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季鸾:新闻专业主义的追寻者:张季鸾

　　【摘要】本文从张季鸾的办报活动出发,结合当时的历史环境,分析他在采、编、评方面对新闻专业主义理念的诠释。 　　【关键词】张季鸾 新闻专业主义 《大公报》 　　
　　 辛亥革命以后,旧中国报界风起云涌。在诸多杰出的报人里,张季鸾无疑是最出色的一位。作为《大公报》的核心人物之一,他坚持新闻本位的观点,身体力行,写出了许多有影响的评论,体现了他对新闻专业主义思想的坚守。
　　新闻专业主义思想是在19世纪30年代后随着商业化大众报刊的兴起而在西方兴起的一种新闻思潮。它的主要思想是报刊要服务于全体民众,而不是某一利益集团,传播真实、真相、真理。
　　1、从其新闻业务工作的采、编、评看
　　首先,他对新闻本位有着清醒的认识。他在《大公报》复刊十周年的纪念词中强调:“报纸生命,首在新闻。盖应能反映中国全部重要问题,以满足救亡建国途中国民之一切需要。”确立新闻传播为报纸的首要功能,这一点也使其与传统的“文人论政”区分开来。传统的“文人论政”更倾向于评论以造成舆论之势。同时,他非常重视专电和新闻通讯。张季鸾在任孙中山秘书时,他从南京拍给《民立报》的有关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的专电,是中华民国成立后的第一条新闻专电。《大公报》在碰到重大事件或者突发事件时,都会派特派记者进行采访。在通讯方面也出现了许多名记者如萧乾、范长江等,他们的旅行通讯或战地通讯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其次,在编辑方面,他于1926年出任《大公报》总编辑。他曾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高度评价。周恩来评价他:“做总编辑,就要像张季鸾那样,有悠哉游哉的气概,如游龙飞虎,游刃有余。”张季鸾曾在一篇文章坦露心迹,“新闻记者于处理问题,实践职务之时,其基本态度,宜极力做到无我与无私。”他说:“何谓无我?是说在撰述或记载中,竭力将‘我’撇开。根本上说:报纸是公众的,不是‘我’的,当然发表主张或叙述问题,离不了‘我’。但是要极力尽到客观的探讨,不要把小我夹杂在内。”“无私之义,其实就是从无我推演出来的。自根本上讲,报人职责,在谋人类共同福利。”①
　　要做到无私与无我的编辑境界,首先要有不谋财、不求名的编辑心态。他在主持《大公报》时提出“四不”办报方针,其中的“不卖”,即“不受一切带有政治性质之金钱补助,且不接受政治方面之入股投资。”其实是在申明不假任何政治势力,不接受人资助,不求于人。经济独立是报纸独立发展的重要基础。1936年9月在回顾《大公报》创立十周年时,张季鸾说:“除第一年入不敷出,耗用股本之外,未几即达收支适合。工场设备之发展皆以营业收入充之。现时工场财产,价值约四十万,皆自然发达而来者也。”②其次,将报纸作为公共论坛的编辑视野。他提出的“不私”,即“本社同人,除愿忠于报纸所固有之职务外,并无私图。易言之,对于报纸并无私用,愿向全国开放,使为公众喉舌。”在主持《大公报》期间张季鸾将其作为公众利器:“中国革命之第一要务,为普遍调查民生疾苦而宣扬之,此故报纸天职,而力亦不逮,故必须望全国读者之努力合作,凡属真确见闻,随时不吝相告,期使本报成为全国人民生活之缩图,使政治各界随时得到参考研究之资料。”③这些都体现了其服务公众的办报理念。
　　第三,在新闻评论方面,张季鸾更是为后人所称道。他不畏权势,著名的“三骂”脍炙人口。一骂军阀吴佩孚,二骂汪精卫,三骂蒋介石;“四一二”之后,他不断发表有胆识的评论文章,坚持正义,批评蒋介石政府,反对屠杀青年,受到广大读者的赞扬。他在社评《党祸》中说到:“青年血气方刚,不论其思想为左倾为右倾,凡能如其主张敢于冒险力行者,概属民族之精英,非投机取巧者可比,轻加杀戮,无异残害民族之精锐,将成为国家之罪人。”在国民党训政时期,他还多次发表评论呼吁言论自由;“九一八”事件后,他主张对内联共,对外联苏,共同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发表了著名的《置之死地而后生》《我们在割麦子》等评论文章。“以锋利之笔,写忠厚之文;以钝拙之笔,写尖锐之文。”这是张季鸾对自己社评技巧的概括。
　　2、从其以服务公共利益为目标看
　　张季鸾在他的文章《归乡记》中说:“我的人生观,很迂浅的。简言之,可称为报恩主义。就是报亲恩,报国恩,报一切恩!”他的报恩思想扩展到理论方面就是以国家至上、人民至上。纵观他的一生,不为钱,不为名,为报业奔劳,一直坚守着新闻专业主义理念。
　　1930年,陕西大旱,民众受灾。张季鸾得知后,以《大公报》名义撰写社评《朱庆澜等为陕灾之呼吁》,呼吁捐款。在他的提议下《大公报》进行了为期一周的宣传活动。在宣传期间,连发社评,将赈灾活动推向高潮。七天内《大公报》收到捐款7万元,捐款者数千,加上事后陆续捐款,共计10万元。此次义举,受到社会各界的好评,《大公报》销量也日趋上升。
　　1936年11月底,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领袖人物沈钧儒等因反对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在上海被捕。全国各界义愤填膺,纷纷提出抗议。《大公报》上刊登大量声援“七君子”的文章。但国民党一意孤行,拒放“七君子”。为此,张季鸾不顾个人安危,专上庐山,请求蒋介石下令释放他们。蒋介石在官邸接见了他,张季鸾从当前民心、民意潮流等多方面分析关押“七君子”对当局造成的不利影响。在卢沟桥事变发生后,蒋介石不得不放了“七君子”;抗战期间,张季鸾写了大量社评,控诉日本帝国主义屠杀中国人民的残酷暴行。并写社评鼓舞人民切不可悲观,应该看清形势,团结一致,坚决勇敢。在《大公报》社评《中国国民应有的自信》中,他对敌我矛盾进行了精辟的分析,指出:“日本侵略力有限,而中国抵抗力无穷。侵略靠经济,侵略越久,经济越坏,最后必然崩溃。”鼓舞了人民抗日的气势。
　　综上所述,张季鸾是那个时代新闻人中专业主义的践行者。他倡导不偏不倚地进行新闻报道,奉行经济独立,言论公正,意见多元的原则。同时,他还是一位忠诚的爱国者,在民族危亡时,挺身而出,用言论为国家民族的兴亡贡献着自己的力量,写出了许多忧国忧民,心怀天下的文章。可以说张季鸾的报人生涯也是对新闻专业主义思想的追寻与坚守。■
　　
　　参考文献
　　①张季鸾,《无我与无私》、《季鸾文存》(下)[M]天津大公报,1947年影印
　　②张季鸾,《本报复刊十年纪念之辞》[N]津泸《大公报》,1936-9-1
　　③张季鸾,《大公报一万号纪念辞》(天津《大公报》社评,1936年5月20日),《季鸾文存》,第一册,第31-33页
　　
　　(作者:陕西师范大学08级新闻学硕士研究生)
　　责编:姚少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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