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中的公共食堂】记忆中的食堂游戏

　　民生记忆之50年代 　　50年代,百废待兴。 　　老百姓的衣食住行,朴素简单如当时一首民谣所说:“四个兜的中山装,小米高粱吃得香,几户人家一个庄,走亲访友靠步量。”
　　革命的激情,心中的理想,引领着50年代人们的生活,他们工作繁杂但没有怨言,生活清苦但没有牢骚,遇到困难也不气馁。虽然他们曾经砸掉家里的铁锅去大炼钢铁,虽然他们曾经误以为粮食可以亩产几十万斤,但他们对幸福生活的向往,无可厚非。
　　直到现在还有人怀念:50年代,多单纯啊!
　　
　　1958年的河北,一条数米宽的小河从两个村子中间穿过,满眼的枣树和梨树,遮住了村子里稀稀疏疏的院落。场上14岁的张友福不辞辛苦地捡拾掉落在地上的粮食。因为家里的老人常说:丰收过不了三年,大灾不远。
　　如今60多岁的张友福已经从钢厂退休了,回忆起50年代关于“吃”的事,还是一句话:“节约粮食到什么时候也没错。”
　　
　　
　　我比新中国大几岁。在我的记忆中,中国改革开放前,日子最好过的是1953年～1955年,随着战争的结束,横行乡里的土匪流寇被消灭,社会安定了,农民得以安心生产。每个人都相信自己的脚正迈向共产主义。
　　当时的民谣热情地唱道:人人进入新乐园,吃喝穿用不要钱;鸡鸭鱼肉味道鲜,顿顿可吃四大盘;天天可以吃水果,各样衣服穿不完;人人都说天堂好,天堂不如新乐园。总之一句话:“人民公社是桥梁,共产主义是天堂”。
　　1958年,办好公社的集体福利事业,特别是办好公共食堂,成为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成为巩固人民公社的一个基本关键。当时“放开肚皮吃饭,鼓足干劲生产”,成为传遍大江南北的著名口号。
　　那会儿,办公共食堂要做的第一件事是把农民家里的粮食收到公共食堂。刚开始,我挺喜欢去公共食堂吃饭的。公共食堂并不完全是后来人们说的大锅饭,不过,的确是大伙儿在一个大锅里吃饭,像机关、部队一样,开饭时,每人端个大碗,不论男女老少排队打饭菜,然后就围坐在食堂里的大方桌边吃。那场面⋯⋯感觉饭特别香、特别热闹。关键是我妈不用在家做饭,可以省下时间干其他活。
　　当时河南省有一个数据统计说,河南省实现公共食堂化以后,每个社员一天可以多出三个钟头的时间来进行劳动或学习。提高劳动生产率30%左右,同时使600万个妇女劳动力从繁重的家务劳动解放出来。
　　当年公共食堂的做法现在基本被否定了。说实话,公共食堂到底对不对?我觉得出发点是好的,但没有考虑当时中国的国情,超越了当时人的觉悟,现在看来,有些做法很荒唐。
　　在1958年,我国的政治形势虽已稳定,但农业科技还没有明显进步。从官方资料看,当时小麦平均亩产135斤,玉米和高粱平均140斤,红薯平均1600斤。当时我们村大部分人家的粮囤里只有30斤左右的粮食。多的也不过二三百斤,这样的户数有三四户。
　　在这样的经济条件下,不少公共食堂只管盯着“吃饱”、“吃好”的目标办,倾其所有,倾其所能,不但吃饭上不限量,就是吃菜上,也强调“一个星期不重样”、“半个月不重样”。大吃大喝,穷吃海喝。甚至有的公共食堂还开起了“流水席”,社员随到随吃。
　　反正吃饭不要钱!社员们的积极性和责任心大减。那时,收地瓜竟然用犁翻,只捡上面看到的一层,看不到的就任其埋在地里腐烂,大片大片的成熟玉米无人收。反正又不能收回自己家,也不允许往自家拿,粮食浪费得惊人。本来是为了节约粮食,高度集中劳动力支援经济建设的公共食堂后来就成了懒汉的天堂。
　　“懒汉”也没快乐几天,天天过年的日子就坚持不住了。公共食堂开始限量,每户分多少斤饭票,各家各人根据自己的计划来吃。记忆中的主食也就是地瓜干、苞米面了,偶尔也有馒头,每人一月二两油。再后来地瓜干也没有多少了,就开始吃夏天地里新产出的东西,主要是胡萝卜。这些东西没热量,像我大哥、二哥那样20刚出头的小伙子,是当然的劳动力,也正是能吃的时候,那点东西哪吃得饱啊!大家都很能吃,于是也就不敢放开肚皮吃了。
　　
　　有人说,食物这样短缺,公共食堂里的司务长和锅上的炊事员肯定多吃多占!说实话,这样的事情绝不会发生。那时,一碗饭和生死联系在一起,谁也没有那个胆量多吃多占。
　　这之后,农业生产越来越不景气,加上1959年开始发生自然灾害,公共食堂实在无法支撑,清汤寡水、野菜榆树皮成了主要口粮。
　　至于什么时候关的公共食堂,各地不一样。我记得,到1959年春节,我们村里给每家分了一点面粉过年,我家吃了一顿饺子。过完年后又继续吃食堂,到1959年年底,有些社队的食堂已难以为继,各地干部和农民普遍要求停办,有些社队的食堂自动解散。
　　
　　50年代民生关键词:
　　
　　满城尽着苏式装
　　新中国成立之初,苏联服装成为当然的革命象征,深深地影响着城镇居民。
　　列宁装,因列宁在十月革命前后常穿而得名,它的样式为西装开领,双排扣,斜纹布的上衣,双襟中下方均带一个暗斜口袋,腰中束一根布带,各有三粒纽扣。
　　列宁装开始本是男装上衣,在中国却演变出女装,并成为与中山装齐名的革命时装。穿上列宁装,显得既形式新颖又思想进步,获得无数中国女性的崇尚和青睐,也成为机关女干部的典型服装,因此列宁装也被称为“干部服”。
　　美中不足的是,当时的列宁装可供挑选的颜色并不多,清一色的蓝、灰、黑。
　　1956年,人们的生活一天天好起来,流行的色彩也从蓝色、灰色变得丰富多彩。从苏联传入的“布拉吉”成为最受欢迎的服装:宽松的短袖、褶皱裙、简单的圆领、碎花、格子和条纹,腰际系一条布带。
　　布拉吉本是苏联女子的日常服装。当苏联女英雄卓娅穿着飘逸的布拉吉就义时,布拉吉成为一种革命和进步的象征,也因此成为50年代中国最流行的女性服饰之一。
　　后来,由于中苏两国关系恶化,“布拉吉”的名称不用了,但“连衣裙”即“布拉吉”的意译名一直沿用下来。
　　
　　
　　粮票开启票证时代
　　50年代初,我国粮食短缺。中央政务院于1953年10月发布命令:全国实行粮食计划供应,采取凭证定量售粮办法,粮票出现了。
　　学界对于票据的起端,公认的时间是1955年,以发行第一套全国粮票为标志。之后,食用油票、布票相继面世。全国2000多个市、县都分别发放和使用了各种商品票证,进行计划供应。此外,一些较大的厂矿、学校等也印发了各种票证。
　　从此,票证范围之广、地域之宽、品种之全、时间之长、数量之多,在世界上极为少见。除了买“红宝书”(《毛主席语录》)不用票,买其他东西都要票。
　　据《上海地方志》记载:1955年10月,上海市印制发行“五证一票”。五证是:上海市居民购粮证、工商行业购粮证、伙食团购粮证、特种用粮供应证、市镇居民粮食供应转移证。各户用粮均由粮食部门核定数量,发给购粮证,到指定粮店凭证记量购买粮食。一票是:1955年上海市粮票。这些粮票、粮证是实行粮食计划供应的凭证,属无价证券。
　　50年代粮票的出现,标志着后来整整实行了40年的商品票证制度的开始,小小粮票,曾陪伴了所有中国人。
　　
　　控制盲流的户口本
　　1953年,第一个五年计划之后,为了努力实现工业化,工厂新招收了几百万工人。但是,中央政府发现,这些工人中的许多人实际上是寻找非农业就业的农民,于是下令禁止国营工厂继续从农村招收工人,控制农村“盲流”进入城市。从此“盲流”一词特指那些在城市工作但没有城市户口的农民。
　　1955年6月22日,国务院正式颁布《关于建立经常的户口登记制度的指示》。文件要求,全户或个人迁入或迁出县级行政区时必须向县一级政府报告和领取迁移证。
　　1958年1月9日,中国第一部户籍管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颁布实施。从此户口与劳动用工、住房、教育、社会福利等公民的权益挂起了钩。之后,户籍制度像一条无形的带子,束缚着人们的自由流动,有了不同区域之间的人口之分。
　　
　　
　　无房户的天堂
　　50年代初期工人、尤其是大城市的工人住房困难受到特别的关注。
　　1952年,上海为执行毛泽东数年内解决大城市工人住宅的指示,专门成立了工人住宅修建委员会。当年,第一批住宅21002户完工,以当时的家庭成员平均每户5人计算,可解决10万人的居住问题。
　　当时,新建居住区是结合城市市区工业分布和职工就近工作、就近生活的要求来确定布局的,住户是普通职工。这一时期的新建民居,除平房外,大多数是四层左右的小楼。屋顶较高达3米左右,有的高达3.5米,窗户却很小,不够畅亮。居室通常是大间套小间,没有厅,只有一个狭窄的过道,这是借鉴了苏联住宅模式。
　　北京的“排子房”也叫“兵营式住房”。由于这种房型节省材料、便于管理、向阳保暖,那时也被广泛采用。
　　这种房排与排的间距大致三四米,没有独立的厨房、厕所等生活设施,每间14至16平方米。这种房子进深短,一开门室内一览无余。大多数人家用“阳光换厨房”,挡住自家向阳的前窗盖起小厨房,由于终日难见阳光,室内大多“黑糊糊、油腻腻”。通常一排房或几排房才设一个公用自来水龙头,“排子房”把门的首户大多是公共厕所,卫生条件差,老街坊们管这叫“闻着味儿回家”。
　　1958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四合院开始了公有化尝试。四合院里按人口多少平均分配,一般都分到一间房,少数人分到两间房。有的多进院落一下住进了几十户人家。四合院的公有化尝试,给许多面临结婚生子的外来务工青年打开了方便之门。
　　
　　交通基本靠走
　　“交通基本靠走,通讯基本靠吼,取暖基本靠抖,治安基本靠狗”。这则幽默小文的第一句,也是50年代中国大部分地区交通工具的真实写照。
　　50年代的农村,不但绝大多数人没有乘过公共汽车,就是自行车,也只有极少数有职工的家庭才有。闲暇时走亲访友,就只有靠两条腿用步子量着走了。
　　在城市,公共汽车虽然不断增加,但受各方面条件的限制,还不能完全依靠公共汽车出行。这样,自行车就成为机动车之外的主要城市交通工具。每千人拥有自行车的数量,1950年为0.038辆,1952年为0.58辆,1956年为1.14辆。
　　50年代,摩托车是稀有之物,很少用于日常交通。
　　至于出租车,像北京、上海这样的城市也有,只不过离普通的老百姓很远。新中国成立初期,上海就有出租汽车行29家,营业汽车近400辆。在北京,政府专门从东欧和苏联进口了一批崭新的“华沙”和“胜利”轿车,用做出租车。
　　
　　准予离婚
　　灵芝同志:
　　望你经常回忆自己幼时贫苦生活,保持自己艰苦朴素的优良作风;更望你永远保持努力学习的精神,争取做一个布尔什维克式的中国共产党员。
　　你的爱人,良
　　
　　于1952年10月15日晚。
　　这是载于黄新原《真情如歌》一书中一段新婚夫妻间的留言。
　　50年代的婚姻被打上强烈的革命色彩,同时被置于法律的保护之下。
　　1950年5月,共和国第一部法律《婚姻法》颁布实施。
　　《婚姻法》的第一条就开宗明义地宣告:“废除包办强迫、男尊女卑、漠视子女利益的封建主义婚姻制度。实行男女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权利平等、保护妇女和子女合法利益的新民主主义婚姻制度。”
　　《婚姻法》规定:“男女双方自愿离婚的,准予离婚。男女一方坚决要求离婚的,经区人民政府和司法机关调解无效时,亦准予离婚。”
　　正是因为新婚姻法有了这条规定,才使得众多的妇女,从不幸的婚姻家庭中摆脱出来。《婚姻法》是年轻的共和国送给公民、特别是年轻男女公民的一份厚礼!
　　
　　比窦娥还冤的麻雀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但是这只小小鸟做梦都想不到,有一天会被人类列为“害人鸟”而遭到几亿人的围剿。
　　1955年,有农民向毛泽东反映,说麻雀祸害庄稼。不久便有了决定:从1956年开始,分别在5年、7年或者12年内,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基本上消灭麻雀、老鼠、苍蝇、蚊子。于是麻雀陷入了“与民为敌”的惨境,四处被围剿。
　　原载于1958年4月20日《人民日报》的一篇文章报道了一场麻雀歼灭战的始末:
　　1958年4月19日,从清晨5时开始,北京布下天罗地网,“围剿”害鸟――麻雀。全市300万人民经过整日战斗,战果极为辉煌。到19日晚10时止,据不完全统计,全市共累死、毒死、打死麻雀83249只。
　　为了摸清“敌情”,围剿麻雀总指挥部还派出30辆摩托车四处侦察。解放军神枪手也驰赴八宝山等处支援歼灭麻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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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各地不完全统计,1958年全国共捕杀麻雀2.1亿余只,可怜的麻雀所剩无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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