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是非非何祚庥] 何祚庥

　　 　　何祚庥，1927年生于上海，1951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兼职教授，科学技术哲学专业博士生导师。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研究员，第八、九届全国政协委员，粒子物理、氢弹、原子弹理论的开拓者之一。因关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内的热点问题而被人称为“两栖院士”。
　　
　　多年来，直言快语的何祚庥每每处于舆论的风口浪尖上。从和方舟子、司马南等人一起联手打假，到反对伪科学；从印尼海啸口出“人无需敬畏大自然”，到广为流传的（关于矿难的）“谁让你不幸生在中国”；从戳穿“水变油神话” 到支持怒江水电站的建立……他的言论使他一次又一次地曝光在媒体的镁光灯下。拥趸说他是杰出的核物理学家、剥开伪科学层层画皮的科学卫士、民族的良心；反对者不惜以恶言相向，说他是“何作秀”，穷凶极恶、滥竽充数的院士。也有人嘲讽他“除了物理不懂，什么都懂”，甚至还有人质问：何祚庥几时休……
　　集荣耀和毁誉于一身的何祚庥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呢？在公众眼中，他为什么有着如此云端渊底的巨大反差呢？
　　带着这么多的疑问和好奇，笔者来到北京中关村附近一个小区的高知楼里，拜访了大名鼎鼎的何祚庥院士。今年已经八十二岁的何院士依然声音洪亮，精神矍铄，说话富有激情。我没有感到他有拒人千里的清高，倒是感受到他的热忱和亲和。简短的寒暄之后，便开始了交谈。何先生谈锋甚健，讲起自己的生平来滔滔不绝，感慨良多。
　　
　　何园旺族之后
　　
　　何祚庥祖籍安徽望江。何家是清末民初望江县四大望族之首。高祖父是前清翰林，最盛时做到相当于李鸿章淮军的后勤部长的高职。曾祖父曾任清王朝主管盐务和海关的道台，家境殷实富庶。李鸿章的侄女是曾祖父的发妻，被称为李太夫人。曾祖父辞官后在江苏扬州修建了一座被称作晚清园林典范的何园。这座建筑融合了中西方风格，被称为江南第一名园，留存至今，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扬州除瘦西湖以外的第二大景点。金庸小说《鹿鼎记》里有一个细节：韦小宝小时候颇感神秘、很想进去玩的那座又高又大的园子便是何园。其实这并不符合历史真实：韦小宝生在康熙年间，而何园却建在同治、光绪年间。何老说有一次还和金庸笑谈过此事。何园的名气之大、造型之美却由此可见一斑。
　　祖上本可以安享富贵，终老此乡。但庚子赔款后国力大衰，受洋务派影响的曾祖父致力于以民族产业救国，举家离开何园迁往上海，开办民族工业。本想向资本主义经济靠拢，参与投资活动，但后来上了犹太商界巨子哈同的当，企业倒闭，家产折损大半。痛定思痛总结经验，曾祖父认为主要原因是对西方的科学技术和法律典章不够熟悉，于是下决心要让子孙后世谨记教训，即使变卖家产也要送子孙自费出国，攻读科技和法律。在这种家族精神指引下，何家的子孙们大批赶赴西方留学，吸收西方现代文明的成果。
　　
　　何家的历史上就曾名人辈出。何祚庥说：“这些子孙中，出过几位人物，伯父何世桢、何世枚是中国海洋法律学派的创始人。何世桢参加国民党时的介绍人是孙中山。他还是国民党的中央委员。但由于属反蒋的派别，一直未能在国民党中居高位。还有一位就是堂兄何祚熙，是何园里走出来的第一个共产党员。他是我伯祖父何声灏的孙子，我们家族被称为‘祖孙两翰林’，除了高祖父外，家族里另外一位翰林指的就是何声灏。抗战时期他极力主张抗战，为了逃避当日本人的自治会会长，伯祖父带领全家放弃何园避往外地。在革命思想耳濡目染的何园长大，年仅十七岁的堂兄何祚熙便走出家门，积极投身革命洪流。”
　　“我的父亲何世杰从美国康奈尔大学机械系毕业。但没想到回国两年后就染上了伤寒。爷爷奶奶相信中医。母亲主张西医，但没有得到同意 ，后来找个中医来看，最后身亡。所以妈妈对中医恨之入骨。那时，我不过两岁，弟弟何祚榕才三个月。 ”
　　这段家史对何祚庥影响甚深，也许这就是以后他跟中医有颇多纠葛的潜意识里的根由吧。
　　何祚庥也跟诸多族人一样聪慧过人。他从小对数理化、语文、历史有极大兴趣，尤其是学起数理化来毫不费力。他的偶像是爱迪生和爱因斯坦。他想当发明家，有时也想写小说、研究历史。何祚庥没有辜负母亲的希望，最终考上了他父亲也曾经读过的当时上海著名的南洋模范中学。母亲拿到录取通知单后潸然泪下。
　　
　　科学报国还是革命报国
　　
　　抗战时期，正是何祚庥努力学习现代科学的年龄。二次大战的焦点就是争夺制空权，而制空权取决于飞机的速度，速度又主要看汽油好不好。因此，何祚庥认为化学可以救国救民。
　　1945年，十八岁的何祚庥如愿以偿地考入上海交通大学化学系。
　　1945年8月13日，美国在日本扔了两颗原子弹，这不仅震动了日本，也给满怀科学报国之志的何祚庥带来了极大的思想震动：核武器太厉害了。原来学习物理可以造出威力无比的原子弹！这颗心理炸弹也促使他的兴趣迅速地从化学向物理学位移！他迅速调整人生的航向，把交大修习了两年的学业弃置，坚决地转考到清华大学读物理学。
　　
　　一到清华，就有过去的老同学找他参加民主青年同盟。这是一个从事推进反蒋反美学生运动的地下组织。他很认同这个组织，第二天就加入了。那时，有一批新同学组织起来办了一份壁报《新报》，这是一份“新”同学办的壁报，又是传播新思想的壁报。何祚庥当记者到处采访、写新闻。他们的活动惊动了地下党，专门来调查这个组织有没有共产党的影响。经查，参与《新报》工作的同学中只有何祚庥一人是受地下共产党强烈影响的“民青”成员。为用好这个阵地，总支决定介绍何祚庥加入中共。就这样，何祚庥1947年9月加入“民青”，11月便被吸收为地下共产党员。新中国成立前夕，何祚庥已是清华大学地下党的支部书记，后任中宣部副部长的龚育之为副书记。
　　在清华，何祚庥认识了钱三强、于光远等以后对他人生产生了莫大影响的师长。于光远曾是周培源的研究生，有一次，中宣部理论宣传处副处长于光远回母校清华大学参加在校学生座谈，对何祚庥印象颇深，1951年何祚庥一毕业，便把他要到了中宣部理论宣传处。1951年底，中宣部单独成立科学卫生处。当时国家科委尚未成立，只有这一个地方主管全国科学战线的工作。科学方面的宣传、政策的制定都出自科学卫生处，后来改为科学处。这里被胡绳戏称为是“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地方。
　　
　　从科学处干事到核弹专家
　　
　　在科学处，何祚庥参与制定政策，搞调研，给领导整理讲话稿，了解科学家们的思想等。工作虽多，何祚庥却以自己的精明干练处理得井井有条。当时中宣部常务副部长胡乔木分管科学工作，任副部长的陈伯达还兼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他们有关自然科学的发言稿就会由科学处的成员来整理或补充。陈伯达讲话稿中依照《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精神谈到了科学工作中的普及和提高的关系。何祚庥认为不能把文艺中普及和提高的关系照搬到科学领域。陈伯达接受了。
　　在科学处整整工作了五年半。从此，他跟科学界，不仅仅是物理学界――结下了不解之缘，以后的科学打假也是从这里发端的。
　　1952年，黄维的“永动机”成了何祚庥第一个打假对象。黄维原是国民党名将，淮海战役中被俘。在接受改造的过程中，他搞了一项“重大发明”――永动机。这项发明的有关材料后来就转到了何祚庥这里。说是“重大发明”，总得给他一个评价吧。何祚庥的评价很简单：不符合能量守恒的原理，没有什么价值。这是他与伪科学交手的第一个回合，没有想到他此后参与了一起又一起的科学打假活动，而且一发不可收。
　　
　　1955年，党中央决定研制原子弹，并成立二机部（即核工业部）。钱三强教授受命组建中科院原子能研究所，调集了全国一大批优秀科学家参加这一高度保密的尖端国防工程。钱三强便想到了何祚庥，他亲自去找中宣部常务副部长胡乔木来要人。已经与何祚庥合作多年的于光远当然舍不得他走，但是为了顾全大局还是放行了。1956年底，何祚庥来到原子能研究所，开始了他在核物理领域中的探索。1960年，核工业部又根据聂帅“科研要看三步棋”的指示，决定在研究原子弹的同时，又决定由原子能研究所组织力量，开展氢弹理论的研究。何祚庥开始参与氢弹的研究。
　　1978年后，科学工作者终于盼来了科学的春天，中共中央决定召开全国科学大会。何祚庥积极参加大会小会，成了活跃的积极分子，参与某些文件的起草。邓小平在大会上强调了著名的“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观点，后来又进一步上升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了著名的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成了掀起真理标准大讨论的发端之作。隔日，何祚庥便发表了《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从宇称不守恒的发现说起》一文。他从自然科学的角度进一步论证了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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