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卓：从“小雪莱”到“老水手”】曾卓君

　　 早在1939年，曾卓就以一首《门》蜚声诗坛，被誉为“中国的小雪莱”。 　　 他并非“七月派”，曾被胡风视为“另类”，而一场政治风暴却硬性将他划为“胡风集团”“死党”，蒙难长达二十五年之久。但他的诗作始终保持真挚饱满、激情洋溢、灵思飞动。尽管他被革职下狱，但他钟情缪斯，坚信人性、真理、未来，虽九死其犹未悔，其《悬崖边的树》被称为“知识分子灵魂的活的雕塑”。
　　平反昭雪后的曾卓，进入他创作的第二春天。其真情写照的《老水手的歌》，一举获得第二届全国优秀诗集奖；诗论集《听笛人手记》阐发幽深，又荣膺全国新时期优秀散文集奖。
　　 即使是诗人逝世后，同样受到华文诗坛的重视。在2003年9月16日举行的第八届国际华文诗人笔会上，曾夫人薛如茵代表诗人捧回了“当代诗魂金奖”……
　　
　　
　　梦里依稀慈母泪
　　
　　 “长江流过我整个的生命，波涛声中震荡着我的思乡曲！”
　　曾卓的祖辈原在湖北黄陂蔡家榨镇曾家大湾世代务农，为生活所迫，祖父曾梁府来到汉口做苦力，终于在此开了一家小小的百货店，并将全家迁入。曾卓因此于1922年3月5日出生于斯。
　　 曾梁府非常重视教育，尽管日子过得艰难，仍让长子，即曾卓的父亲曾觉生接受了正规教育，并毕业于武汉大学。
　　曾卓的母亲段小年出生在黄陂六指店段家岗的一个殷实的农民家庭，只是自幼父母早逝，家道中落。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让她嫁到了曾家。
　　 “我的童年并不是那样甜蜜，甚至可以说是有些黯淡。”母亲初嫁时，父亲还是大学生。那时正值五四运动风潮，其父因不满父母包办婚姻，在汉口另成新家，曾卓从四岁起，便由母亲带着他跟祖父祖母一起生活。
　　幼年时，母亲常常抱着他口里念念有词：“我儿饿我凭他饿，莫让孙儿饿我儿。”这也许就是诗人最早接受的诗教吧。
　　 在这个喧嚣的大城市中，母亲的天地只是污黑的厨房和破旧的小楼。她唯一的消遣就是一字一字地低声念着质地粗糙的石印《珍珠塔》一类的弹词书。
　　 曾卓七八岁时，因同情母亲，时常说出一些对父亲不敬的话。母亲却总是用眼神或一个手势阻止小曾卓，事后就背着人责备说：“这些话是你能说的？！你……”说这话时，她的声音哽咽了。
　　段氏是自尊而刚强的。她慈爱地也是严厉地管束着儿子，她心中最大的希望是自己的儿子能有一个绽出花朵的将来装饰她的暮年。
　　曾卓六岁入学，由于贪玩，学习成绩不佳。细心的母亲为他订了《小朋友》和《儿童世界》两份杂志，从而激发了他阅读的兴趣，学习成绩也明显提高。
　　 十一岁时，因一个小伙伴说了一句伤害他母亲的话，曾卓一气之下竟与对方扭打起来……当曾卓回到家里，发现母亲脸色苍白，一言不发。当母亲为他查看其伤口时，他发现母亲全身都在战栗！从此，他暗暗发誓，要好好读书，少让母亲担心。
　　 1937年春，曾卓卷入了抗日救亡运动的浪潮，因此被学校开除。祖父就将他送到几十里外的一个小镇去念书。他又被当地的抗日热情所感染、所鼓舞、所振奋，于1938年3月通过地下党员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武汉沦陷前，父亲带一家人西迁。他初中毕业后，祖父决定让他到四川去找父亲。临别时，母亲的神情显得凄伤、黯然，但没有眼泪。她为他将行李提下楼，和家人一齐送他到门口，看他坐上人力车。曾卓走了好远后，回头看到母亲还站在门边。他的心情沉重、纷乱，但没有想到，绝没有想到，这次分别竟是永别。
　　 让他终生难忘的是1944年冬天，国民党军队从湘桂大撤退，身处兵荒马乱和饥病交加中的母亲，因日夜惦念着儿子曾卓，在前往重庆逃难途中客死他乡。给她陪葬的唯一的东西是儿子中学时获得的奖品：一把七星剑。
　　 当曾卓得知苦命的母亲竟撒手人寰时，犹如五雷轰顶，痛不欲生！梦里总是母亲的影子。为了表达他对母亲的思念，他一生最长的诗是写给母亲的。
　　
　　命运贴着大旋涡
　　
　　 曾卓进了重庆复旦中学后，一边读书，一边参加抗日救亡运动，诸如“吼声剧团”、“复活社”等，到处留下他的身影。
　　在广泛阅读文艺书刊中，他每天必读复旦大学国文系教授靳以（即章靳以）主编的《国民公报》副刊《文群》。这是一份颇有影响的报纸，上面常见名家之作。
　　1939年1月，曾卓送一个同学去延安，便情不自禁地写了一首诗《别》，抱着试一试的想法向《文群》投稿，没有想到很快就发表了，还配发了一篇短评。这更激发了曾卓的写诗热情，常有诗在《文群》上发表。这年秋，靳以还专程到学生宿舍看望了曾卓，更是让他受宠若惊。接下来，在靳以的指导下，曾卓又扩大了范围，向《文学月报》等报刊投稿。曾用阿文、江汶、柳江等笔名发表过诗、散文和杂文。故在曾卓心里，靳以是他正式结识的第一位作家，是引导他叩开文坛之门的恩师。
　　这年冬天，曾卓听说以前经常一起参与救亡活动的一位女青年，在武汉沦陷时被落魄的父亲逼着嫁给了比她大二十多岁的国民党官员，从而得到了一笔可观的聘金……曾几何时，曾卓等曾期望她成为中国的“苏菲亚”（俄罗斯女革命家），哪知如今她却成为叛逆者！他不禁奋笔疾书写成名诗《门》，诗云：
　　莫正视一眼/对那向我们哭泣而来的女郎/曾经用美丽的谎言来哄骗我们的是她/曾经用前进的姿态来吸引我们的是她/ 而她/在并不汹涌的波涛中就投进了/残害我们的兄弟的人的怀抱/今天，她又要走进/我们友谊的圈子/她说，她现在才知道/只有我们/才是善良的灵魂/让她在门外哭泣/我们的门/不为叛逆者开！
　　 《门》在《大公报》发表后，一时间让曾卓声名鹊起，“中国的小雪莱”的美誉不胫而走。
　　可是，由于曾卓思想过于激进，于1940年春被学校辞退。“皖南事变”后，地下党安排他到乡下暂避了一段时间，并在那里高中毕业。
　　 1941年夏，曾卓与诗人邹荻帆、姚奔、史放等募集到了一点经费，在复旦大学创办了诗刊《诗垦地》。当时，重庆的进步刊物大都被迫停刊。所以这个小小的诗刊受到了进步文学青年的关注并起到了一定的影响。只是由于经费困难和环境所迫，《诗垦地》断断续续地出了六期后就停刊了。
　　 曾卓为了想与邹荻帆等在一起，因报考复旦大学未果，就到复旦教务处供职，后又因为政治上比较暴露而被迫离开，在重庆流浪。
　　同年秋，他考入重庆中央大学。曾卓一进校门就被特务盯上了。但他不为所惧，依然和进步同学一道组织 “桔社”、 “中大剧艺社”，定期出版墙报……他先后参加过艾青、田间等诗歌朗诵会，演出过夏衍的《上海屋檐下》，老舍、宋之的合编的《国家至上》和契诃夫的独幕剧《求婚》，以及鲁迅的散文诗剧《过客》等。
　　 1946年夏，中央大学回迁南京，曾卓回武汉见到了受中共地下党委派在武汉开展工作的邵荃麟，葛琴则在武汉主编《大刚报》的副刊《大江》。
　　他们就让曾卓接编了《大江》，曾卓开始了他的编辑生涯。这年10月，曾卓返校完成学业，《大江》交由端木蕻良接编。
　　次年夏，曾卓大学毕业后，返汉续编《大江》，在邹荻帆、绿原、伍禾等人的支持下，这个副刊成为进步青年的向导。
　　1949年5月16日武汉解放，恰逢《大江》出刊五百期。曾卓特地主持了一个座谈会，编辑了纪念特刊，成为迎接武汉新生的号角。曾卓还加写了编者按：“在反动统治的迫害下面，在荒芜的武汉文坛中间，作为争取一个据点，团结一批人，这存在本身就有某种积极的意义。因为，无论如何，《大江》是与这个时代的命运相结合的，是与兄弟们的进军相呼应的。”
　　
　　悬崖边的一棵树
　　
　　 诗人的命运与共和国的命运一样多难。
　　 1955年“胡风案”的风暴席卷全国文艺界。曾卓从此度过了他生命中再不可重来的三十三岁至五十四岁。
　　这年5月15日晚，曾卓刚要出去观看外国团体演出,武汉市委领导李尔重突然来到家中，关切地问曾卓：“你给我交个底，你和胡风究竟是什么关系？”
　　 其实，在抗战期间，曾卓的诗风并不为胡风所欣赏，甚至列入“另册”。故在1949年以前他们只有简单的交往。
　　
　　当初，曾卓是怀着对鲁迅的崇拜而关注鲁迅的战友与学生胡风的，认为他是一位有很高审美水平的文艺理论家。尤其是胡风与鲁迅一道同周扬关于 “大众文学”与“国防文学”的论战，让他终生难忘。1940年夏，胡风来到重庆复旦大学任教，曾卓曾随邹荻帆一起拜访过胡风。接下来，曾卓将自己颇受好评的一首诗让胡风指教,胡风却不以为然，认为“小资产阶级情调”太重。以至于胡风在主编出版《七月诗丛》丛书时，曾卓的几位好友的作品都收入其中，唯独漏掉了曾卓。故年轻气盛的曾卓一直没有再向胡风编辑的《七月》与《希望》投稿。当时，曾卓从不被人们视为胡风派的成员。
　　 直到1953年全国第二次文代会,曾卓和胡风的来往才渐渐多起来，但也是同乡之谊，并无特殊关系。
　　 再说5月16日晚上12点，身为长江日报社党支部书记兼副社长的曾卓突然被带到社长李致的房间去。公安人员宣布他是胡风分子。随后，他被留在李致的房间隔离反省。
　　 到了6月10日深夜，曾卓正式被捕了！被捕半年之后,公安部门在四川国民党遗留下来的档案中发现：“运用通讯员曾卓四百元。经手人：陈蓝逊。”
　　 曾卓和陈蓝逊是小学同学,但在重庆从无来往。后经公安部门查明,是特务分子陈蓝逊为了虚报多领钱,将他所知的人名列出,除曾卓外,还有白杨、秦怡等。
　　 自己无辜地被关押,曾卓满肚怨气,他再三要求上法院审判,为自己辩护。自然，这只是书生之见。
　　 他被逼着写揭发别人的材料,也给他看别人对他的揭发交代材料。他看到胡风写道：“我记得他从没给我投过稿,只通过几封信。”阿垅写道：“他对文艺理论从来不感兴趣。”曾卓看到这些材料,反倒从心底更感激这些朋友们,更怀念这些不知下落的人。
　　 在狱中被单独监禁的一年多，为了减轻孤独和寂寞的痛苦，他决定写诗。他陆陆续续写了三十多首，先用草纸写，后被抄走，改为口吟,一首诗反反复复吟诵,牢记在心。
　　此时此刻，他忘不了与薛如茵一起歌唱的美好时光。那时，曾卓是武汉文联副主席，薛如茵是音乐编辑，他们常常一起吟唱苏联歌曲。1956年，曾卓深情地写了一首诗给薛如茵，可是，由于他被隔离、被逮捕，她六年后才看到这首诗。
　　 1957年3月27日,曾卓由于身体有病,被保外就医。可是，他出来后妻子竟向他提出离婚……
　　 1961年，风暴一度过去，他与知心爱人薛如茵才得以重逢。
　　1961年10月曾卓被分配到武汉话剧院任编剧。夫人建议：你曾经在重庆做过多年地下工作，为何不将《红岩》中的江姐搬上舞台？曾卓觉得言之有理，就投入到了多幕话剧《江姐》的创作之中。
　　
　　尽管他在剧本中成功地塑造了江姐的英雄形象，但由于他的“反革命分子”身份，是否上演曾引起了争议，争论的结果是剧作者不能署名曾卓方能上演。
　　1962年春，《江姐》上演后，震撼着观众的心灵，而且适逢当时加强革命传统教育的大环境，又是全国第一个根据《红岩》改编的剧本。该剧不仅是向武汉人代会献礼的剧目，就连文化部长夏衍看了剧本后，也赞不绝口。同年3月2日至26日，文化部和中国剧协还在广州召开的全国话剧、歌剧、儿童剧创作座谈会，肯定了武汉的经验。同年底，广东省话剧团也排演了另编多幕话剧《红岩》，后来南京话剧团上演《江姐》时，也借鉴了曾卓的创作成果。
　　为了纪念这一创作成果，当他与薛如茵的爱情结晶问世时，他们就给儿子起了一个响亮的名字：曾岩。
　　 经历了长达二十五年的磨难，二十五年的求索，曾卓终于“和祖国一道越过灾难和痛苦的岁月”，迎来了生命中的又一个黎明。
　　 1979年曾卓重新回到了党和人民的怀抱，回到了他梦寐以求的战斗岗位。虽然他已经步入老年，但是他心中的诗情如火山一样奔涌。
　　这年4月，正在筹办的《外国文学研究》向他约稿，他将写于1974年的一篇读德国作家雷马克著的《凯旋门》的读后感《阴影中的〈凯旋门〉》寄去，该刊第一期发表后，在读者中引起了强烈反响，有几位在文坛颇受尊敬的友人纷纷向他致意。这是阔别文坛二十多年后第一次发表作品，由于他尚未彻底平反，故他很感激该刊主编徐迟与编者的好意和感佩于他们的勇气。
　　受此鼓舞，同年9月，他的六首诗也在《诗刊》发表。12月，他的问题得到彻底平反。接下来，《文汇月刊》为他开辟《听笛人手记》专栏。他在一篇介绍了柯罗连科的中篇小说《盲音乐家》中，表达了对当时虚伪的创作倾向的厌恶。其结尾是这样写的：“我多么希望，在我的窗口也能听到那样动人的笛声，有着特别真挚的感情、有着纯洁诗意的笛声……”
　　
　　“老水手”面向大海
　　
　　灾难远走，韶华远走。一切都平静下来，不平静的是一颗诗人的心。
　　他那些亮着光、响着音的句子从久远的时空呼啸而来，使寒冷的冬天渐渐温暖，他进入了创作的第二个青春期。
　　 由于身心长期受到摧残和复出后的严重透支，1980年，曾卓倒下了。开始医生怀疑是矽肺，后来到武汉同济医院拍片检查才发现其肺叶上竟有两个洞和一个肿瘤……
　　 武汉文联获悉后，立即安排车辆送曾卓到武汉市结核病医院住院治疗。可是，在离医院几十米处，曾卓突然瞥见穿着条形住院服装的病人在散步，医院还有一扇大铁门，他脑海里立刻产生了条件反射：想起了监狱的囚衣与铁门，以及那不堪回首的往事。在如此心理负担下怎能治病？他因此放弃了在这里治疗。
　　经过半年的治疗，医生才给曾卓的病情下了结论：肿瘤是良性的。他因此放松了警惕，又全身心地投入写作。
　　 有人劝他保重身体，他却说：“一件作品是否打动人，不仅在于你说了些什么，更要看你是在一种怎样的精神状态下写作的。”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1983年，他的诗集《老水手的歌》获得全国第二届新诗奖，1989年，他的散文集《听笛人手记》获得全国优秀散文集奖。
　　曾卓还是中外文学交流的使者，先后到南斯拉夫（现属马其顿）、美国、德国、法国等国访问。参加了在南斯拉夫举行的“斯特鲁卡国际诗歌节”，参与发起成立了国际华文诗人笔会……
　　1999年，曾卓沉疴不起，经检查发现了肺癌病灶。武汉市委书记黎智得知后，立即让卫生局组织专家会诊，并安排曾卓夫妇到北京三○一医院诊断。
　　 经过进行X刀手术，在住院长达八个月之后，肿瘤才由三厘米缩小到一厘米。然而，回家过了一个春节，肿瘤又复原了……
　　 得知曾卓患病后，老诗人、贺敬之的夫人柯岩专门为他寻医问药；吴松刚请名医为他配药酒、做药丸……
　　 尽管如此，但他如同“悬崖边的树”那样，仍然向着全新的时代张开着他那宽厚而热情的怀抱。
　　在曾卓八十大寿的欢聚会上，薛如茵向他献上为《悬崖边的树》谱曲的歌。那首曲子是她在医院日夜陪护他时，等他入睡以后熬夜写成的。当他在聚会上听了这首歌后，激动地对她说：“真没想到，这是送给我的最好的祝福和礼物啦！”
　　
　　 2002年4月10日，诗人在与病魔进行顽强搏斗多年之后，坐着他的“火车”走向天国了……
　　 在4月16日的追思会上，鲜花簇拥着诗人的巨幅照片，诗人白发苍颜，率真地笑着，那笑容仿佛春天里和煦的阳光，眼睛依然清澈而明亮，没有忧愁，没有哀伤。怀念他和他的诗为人间放射出的“高洁而温暖的光芒”。中国作协发来电文说：“曾卓同志的逝世是我国文学界的重大损失，人民失去了一位杰出的作家。”中国诗歌学会唁电云：“他的诗歌和散文立意深刻，语言优美……为我国文学增添了亮丽的色彩，至今仍让人难以忘却。”知名作家、诗人贺敬之、柯岩、牛汉、绿原、舒芜、邵燕祥、何满子等从外地发来唁电和悼文。老作家骆文和夫人献上挽联：“千载诗章弘扬道德力量，力量长在；百年人品激发社会良知，良知永存。”老诗人莎蕻尽管身体不适，仍深情朗诵他为曾卓写下的诗句：“你的航船没有终点，你用生命和诗留下一个永恒的春天。”著名诗人绿原在《追思“没有被打倒”的曾卓》中说：“曾卓是一位诗品赫赫有名，人品铁骨铮铮的诗人；他生前真诚地显现自己的真诚，他爱很多人；如今，他虽然远行了，但他仍被很多人爱。”
　　追思会散了，散不了的是大家的追思。
　　 2003年9月20日上午，泪挥顿作细雨飞，为“老水手”送行。
　　希望的顶点是含笑的信，
　　震动旷野的群众的歌声，
　　我的诗是我的碑。
　　曾卓的人生道路是坎坷的，性格是倔犟的，情感是火热的，成就是辉煌的。他是屹立于悬崖边的永葆青春的巨树，是搏击于大海的技艺高超的老水手，是翱翔于蓝天永不疲倦的雄鹰……诗人长眠于石门峰，山与水、静与动、人与自然浑然一体，处处洋溢着生命的律动……
　　（实习编辑/田卫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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