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人类学视角看纪录片《藏北人家》 人类学纪录片

　　【摘要】《藏北人家》通过“再现真实”的拍摄手法,以生活在4700米高原上的措达一家为线索。记录了远离现代文明的另一种古老文明形态――畜牧业文明。通过“再现”这种文明形态下的普通人家生活,表达了作者对生命本质意义的思考。这部影片蕴含着丰富的人文内涵,具有人类学研究的文献价值。
　　【关键词】《藏北人家》 人类学 纪录片
　　
　　 人类文明史经历了畜牧业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信息文明的大致过程。《藏北人家》选取的主人公是居住在藏北高原上一家普通的游牧民,该片的题材和主题远离人们所熟悉的现代文明,边缘化的题材本身所蕴含的人文内涵,使其具有了人类学研究的文献价值。
　　《藏北人家》描绘了一幅幅古老文明形态的图画,记录了生于斯长于斯的人们在向现代文明过渡时的心灵轨迹。通过记录一家人的生活场景不仅展示了中国当代多元交存的文明状况,而且捕捉了文明演进的某些瞬间。同时,将边缘题材置于与之共时的现代文明语境中审视,对过去时态的文明形态的现在时关注,为处于工业文明迈向信息文明的过程中的人们,提供了自我反思的契机。
　　一、《藏北人家》的人类学意义
　　《藏北人家》记录了一种边缘文明形态下的普通人家生活。与现代文明相比,正因为它的滞后才得以显示出人类进化史上的早期形态。滞后的文明形态在现代文明的覆盖、牵引之下,因其独特的地理环境,保持了文明的原生性。
　　在这神秘的藏北高原念青唐古拉雪山之衅,美丽的纳木湖,生活着一群牧民。其中有一户,男人叫措达,妻子叫如锥,他们有7个孩子。措达一家有200只绵羊和山羊,40多头耗牛,1匹马。靠放牧这些牛羊过活,经济收人在藏北属中等水平。他和当地牧民一样,用卖羊毛的钱,购买政府供应的粮食和其它生活用品。全片通过拍摄措达的放牧生活以及牧民们独特的饮食、起居、婚姻、祭神、审美、嬉戏等,真实记录了藏北牧民独特的生存方式。这种真实再现的手法让我们对藏北高原的文化风俗有了更直观的感受。对于异族生存状态的记录,对观众而言有陌生化的效果,对深处现代文明下的人们具有足够的吸引力,而《藏北人家》所做的并不仅仅是吸引。
　　《藏北人家》的本意在于通过纪录,向人们展现人类文明状态的演进中的过去时,使其具有厚重的审美感。藏北高原高寒缺氧,一年四季大部分时间刮大风,夜间温度通常在0℃以下,自然条件极为恶劣。选择这平均海拔几千米以上的高原作为自己的生存之地,他们的生存方式在外人看来原始而又艰难。它让处于这一文明形态之外的人们,从措达一家的生存状况中或许更能体会到关于生命的本质意义。正因如此,作者王海兵才将该片定义为最早拍摄的人类学影片。他认为:“我说不清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关注人类学的,大概是80年代末90年代初期,我拍纪录片的时候。也没有研究过专门的书籍,从一些杂志上了解了一些。1990年拍摄《藏北人家》,可以说,是不自觉地运用了人类学的眼光在创作。后来,在我拍完《藏北人家》以后,接触到‘影视人类学’的概念,有评论说《藏北人家》是影视人类学的作品,也有国外的纪录片制片人向我提到影视人类学并提供这方面的资料,同时还向我约稿拍这方面的片子,因此我就特别关注这方面的内容,这时候,才接触到“‘田野调查’的字眼,才知道国外还有影视人类学这样的学科以及这方面专门的电影节。我觉得,影视人类学的创作方法和我的创作观念很对路,就开始自觉地以人类学的眼光来丰富我的创作,可以说,从选题到制作,我受人类学的影响是很大的。”①
　　二、纪录片引发的思考
　　关于人类学影片、电视片拍摄实践中的“虚构”与“真实”,一直是纪录片争议的热点问题,不少学者都各持己见。如陈景源认为,真实性是人类学片具有核心意义的特征,人类学影片的真实性应体现在真实人物、真实事件、真实环境、真实内涵四个方面。构成人类学影片独立风格的基本要素为:科学真实性、直接形象性和信息完整性,三者有机结合,缺一不可,离开它就没有人类学影片。对于拍摄者而言,真实性是必须遵循的原则,否则就不是合格的。
　　“真实”这个概念似乎永远与纪录片理论纠缠不清。作者为方便拍摄,与助手搭建了一个帐篷,似乎措达成了摄像机面前的“表演者”,从拍摄的角度看,有的场景如拍一家人如何剪羊毛,或许会有“组织拍摄”的嫌疑。虽然影片追求纪录片的真实,但影片呈现的始终只是现实的局部或某些方面。纪录片试图通过真实来建构影片与历史的关系,达到“真实再现”的目的。历史纪录本身是依靠镜头去建立的,是建构起来的。纪录片的价值就在于,它能够从一个发现的角度去看历史。所谓“真实再现”,其实考察本质就是影片能否建构与历史的和谐关系,“真实”不在于创作者是否用了纪实手法,纪实手法拍下来的,很可能是虚假的,因为它更有欺骗性。我们探讨真实和历史之间关系的时候,更重要是看从什么样的立场,用什么样的观点,是基于什么样的纪录良心去做这个事情。所以,“在这里就必须重新强调纪录者的立场和道德良心在纪录片中的重要地位,这是唯一能够保证纪录片真实性和权威性的东西。纪录片导演面对拍摄对象的时候,要用一种谦虚和敬畏的态度。”②自有纪录片以来,不同年代的电影人及电视人都在为有效实现真实与纪实而不懈努力、执着探寻。时至今日,真实与纪实依然是个悬而未解的难题,而纪录片则因此发展着、丰富着。笔者认为,纪录片更应该想着如何在影视手段的表现范围内,提高纪录片的认知功能,使其尽量在追求“真实”的目标驱动下,探索人类生存空间的深度与广度,以增进人类透过影像来了解过去、探寻未来、感悟人类生存的意义。
　　虽然《藏北人家》具有人类学影片的要素,但王海兵并不是一个人类学家,他的拍摄并不是从人类学的视角切入,只是他的拍摄思想带有一种朴素的人类学思想。影视人类学片拍摄的早期,强调拍摄的客观和真实,并用客观和真实这种标准来要求评价人类学片的拍摄工作。客观和真实引申出来的一个要求就是人类学家在拍摄过程中应当保持一种客观、超然或客位的态度来反映被拍摄对象,并避免在人类学片中带入拍摄者的情感和偏见或避免影响被拍摄者。“纪录片是以真人真事为表现对象,不经过虚构,直接反映生活的一个片种。”③它从现实生活本身选取典型,提炼主题,通过电影影像再现生活。在这一前提下,纪录片可以把文学、美术、音乐等各种因素融成一个艺术整体,从而最大限度地保持生活的光彩、生活的气息、生活的节奏,使生活现实得到如实反映。然而纪录电影并不是原封不动地照搬生活,而是创造性地利用现实,是现实生活的提炼、剪裁;可以运用适当形式,把不同时间、空间的生活素材,根据特定的主题联系在一起。
　　王海兵的《藏北人家》在拍摄方式、镜头运用、结构安排等方面,以及影片在主题和人文意义等层面打破了此前纯粹纪录式的制作方式,片中融入了一些故事情节和其他的艺术手法。无论是在故事片中采取“纪录”手段,还是在纪录片中运用“虚构”策略,都表明作者自我反省意识。从王海兵的影片中我们能够感觉到有一种浑朴自然的美。运用人类学的观察视角进行记录拍摄,片中包含着真实的人,真实的言谈、举止。除了具有人类学意义外,它还具有较高的审美意味、引人深思的社会伦理意义以及较为广泛的文化社会学价值。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异族的生活习惯、文化仪式的真实影视画面声音,有一种“原生”的张力,令人惊奇。“这些通过不同内容、不同层次具体而生动地展现出来的文化、生活样态的记录片,一定意义上说,是人类生活和文化遗迹的“活化石”,极具研究参考价值,对我们的生活也有某种启迪意义。”④■
　　参考文献
　　 ①孙黎,《人类学与电影电视纪录片》,中国优秀硕士论文数据库
　　②吕新雨,《当前中国纪录片发展问题备》,http://academic.省略/academic_xsjd_view.jsp?id=4150
　　 ③许南明:《电影艺术辞典》中国电影出版社,1986,24
　　④张同道:《大师影像》,南方日报出版社,2003,79
　　(作者: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08级硕士研究生)
　　责编:姚少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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