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雷马斯叙事学理论_从格雷马斯的叙事学理论解析《十月围城》

　　【摘要】《十月围城》是一部商业性和人文性结合得很好的影片，具有浓厚的人文气息。本文运用格雷马斯的叙事学理论对《十月围城》进行解析，影片中每个个人物都有不同的角色功能；通过语义矩阵分析得出，影片的内涵是光明与黑暗的较量，光明在志士仁人的努力下得以实现。
　　【关键词】格雷马斯 《十月围城》 角色 语义矩阵
　　
　　近年来，商业大片急剧增加，但大部分影片只注重娱乐性，缺乏人文关怀。《十月围城》却是一部典型的注重人文特征的商业大片，小人物在影片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人的复杂性也有不同程度的体现。该片讲述的是1906年10月15日来自四面八方的革命义士（商人、乞丐、车夫、小贩、赌徒等）在香港中环浴血拼搏，粉碎了一场暗杀行动，保护孙中山的故事。影片中的人物，或从商或求学或唱戏或拉车或行乞，他们为了保护孙中山谱写了一曲催人泪下的凯歌，其中平凡而复杂的人性，带给人心灵的震撼。
　　一、格雷马斯的叙事学理论
　　结构主义叙事学把每一个艺术作品视为一个完整的结构，强调每一个单元是怎样在结构中发挥作用的。格雷马斯是结构主义叙事学的主要代表人物，他提出了“角色模式”和“语义方阵”等理论。
　　格雷马斯认为角色一定与作品中的功能性事件有关，在故事进行中起到一定的作用。他根据作品中主要事件的不同功能关系，区分出叙事作品的六种角色：主角和对象、支使者与承受者、助手和对头。简单地说，主角是故事的主要人物，追求某种目标或完成某项任务；对象是所追求的目的，支使者可能并不是一个人，而是引发主角行动的抽象力量，而获得对象的则称为承受者，助手在主角追求对象的过程中起促进作用，而对头起阻碍作用。
　　在格雷马斯的体系中，语义矩阵是产生一切意义的基本细胞。其基本内容如下：“假设一事物叫X，对立面是反X，此外还可能有第三者即非X，和第四者非反X。这四者处在一种动态的相互关联中，其相互作用会生成某种特定的语境或语义空间，从而完成某种复杂叙事。”①用一个简图来表示如下：
　　在这几组关系中，X与反X、非X与非反X是矛盾性关系，X与非反X、非X与反X是互补性关系。反X、非X、非反X都对X形成了阻碍或推动作用，并导致X出现或渡过某种逆境。下面笔者将借助以上理论解析《十月围城》，探讨其深层内涵。
　　二、人性的复杂――角色分析
　　格雷马斯将文本分析分成两个层次，即表层结构和深层结构。②表层结构着眼于故事的情节、人物的行动。从表层结构出发，影片《十月围城》可分为两大序列：孙文来之前敌对两方的准备工作以及孙文来港后双方的斗争。从深层结构来讲，格雷马斯“以语言学为模式，首先力求找出故事内部基本的二元对立关系，再据此推演出整个叙事模式。”③
　　《十月围城》中，支持者是希望得到光明、民主社会，这种愿望促使主角去保护孙文的安全，主角由陈少白出演。陈少白一直致力于保护孙文的安全，以求实现各革命党联合起来，推翻旧社会建立新中国的梦想。承受者与主角是同一人物，所谓对象即是孙文/孙文的安全。其中的对头，首先是以慈禧太后为代表的满清封建统治者，其次是以阎孝国为代表的盲目忠于满清的爪牙，他们愚昧、专制、残暴，是黑暗势力的象征。助手由号召来的保护孙文的人担任，即方天、刘郁白、王复明和自愿加入的阿四、方红、李重光等人。
　　此外，影片中三个人物具有多重“行动范畴”④，即李玉堂、沈重阳和当地警察司史密夫，人性的复杂在三人中最能体现。沈重阳和史密夫两人在第一序列中很形式化地扮演对头的角色：沈重阳跟踪陈少白致使方天一行人被害，史密夫查封报馆，这些行为促使“反清”行动遭到阻碍，客观上扮演着对头的角色。但经过或亲情或友情或爱国之情的刺激，两人在第二序列中都扮演助手的角色：保护/部分保护孙文的安全。沈重阳的前妻要他保护李玉堂，要求是：以后告诉女儿沈是其亲生父亲。得知自己还有孩子，惊喜、追悔的沈重阳卸下对立的面具，尽职尽责担起保护任务。孙文来港，保护人员经历了一部分暗杀后，史密夫带着他的宪兵队持枪而来，表面上是因为有人被害，为维持秩序，押卸李玉堂一伙，实际上是帮助他们顺利走过部分路程。最后，史密夫小声对李玉堂说：“这段路我能送多远就送多远吧”。他虽在第一序列中扮演督头角色，但关键时刻还是尽力保护了孙文（虽然实际不是真孙文）。李玉堂在影片中复杂得多。最初，他仅暗中资助陈少白（革命者），似乎是革命的助手；出于爱子情深，他坚决反对自己的儿子从事革命事业，从这儿看他又起到对头的作用。最终，在陈少白失踪以及确认儿子没有参加保护任务时（其实李重光参加了保护任务，只是蒙骗了李玉堂）李玉堂成为保护任务的组织者，此时他又站在助手的位置上。他摇摆不定的角色位置是由国家和亲人二选一的难题决定的。李玉堂希望建立新社会，但不想牺牲自己唯一的儿子。古云：“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儿子是家族的延续，没有了唯一的儿子，就没有了依靠，没有了家族的希望。所以他在助手和对头两种角色中摇摆，表面上给人不稳重的感觉，实际上在影片中他的形象反而因此体现得最为立体、丰满。
　　三、光明与黑暗的较量――语义矩阵分析
　　在这些角色中，孙文/孙文的安全象征着民主、平等、光明的新社会，陈少白代表着革命者，方天、方红是以唱戏为掩盖的反清流亡者，王复明是卖臭豆腐的，阿四是车夫、仆人，刘郁白因喜欢上父亲的女人沦为乞丐，这三人都为底层劳苦大众，李玉堂是生意人，李重光是留洋知识分子，约瑟夫是英国统治下的当地警察司长官，沈重阳是赌徒。从职业分配看，保护者包含了除满清统治者及其爪牙外的所有人。抽象之后，我们知道影片讲的是为了建立民主、平等、光明的新社会，社会各个阶层（革命者、反清流亡者、底层人民、留洋知识分子、生意人、警察等）与封建黑暗专制的旧势力作斗争（斗争的表现形式是保护孙文的安全）并最终取胜的故事。
　　根据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得到格雷马斯的“语义矩阵”中的核心二项对立式：那便是光明与黑暗。以此类推，相关的对立项便是非光明与非黑暗，于是我们可以建立起《十月围城》的意义矩阵：
　　在这一意义矩阵中，人类社会处于光明和黑暗之间，两大敌对阵营争夺的客体是孙文/孙文的安全。孙文作为光明的象征，他的生死象征着新势力、新社会的振兴与消亡。所以孙文/孙文的安全是敌对双方争夺的对象。陈少白、李重光学习西方先进思想，是光明、进步方向的代表，慈禧、阎孝国则是黑暗、落后的代表。至于阿四、刘郁白等人，他们投向光明，但并非如陈少白一样明白这样做的意义，他们仅凭直觉、凭良心感到这样做是对的。所以在这个矩阵中不再有他们的位置。这一矩阵简洁鲜明地突出了影片的结构：这是光明与黑暗的较量，胜出的关键是孙文的安全。
　　其实，影片开头就隐含着这样的暗示。下课后，杨衢云边走边为学生讲“民主”：“‘民主’这个词其实源于希腊，是‘人民’的意思，从字面看就是人民统治，就是按照平等、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共同管理国家事务……”这些内容严重违背封建君主专制思想，必然遭到满清统治者的憎恨。果不其然，杨教授被枪杀，成为香港第一起政治暗杀事件。杨教授的被杀并不能阻止先进思想的传播，无数仁人志士都为推翻腐朽黑暗的旧社会而努力。这是种信仰，这也是希望。正如学生问杨教授：“我们能看到中国有那么一天吗？”杨教授回答：“我知道这一切快到了。就是我看不到你们也一定会看到的。”就算成为先行者，成为此牺牲的人，后继者也会努力，“你们”――后继者也会看到的光明、民主的新社会的。革命者前仆后继，继续策划革命，满清政府则暗杀革命者。下一序列表现的内容是：官员向慈禧报告孙文的动向，慈禧派人去暗杀孙文，然后出现片名：十月围城。这个片头前一部分就暗含着光明与黑暗的不可相容（杨衢云宣传民主、进步思想，遭统治者枪手暗杀）。后一部分，讲孙文来港，慈禧同样派杀手暗杀，从侧面证明光明与黑暗的较量不可避免，在较量中，孙文的安全是未知，是关键。
　　结语
　　《十月围城》由一群无足轻重的小人物甚至边缘人物书写革命历史事件，摆脱了以往影片由完美的大英雄刻画历史事件的特征，以一种个人化和民间化的历史叙事，重构了革命历史的不为人知的面目。他们在影片中主要扮演助手的角色，在主角的带领下，形成次主角。他们保护孙文的过程成为影片重点书写的对象，其他人物除去满清统治者和爪牙，都或多或少参与保护任务。因为复杂的人性，一些人不能全心全意帮助革命者，但仍值得感激。透过语义矩阵分析，笔者得出全片的主旨：光明与黑暗的较量，在经历流血牺牲后，光明取得胜利。
　　《十月围城》弘扬了光明、进步、民主的精神，用小人物推动历史进程，注重人文性，是一部成功的主流商业影片。■
　　参考文献
　　①熊畅，《试以格雷马斯矩阵分析电影》[J].《山东文学》，2010（1）
　　②刘小妍，《格雷马斯的叙事语法简介及应用》[J].《法国研究》，2003（1）
　　③罗钢：《叙事学导论》[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
　　④戴锦华：《电影理论与批评》[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作者：王为维，陕西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09级研究生；武计涛，陕西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2010级研究生）
　　责编：姚少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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