战友和他一起经历了生死的考验。我这才明白了为什么父亲的朋友这么多、这么广。是共同的理想把他们牢牢地系在一块。
　　
　　他要去老区看看
　　
　　父亲在新中国成立后重返雨花台时给妈妈的信上说：“这次在南京，曾乘暇去雨花台凭吊烈士，在许多陈列的照片中，发现了很多是我过去的老战友和难友，一时间情不自禁，潸然泪下。因此，想到我还活着，较之他们(烈士)占了大便宜，如果我还不振作，有些疲惫感的话，那我太对不起他们了。”看了这段话，就更能理解他为什么那样千方百计寻找、照顾烈士的家属、子女，帮助那些为革命工作做过贡献的人，更理解他为什么是那样一个“工作狂”，
　　在父亲生命的最后一年里，他还与老战友相约要一起去井冈山看看，虽然他没有在那里战斗过，但他参加过的南昌起义点燃的革命武装斗争的火种，就曾在那里燃烧，那儿也是他们在上海隐蔽战线工作时，冒死搜集敌人情报、帮助中央红军粉碎蒋介石的“围剿”而保卫过的圣土。他也想到他抗战时期长期战斗过的山西太岳区老根据地去看看。有一年，他已经到了太原，可是因为中央要开会，被叫了回来，没能成行。对此，他深感遗憾。
　　在父亲去世前一年，父亲和母亲带着两个弟弟回到了他魂牵梦萦的故乡――湖南湘乡。那时正值困难时期，父亲来到老乡家里，当他看到面黄肌瘦的乡亲们和他们饭桌上还算丰盛的饭菜时，他似乎明白了什么。当他说不要看饭桌而要看看米桶和谷仓时，当地干部傻了。对着空空的米仓，他说：“蒋介石骗不了我，日本鬼子蒙不过我，就你们还能哄过我吗?”原来当地干部是怕他看到家乡的状况伤心，就事先给邻居们发放了粮食、鱼、肉、蔬菜。但这件事真的使他很心痛，但他并没有过多责备基层干部们，只是给他们讲了要实事求是，带领群众共渡难关的道理。回京后，他还想办法给县里拨了一些部队退役物资表示支持。
　　
　　要让孩子们多了解些过去
　　
　　1961年放寒假，爸爸带着我们去了上海。他曾对妈妈说过，之所以不愿意去广州而愿意去上海，一来因为他是病号，会给当时在那儿开会的中央领导增加麻烦：二来上海是他出生入死战斗多年的地方，有着深厚的感情。当上海的同志邀请他时。他便欣然来了。来这里还有一个原因，他希望能让我们受到教育。
　　在火车从浦口过长江的轮渡上，爸爸打开了话匣子，开始讲起了他的故事。火车开往上海途中，又勾起他的往事思绪，这次他给我们讲了东征时救蒋介石的 那一段和后来蒋介石在南昌向他劝降的故事。这是我印象中父亲给我们讲的最长的一次故事。
　　在上海，他要我们去“大世界”开开眼界，给我们讲什么是旧上海花花世界，什么是冒险家的乐园：他还带着我们去外婆家，要我们了解上海普通劳动人民是怎样生活的。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带我们去参观了一个敌伪时期的监狱。那阴森森的水牢、可怕的地牢深深地震撼了我：世上居然还有这样残酷的地方!
　　当时正值国家困难时期。住在丁香花园时，父亲一直要市委的同志降低伙食标准。当妈妈从院子的草地里找来野韭菜做菜时，爸爸可高兴了。吃饭时，爸爸一边招呼着大家吃菜，一边和妈妈一起给我们讲延安大生产的故事。直到今天我似乎还能闻到那野韭菜的清香，感到那其乐融融的气氛。
　　
　　“机器一开动，哪能停下来”
　　
　　父亲是个乐天派，但是多年的戎马生涯严重伤害了他的心脏。急脾气对他的健康很不利。为了能早日恢复健康，他尊重医生的建议，在家里划旱船锻炼身体，还重新拿起毛笔练字以修身养性。
　　但是，有时他也不得不反抗一下医嘱。比如，禁止吃辣椒实在是他这个湖南人不能接受的。在饭桌上他敌不过我们在妈妈领导下的正面防线，只好迂回到饭后，中午偷偷到厨房找辣椒解馋。他这时会感叹“听医生的话没法活”，“不吃辣椒不革命”。还非说这些话都是毛主席说的。
　　父亲去世前不久，当他得知中央号召高级将领写回忆录时，他非常兴奋。当时，他正在上海养病。“原来生病也可以为党做工作的”。为此他耗尽了精力，走到了生命的最后。在临终前最后一个夜晚，妈妈劝他注意休息。不要再考虑写文章的事情。他说：“机器一开动，哪能停下来。”没料想这句话成为他的遗言。这句话也正是他一生奋斗的写照。
　　在父亲去世四十多年后，为纪念父亲百年诞辰整理和出版他的日记、画册以及组织编撰纪念文集时，我接触到许多人，使我再一次感受到父亲的人格魅力。
　　一位台湾朋友曾告诉弟弟，他亲耳听到他的一位亲戚、国民党高级将领余汉谋在台湾临终前曾感叹道：“我们之所以失败，是因为陈赓那样的人都到共产党那儿去了。”父亲就是这样一个连对手都不得不敬畏的人，
　　父亲和他的战友们，是他们生活的那个时代当之无愧的“精英”。正是因为有这样一代英才，中国革命胜利之花才绽放得如此灿烂。
　　有人说父亲是千面人，那是因为他聪明机智，能随机应变对付各种各样的局面。但是，从他骨子里透出的始终是对革命理想的坚定不移，对革命事业的情有独钟。
　　在我的心中，父亲永远是那么慈祥，那么重情。值得我一生一世去怀念、去解读、去学习。
　　
　　(责任编辑　穆安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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