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媒介社会学视角解读《非诚勿扰》] 2018非诚勿扰最新一期

　　【摘要】《非诚勿扰》作为一档相亲真人秀节目，凭借高收视率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和思考。笔者将从媒介社会学视角来解读《非诚勿扰》火爆的原因，并通过解读其成功的原因，探讨真人秀节目的未来发展趋势和走向。
　　【关键词】《非诚勿扰》媒介社会化
　　
　　《非诚勿扰》是江苏卫视打造的一档大型婚恋真人秀节目,为广大单身男女提供公开的婚恋交友平台。节目中有24位单身女生以亮灯和灭灯方式来决定男嘉宾的去留,经过“爱之初体验”“爱之再判断”“爱之终决选”“男生权利”等规则来决定男女嘉宾的速配成功与否，亮灯通过，灭灯淘汰。自2010年1月15日《非诚勿扰》开播以来,该栏目的收视率一路攀升，3月14日创收视顶峰，成为全国娱乐节目的老大哥。
　　相亲节目并不是一个新鲜的节目形式，十年前湖南卫视的《玫瑰之约》已经掀起了一股热潮。时至今日，《非诚勿扰》作为一档并不陌生的相亲节目形式，却创造了收视奇迹，一方面由于其对新的嫁接模式的运用，即综艺+访谈+真人秀，另一方面也是更为重要的――节目内容的创新与架构。笔者将从内容上探讨其火爆的原因，并从宏观上探讨真人秀节目的未来走向和发展方向。
　　一、《非诚勿扰》对于媒介社会功能的有效运用
　　从社会学符号互动论视角来看媒介社会功能，则体现为媒介的意义构成功能，其关注的焦点是人的精神活动与社会传播之间的关系。20世纪20年代，美国政治学家李普曼在《舆论学》一书中，通过对身外世界与脑中图景的分析，指出媒介有建构社会环境的独特功能。
　　1、《非诚勿扰》对于社会议题的建构
　　议题设置理论的主要内容为强调媒介的效果和作用，并不在于改变受众的态度和行为，而在于引起人们的注意。媒介的功能并非像镜子一样，被动的反映现实。而是以特定的视角和手段，有选择地将现实再建构之后积极的提供给受众。①媒介议题的构建既是基于媒体的意志来取舍信息、设置议题，同时也离不开受众对于社会热点问题的关注，它决定着节目能否吸引受众，能否引起社会的注意。《非诚勿扰》这一节目对于议题的设置呈现出社会化特点。
　　随着社会速配时代的到来，“80后”面临的不仅仅是工作上的压力，还有家庭生活的压力。社会所追求的速度化、效益化带来的负面影响则是浮躁的心态，也正是这一心态造就了“闪恋闪婚”一族，相亲现象在现实生活中比比皆是，而正是这一现实镜像被屏幕所利用，设置成为媒体议题。《非诚勿扰》节目是针对社会现实所制造出来的媒介现实，是对于现实社会的一种变相的真实反映。因为社会本身所存在的不容忽视的现实问题，使得嘉宾语爆惊雷时一鸣惊人，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也因为社会对于性格色彩分析学和心理学的推崇和追捧，造就了乐嘉的情感大师的称号；如果说一个浮躁的社会呼吁的是一个冷静和睿智的人，那么孟非的角色定位则当仁不让。
　　《非诚勿扰》节目过程中的议题探讨，都围绕日常生活化的问题展开，如汽车、环保、金钱、工作等等，这些话题来源于现实，同时又反作用于现实，即对于现实的重新塑造和刻化。孟非和乐嘉以及节目整改后黄菡的加入，这三个人物是嫁接节目议题的中心桥梁，他们对于现场女嘉宾和男嘉宾之间所出现的意见分歧进行评点和归纳，这种评论看似是他们生活经验和个人情感的传递，实际上却隐含着对于社会世界观、价值观（婚恋观和生活观）等的再规范。受众对于嘉宾的表现进行评头论足之时，他们三人在互动之间完成了语言架构，同时也完成了对于受众社会化认识的潜在构建，理性、知性和睿智是大部分受众对于他们的评价，也从客观上反映出受众意识内化于节目议题。议题构建的目的是达到社会认识的深度，这种深度可以使受众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实际上这也是节目最大的成功点。正是节目议题社会化定位的成功，使得节目内容具有了新意和深意。
　　2、《非诚勿扰》对于媒介环境的建构
　　在李普曼看来，人类生活在两个环境里，一是现实环境，一是虚拟环境。在他看来，人们往往不是根据现实生活中的真实情况采取行动，而是根据由媒介提供的叙述而信以为真地采取行动，因此，媒介环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人们的社会行为。③
　　符号互动学派的查尔斯?库利，认为被称为“自我”的这个“人性”的独特方面是社会形成的，他说，我们的自我观念是在与他人的互动交往中形成的。库利创造了“镜中我”这个术语，来描述我们自我意识形成的过程。“镜中我”这一概念包括三个要素：（1）我们想象我们在别人面前的形象。（2）我们对别人的反应的解释。（3）我们形成了自我概念。“镜中我”的三个阶段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当我们观察别人对自己的反应时，我们不断的修正自我。因而，自我是一个永远不会完成的产品。②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媒体在人们“自我”观念修正的过程中起着催化剂的作用。媒介环境的形成源自于社会各色群体的意志集合，也就是说，当社会呈现出文化形态的多元化，那么媒介环境则相应的表现出复杂化和差异化，使得人们不自觉的利用媒体印象来表达自身的生活状态，进一步促使了媒介多样化环境的形成。
　　媒体在利用社会群体寻求收视率的同时，社会群体同样也利用了媒介，即社会群体主动通过媒体完成了形象放大。《非诚勿扰》的群体呈现出多样化，“宁愿坐在宝马里哭”的嘉宾马诺，“富二代”刘云超嚣张跋扈，600万的个人存款换来的竟是全场灭灯败退。刘云超的离开引来一片叫好，而他本人却直言24位女生“太虚伪”。他们个性化的呈现引起了社会注意，在某种意义上却也成为了“名人”。这些群体选择媒介作为自我呈现的平台，自我意识的表达被媒体加工制作后，成为社会的议点，对于这些群体的态度无论是批评，赞同还是沉默，至少他们通过媒体完成了再社会化。
　　媒介环境的构建对于人的社会化过程如此重要，那么媒介环境如何构建将是媒体节目策划的重要考虑因素。歪曲环境抑或对于媒介事件、媒介人物的刻意安排，都可能引起社会的大变动和引发不健康的社会导向。《非诚勿扰》节目在媒体环境构建时惹起了非议，有人认为是对现实社会的虚假反映，但另一方面也引起了人们对于社会问题的反思和关注。
　　一种声音的表达体现出主流社会的特色，而社会群体的复杂，无论是大众群体，精英群体还是被边缘化的群体，社会所提供的现实环境在不同的群体中产生不一样的声音，而在现实社会中我们听到的更多的则是精英群体对于环境的评判和构建。《非诚勿扰》构建了一个不一样的环境，在某种意义上更体现了各种群体的意志集合，而节目的火爆也证明了多种声音的表达对于社会问题的展现以及社会环境的重新定义有很大的意义。
　　二、真人秀节目的未来走向
　　电视娱乐节目有一个共性便是寿命不能长久，作为真人秀节目的《非诚勿扰》也摆脱不了这样的厄运。这个节目到底能走多久，这取决于节目在社会问题上的挖掘还有多深，当社会问题的再现通过个人无法再引起争议，或者当社会个体不愿意再通过媒介表现自身的时候，当受众没有兴趣再看那些无聊的表演秀的时候，也是这个节目走向瓶颈和下坡的时期。
　　社会的发展呈现阶段性，每一个阶段所呈现的社会议题不一样，这就需要媒体在进行议题构建的时候，表现出社会化特色。相亲议题的构建是在“剩男”“剩女”现象白热化阶段的产物，当这一现象不再是受众关注的焦点的时候，媒体则需要发掘出新的社会热点和受众关注的问题。因此，真人秀节目在建构媒介环境时，应呈现出真实性、多样性和互动性特征。
　　媒体受众对于社会现实的观念更接近于媒体所表示的符号现实，而且媒体反映了占主导地位的文化和社会价值观念。在现实社会中我们通过与他人的互动来建构现实。当媒体环境的塑造表现出与受众极大的互动性时，受众通过媒体不单单是增加了对社会问题的了解，更多的是价值观念，社会规范模式的习得，而真人秀节目本身便具有互动性的优势。另一方面对于媒介事件和媒介人物的构建则更需要体现社会化，这也在某种程度上提出了社会真实和媒介真实之间关系的问题。社会真实通过媒介再现时，往往被无限放大化，对于现实的夸大所提供的媒介虚拟环境，是否能够正确引导受众的“自我”，这是以后真人秀节目制作时需要注意的，一味的用眼球经济制造出来的现实最后只能被淘汰。
　　媒介本身就是集合社会各种角色的大熔炉，因此这也在客观上提出了媒介议题必须呈现多样性。真人秀节目越来越呈现平民化和通俗化，这本来就是一种“民主”的进步。精英文化在真人秀节目中以内化的形式被体现，即精英意识潜化于平民意识，平民意识无形当中被精英所规范，这也是我国娱乐节目的一大特点。然而《非诚勿扰》这一成功的案例告诉我们，真人秀节目中个人意志的表达在节目议题设置中占据重要的地位，个人意志与主流意识之间的差异性是节目中主要的议点，当然这并不是鼓励“非正常”价值观的引入，而是另一种意义上多样性角色的加入，这种意义是为了更真实更客观的反映社会，也是让受众更全面更理性的去探究社会真实。
　　这里关于真人秀节目的未来走向并没有具体的叙述，只是从宏观上来把握。真人秀节目想要火爆不仅需要在形式上进行变革，还需要在内容上进行创新，而这种创新的意义是建立在社会化基础之上，即在媒介议题构建和媒介环境的建构上要以社会真实为导向，同时呈现出多样化，新型化和社会化的特征。
　　
　　参考文献
　　①②张国良：《新闻媒介与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3月第1版，P78、P82
　　③[美]詹姆斯?汉斯林著，林聚仁译：《社会学入门――一种现实分析方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8月第1版，P68
　　(作者：徐宝金，河北大学新闻学院09级硕士研究生；李国娣，河北大学新闻学院2010级硕士研究生)
　　责编：周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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