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库尔德【土耳其加入欧盟进程中的库尔德问题】

　　摘要　在土耳其申请加入欧盟的过程中，国内库尔德问题是导致其入盟受阻的重要原因之一。由于土耳其对民族问题的偏激观念，加之土耳其法律对库尔德人争取民族权利的限制，土耳其国内库尔德问题始终难以得到解决。目前，库尔德问题不仅使土耳其无法达到欧盟的“哥本哈根规则”要求，而且还加深了土耳其和欧盟双方民众之间的隔阂，使得土耳其入盟的前景变得更加难以预测。
　　关键词　土耳其　欧盟　库尔德问题
　　中图分类号：D8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812(2010)04－0049－55
　　
　　2005年10月3日，土耳其与欧盟正式启动入盟谈判。随着谈判进程的不断深入，土耳其不得不开始认真面对欧盟提出的越来越多的问题。其中，土耳其国内的库尔德问题，就是土耳其政府无法回避但又难以解决的问题。根据欧盟的“哥本哈根规则”，所有欧盟成员国必须建立稳定的制度来确保其国内的民主、法制、人权和少数民族权利。为了强调库尔德问题在土耳其入盟谈判过程中的重要地位，欧盟下属的土耳其人权工程机构在其提交的报告中，已经明确提出要把库尔德问题的妥善处理视为衡量土耳其人权和民主进步的基本依据。因此，土耳其能否按照欧盟的要求处理好库尔德问题，已经成为它最终能否正式加入欧盟的关键因素之一。
　　
　　一、土耳其的库尔德问题现状
　　
　　土耳其国内的库尔德问题是一个由来已久的民族问题。奥斯曼帝国时期，库尔德人生活的地区曾是帝国中的一个省。当时，奥斯曼帝国曾经承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让库尔德斯坦地区独立。然而，奥斯曼帝国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而崩溃。1923年在签订《洛桑条约》(Lausanne Treaty)的会议上，虽然提出了让库尔德人自治或独立的问题，但由于土耳其领导人凯末尔的坚决反对而未能得到实施。结果，原属于苏丹统治的库尔德斯坦被一分为四，分别被划入土耳其、伊拉克、叙利亚和伊朗。此后，土耳其境内库尔德人要求独立的斗争以及土耳其政府对库尔德人的镇压，就成为土耳其政治生活中一个极其棘手的问题。目前，根据欧盟的估计，土耳其境内大约有2000万库尔德人，占全国人口总数的三分之一以上。
　　20世纪60年代中期，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一代库尔德人，为了争取更多的政治权利，正式向土耳其政府提出承认库尔德人少数民族身份的政治要求。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库尔德人采取了暴力和非暴力斗争的方式。在暴力斗争方面，安卡拉大学退学学生奥贾兰(Abdul-lah Ocalan)于1978年组织了库尔德工人党(PKK)。1984年8月，库尔德工人党开始用武力占领土耳其东部地区的城市，并宣称他们的目标是建立一个独立的国家。为了打击库尔德工人党武装，土耳其政府调集了25万军队对其进行清剿。从1990到1997年，土耳其军队清空了当地的3211个村庄，把数百万村民迁移到土耳其东南地区的城市或是数百英里外的城镇。库尔德工人党武装则被赶进深山之中，有些则越过边境进入希腊、伊拉克、伊朗或是叙利亚。
　　面对政府军队的清剿，奥贾兰于1987年3月下令攻击和焚烧那些支持土耳其政府的村庄，甚至连村庄里的守卫和他们的妻儿老小也一并处死。奥贾兰认为，教育是土耳其政府同化库尔德人的一种手段，因此也下令杀害了大批教师并烧毁了大量学校。根据土耳其政府的官方报告，在1984到1996年期间，大约有23，000人死于政府军和库尔德工人党之间的各种冲突。在死亡人员中，有13，878名库尔德工人党成员，4，310名平民和2，917名政府军士兵。1998年10月，叙利亚在土耳其政府的军事威胁下，签署了不再向库尔德工人党提供军事、后勤和财政支持的协议，奥贾兰以暴力方式在土耳其领导的库尔德人独立运动也就此宣告结束。1999年1月，奥贾兰在肯尼亚被土耳其特工秘密逮捕，并被直接送到远离土耳其大陆的一个岛屿上的监狱。他在那里被判死刑，后改判为无期徒刑，并将终身在这座岛屿上服刑。
　　在非暴力斗争争取民族政治权力方面，库尔德人也遭到了同样的挫折。根据土耳其政府的规定，凡受过教育的土耳其库尔德人必须承认自己是土耳其人，才能够在政府机构中担任行政职务。很明显，这一规定同样是引起库尔德人强调自身民族特性的重要原因。那些在土耳其政府中担任公职的库尔德人，必须避免谈论自己的种族。在他们当中，埃尔齐(Se-rafettin Elci)就因为谈论自己的种族而遭到迫害。1977年，埃尔齐曾担任过埃杰维特(Bu-lent Ecevit)民主左翼党(Democratic Left)政府的公共事务部部长。然而，一年后由于他在国民议会中公开宣称自己是库尔德人，并指出土耳其除了土库曼人以外，还有其他的种族，因而被议会解除职务。1980年9月军人政变后，埃尔齐还被关进监狱达两年之久。
　　1983年11月，奥扎尔(Turgut Ozal)领导的祖国党在军人政变后举行的大选中赢得了政权。由于其祖母是库尔德人，奥扎尔因而成为土耳其政界第一个支持与库尔德人和解的政治家。然而，奥扎尔希望和解的良好意愿，并没有促使土耳其政府放松对库尔德人的压制。从1990年10月到1998年10月，土耳其至少有六家倾向于库尔德人的报纸被查封。同时，库尔德人的政党也受到打击。例如在库尔德人的政党中，萨娜(Leyla Zana)领导的民主党曾在1991年的全国大选中赢得了四个议会席位。为了表明他们库尔德人的身份，萨娜在就职仪式上穿了一件代表库尔德工人党颜色的披肩，另外三名库尔德男性议员也在西装口袋里插着相同颜色的手帕。在宣誓仪式中，萨娜用库尔德语宣称：“我将为了库尔德人和土库曼人能够在一个民主的框架内和平地生活在一起而奋斗，”，结果这四位议员被当场逮捕，并被取消了他们的议会豁免权。1993年6月，奇莱尔(Tansu Ciller)成为了土耳其的第一位女总理，虽然她也承诺要解决库尔德问题，但土耳其政府对库尔德人政治活动的压制并没有因此而减少。1993年底，54名记者和人权活动分子被投进监狱，其罪名就是帮助库尔德工人党。1994年3月，民主党由于协助库尔德工人党而被取缔，萨娜和另外三名议员再次被捕，并被判15年监禁。
　　2002年正义与发展党(AKP)上台后，土耳其政府为申请加入欧盟而加快了政治改革进程。由于欧盟的强烈要求，土耳其司法部门开始重新审理萨娜案件。最后，一家低等法院裁定，对萨娜以及其他三位民主党议员的定罪有误。结果他们在服完15年刑期的10年之后终于被释放。此后，随着一系列宪法修正案得以通过，土耳其库尔德人开始获得一定程度的政治自由。其中包括：库尔德人可以使用自己的方言，电台和电视台也开始出现库尔德人的节目，政府还开办了一些教授库尔德语的学校。然而，由于库尔德人作为一个少数民族的最终政治诉求未能得到满足，因而库尔德人的暴力抗争活动仍在继续。隐藏在伊拉克和伊朗境内的库尔德工人党武装人员不断向土耳其发动武装攻击，导致大量平民死亡。尽管坚持非暴力抗争的萨娜以及其他民主党议员曾前往这些地区呼吁库尔德工人党放弃武力，并在土耳其 《时代报》上发表的声明中呼吁库尔德工人党武装应立刻离开战场并放下武器，但这些声明和呼吁并没有得到库尔德工人党武装的回应。
　　除了政治诉求未能得到满足外，土耳其国内的库尔德人目前还面临着来自社会经济方面的巨大压力。当年，土耳其军队在清剿库尔德工人党武装时，曾迫使大批库尔德人离开他们原来居住的村庄，并把他们迁移到其他城市。根据土耳其政府的统计，1984到1999年间共有3500个村庄的35万库尔德人被迁移。如今，这些被迁移人口多数陷入了经济困境。根据美国国务院的估计，土耳其目前流离失所的人口大约为100万人，其中主要是库尔德人。为了生存，这些人迫切需要获得工作。但是他们在城市里，必须会说土耳其语，甚至还要会说一些英语和德语，才能找到工作并融入城市社会。对于大多数只会说库尔德语的库尔德人来说，找工作对他们来说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情。面对这种情况，欧盟已经向土耳其政府明确提出，应该给予那些被强行迁移的库尔德人某种形式的经济补偿。在欧盟的压力下，土耳其政府近年来开始启动一项“回家工程”，帮助库尔德人返回自己的家乡。不过，这一计划的进展并不顺利。到2004年底，仅有1000多个库尔德人村庄在一定程度上获得重新恢复，并开始安置那些返回故土的库尔德人。对于库尔德人来说，尽管重新安置工程进展缓慢，但还是为那些流离失所的库尔德人带来了一线生存的希望。
　　
　　二、土耳其入盟谈判与库尔德问题
　　
　　2005年10月3日，当欧盟和土耳其正式开始入盟谈判的时候，土耳其国内长期难以解决的库尔德问题，似乎也迎来了某种获得解决的机遇。根据欧盟的基本要求，欧盟成员国必须符合“哥本哈根规则”设定的标准，这一标准要求成员国建立稳定的制度来确保其国内的民主、法制、人权和少数民族权利。而且“哥本哈根规则”还规定，所有成员国必须绝对遵守这项标准。土耳其如想获准加入欧盟，当然也必须遵守这项规定。这意味着，土耳其只有妥善解决好国内的库尔德问题，才有可能达到“哥本哈根规则”设定的要求。目前看来，土耳其解决库尔德问题的过程虽然注定会漫长而艰难，但土耳其正式开始的人盟谈判已经为解决库尔德问题提供了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机遇。实际上，对于所有土耳其公民来说，无论他们在种族上是土耳其人还是库尔德人，其实都希望土耳其能够实现立国之父凯末尔所确定的建立现代公民社会的最终目标。因此，对于土耳其政府及其国内的库尔德人来说，成为欧盟成员国将是一个双赢的局面，因为这将保证土耳其在维护其领土完整的同时，保证库尔德人获得真正的民主权利。不仅如此，年轻的土耳其移民还有助于解决欧洲国家由于人口零增长而难以支撑的欧盟福利国家问题。特别是土耳其与中东和中亚油气资源密切联系的地缘战略地位，更使得它对于欧盟未来的能源需求以及提供新的能源运输路线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
　　然而，库尔德问题目前依旧是阻碍土耳其加入欧盟的一个重要因素。对此，总部设在伦敦的库尔德人权工程执行主任耶迪兹(Kerim YHdiz)明确提出，土耳其、库尔德人和欧盟在此过程中必须面对很多难题。值得注意的是，耶迪兹同时也是欧盟土耳其公民委员会董事会的成员，这个非政府机构的宗旨就是通过推动土耳其申请加人欧盟作为一种解决库尔德问题的途径。因此，耶迪兹的观点明显带有欧盟的官方色彩。在库尔德问题上，耶迪兹一方面乐观地宣称：“对于库尔德人来说，入盟过程中那些关系到少数民族和人权的有关规定，为未来的长期公正和安全提供了至关重要的保证。自从2002年以来，土耳其入盟的前景已经推动了迅速广泛的立法改革。”但耶迪兹另一方面也警告说：“现在必须明确的是，土耳其是否已经真正改变了立场。同时，欧盟决定开始人盟谈判是否将真正立足于以土耳其的民主化和人权进步为基础。”
　　事实上，为了满足欧盟进行改革的要求，土耳其政府在库尔德问题上也的确做出过一些承诺。不过，这些承诺往往只是一种口头的表态和象征性的声明，或者仅仅是一些并未付诸实施的抽象措施。1991年12月，土耳其女总理德米雷尔(Suleyman Demirel)宣布：“土耳其已经意识到库尔德问题的现实。”两年后，新总理西勒(Tansu Ciller)在会见西班牙首相之后提出，土耳其将按照“巴斯克模式”(Basque Model)来处理土耳其的库尔德人问题。此后，1999年12月，前总理耶尔马兹(Mesut Yilmaz)也宣称：“通往欧盟的路必须要经过迪亚巴克尔(Diyarbakir)。”迪亚巴克尔是土耳其东南地区最大的城市，长期以来一直被看作土耳其境内历史上库尔德省的非正式省会。最后，2005年8月，现任总理埃尔多安(Recep Tayyip Erdogan)宣布，土耳其的确存在“库尔德问题”，而且过去在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犯过严重的错误”，现在需要“通过更加民主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土耳其政府官员的这些声明，至今尚未产生任何具体的效果。
　　对于土耳其政府的这种暖昧和拖延，欧盟方面已明确表示不满。2006年9月，担任欧洲议会土耳其事务大会起草人的荷兰议员欧林斯(Camiel Eurlings)，向欧盟委员会提交了一份得到议会外交关系委员会认可的报告草案。欧林斯在报告中对土耳其提出了严厉批评，认为土耳其并没有做好成为欧盟成员国的准备。特别是报告指责土耳其在2005年以后放慢了，改革的步伐。同时，报告还敦促土耳其政府应进一步做出更大努力，在涉及国内的基本自由和人权问题，尤其是人们表达意见的自由、妇女权利、宗教自由、工会权利和文化权利等具体方面做出令人满意的改革，这其中自然也包含了库尔德人的少数民族基本权利问题。
　　
　　三、土耳其处理库尔德问题面临的困难
　　
　　对于土耳其政府来说，处理国内库尔德问题面临的困难，主要涉及到对于少数民族概念的理解和一些具体的法律问题。首先，观念和认识上的思维定式，已经成为土耳其政府在处理库尔德问题时难以克服的障碍。对于土耳其政府来说，有关国内少数民族法律地位的认定主要是根据1923年《洛桑条约》(Treaty of Lausanne)对“少数民族”这个术语所做的解释。作为土耳其共和国与西方国家首次签订的一项条约，《洛桑条约》仅仅从宗教信仰的角度把诸如希腊人、亚美尼亚人和犹太人等非穆斯林确定为土耳其的少数民族。因此，历届土耳其政府都拒绝按照库尔德人的民族特性来承认其少数民族地位。他们这种做法不仅沿袭了《洛桑条约》确定的这种民族观念，而且也继承了奥斯曼帝国流传的一项古老原则，那就是在穆斯林世界中，伊斯兰的信仰属性绝对高于民族属性，因而只有非穆斯林才能获得官方认可的少数民族地位。
　　结合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奥斯曼帝国消亡和土耳其共和国建立的历史，可能更容易理解土耳其政府对于民族问题的这种观念。在这个时期中，随着奥斯曼帝国在和不同民族的冲突中逐渐消亡，土耳其共和国也在和希腊人以及亚美尼亚人的长期冲突中逐步建立起来。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希腊在英国的支持下，希望通过扩张来实现其建立大希腊的“罗马复国 主义理想”。结果土耳其人直到1922年打败希腊人的入侵之后，才建立起自己的国家。与此同时，土耳其和亚美尼亚之间也经历了长期战争。当时亚美尼亚人同样也是在其盟国的默许下，试图建立他们的大亚美尼亚国家。相比之下，赛义德酋长(Sheikh Said)1925年在土耳其国内领导的库尔德人起义，则完全是另外一种性质。在新生的土耳其共和国看来，这次起义的目的不仅是要恢复奥斯曼帝国的哈里发制度并摧毁新建立的世俗的土耳其共和国，而且还要在土耳其东南地区建立一个独立的库尔德人国家。很明显，库尔德人的起义已经直接威胁到土耳其国家的完整与统一。因此，对于当时的土耳其政府来说，承认库尔德人的少数民族地位，就意味着承认其自治和独立的要求。
　　由于担心库尔德人利用少数民族的地位来争取独立，因而土耳其政府迄今为止依然坚持按照传统的观念来确定少数民族的地位。1996年6月，当厄巴坎(Necmettin Erbakan)成为土耳其第一位伊斯兰总理的时候依然强调：“我们有无数的兄弟。在穆斯林兄弟之间，没有比所谓种族差异更加荒唐的事情。”2005年，奥兰(Baskim Oran)教授和奥兹丹(Ibra-him Ozden Keboglu)教授，因为他们在一份报告中对民族概念的解释违反了政府的观念而受到迫害。当时，这两位教授在接受总理办公室委托撰写的关于与欧盟和解法律的报告中提出，“土耳其人”(Turk)是从身份上界定的一个单一种族。而“土耳其”(Turkey)作为一个国家，则包含其他种族群体，诸如“库尔德人”。
　　除了观念和认识外，土耳其政府在处理库尔德问题时还会涉及到法律方面的问题。在土耳其1982年颁布的宪法中，第14、26、27和28条都规定，政府必须制止任何涉及种族问题的言论。任何与宪法所界定的“土耳其人”相矛盾的言论，都将有害于国家的完整和统一。除宪法外，土耳其的刑法法典中也包含了一些相似的条款。例如，土耳其20世纪90年代制定的刑法法典第312条，就明确禁止库尔德人通过口头和书面方式来争取自己的民族权利。这项条款规定，政府必须制止任何人“在不同种族、宗教或社会阶层群体之间煽动敌意和仇恨”。1995年，土耳其最负盛名的小说家亚沙尔?凯末尔(Yasar KemM)，还有路透社的美国记者迈克斯(Aliza Marcus)，都因其行动违反了这项条款而被判定为“思想犯罪”(Thought Crime)。
　　为了和欧盟取得和解，土耳其在2005年6月对其刑法法典进行了修改。在新的刑法法典中，尽管妇女权利和酷刑问题取得了一些改善，但法典依然强调必须把民族问题视为国家安全问题，而且将其重要性置于法制和人权之上。在新法典第301条中，还特别强调了土耳其对于民族问题理解的传统立场。根据这项条款的规定，2006年刚刚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奥罕?帕慕克(Orhan Pamuk)，也因为“毁谤”土耳其国家的性质而受到迫害。不仅如此，第301条款中对民族概念含义暧昧的解释，还变成了极端民族主义者和中央集权论者指控作家、学者和知识分子叛国和颠覆的依据。就连土耳其著名作家夏法克(Efif Shafak)也因其小说《伊斯坦堡的私生女》(Bastard of Istanbul)而受到起诉，原因是小说中的一个人物谈到了亚美利亚大屠杀问题。尤其严重的是，最近被暗杀的土耳其亚美利亚裔作家兼编辑丁克(Hrant Dink)，也因为他在文章中提到了亚美利亚问题，而被法院根据第301条款判处监禁缓刑。这意味着，土耳其新的刑法法典依然没有在法律上为库尔德人提供争取少数民族政治权利的可能。
　　除刑法法典外，土耳其上个世纪90年代制订的反恐法第8条，同样也提供了可以把那些敢于讨论库尔德人权利的学者、知识分子和记者视为参与恐怖主义活动分子的依据。这项条款规定，“那些旨在危害土耳其共和国不可分割的统一的任何书面或口头宣传、集会、聚集和抗议活动，在本国领土和国家内都严格禁止，无论这些活动是出于何种方式、目的和观念。”根据这项条款的规定，任何人实际上都有可能因为提出通过政治方式来解决库尔德问题而被投入监狱。实际上，很多人已经为此而遭到关押。这表明，土耳其2006年开始实行的新反恐法，不但意味着某种倒退，而且是对法制的公开侮辱。不仅如此，新反恐法对于恐怖主义的定义也更加模糊、宽泛，而且对恐怖主义犯罪的性质也没有明确的说明。新反恐法第6条规定，任何人如果表达与官方意识形态对立的观念，都可能被指控为“恐怖主义”罪行。而实际上，这些被指控者可能正是那些坚决反对使用暴力的人。不仅如此，反恐法第6条还把“恐怖主义罪行”的范围扩大到甚至佩戴一枚徽章或是一个标志，保留一份恐怖组织的传单或是在正式场合试图隐瞒自己的身份等行为上。更为严重的是，即使那些仅仅是批评法律的行为，都可能被指控为“恐怖主义”。
　　由于认识观念的偏见和具体法律的约束，土耳其政府还一直严格限制库尔德人使用自己的文字。土耳其政府甚至规定，官方不认可库尔德人姓名中包含的常用库尔德字母“w”“x”和“q”，而且这些字母也禁止使用。库尔德人给婴儿起名字的时候，只能使用土耳其语里面的字母，这样才不会出现这三个字母。目前，土耳其政府虽然名义上准许开办库尔德语言学习班，但由于开设这样的语言班需要大量繁杂的审批手续，因而实际上几乎不可能开办。四、土耳其解决库尔德问题的发展前景
　　2006年11月，欧盟委员会发表了最新的关于土耳其入盟进程问题的报告，这将成为它此后对待土耳其政策的指导。这份新报告基本重申了对土耳其的批评，那就是土耳其如果希望加入欧盟，就必须实行欧盟对它要求的政策改革，并且必须尽快取得明显进展。在解决库尔德问题方面，前欧盟委员会驻安卡拉高级代表克里特斯克尔(Hans Jorg Kretscher)曾在2006年11月发出呼吁，要求土耳其政府承认库尔德人的少数民族地位，并建议用“突厥人”的概念来代替“土耳其人”的概念。对于这一点他特别强调：“必须承认库尔德人的民族身份，承认库尔德人就是库尔德人，他们不是土耳其人。他们是土耳其公民，他们也希望做土耳其公民，但他们是库尔德人。”然而，土耳其陆军总参谋长克拉纳特(Yasar Buyu-kanit)将军却明确表示，决不可能接受库尔德人是一个受到法律保护的少数民族的观点。他回应说：“讨论这些关于种族的问题是本世纪的一种耻辱。这样的讨论也是对凯末尔创建的土耳其共和国的一种侮辱。如果凯末尔今天还活着的话，他一定会感到悲哀。”
　　当然，今天实际上谁也无法确定凯末尔对于少数民族问题的态度，因而也无法断定他一定会支持当前土耳其国内那些极端民族主义者对于库尔德问题的立场。根据凯末尔那种希望把土耳其变成一个现代国家而且要成为西方一部分的决心来看，更加合理的推断应该是，在今天的世界上，一个具有凯末尔那样勇气的领导人，必然会认识到土耳其自从他那个时代以来所取得的巨大进步，而且也能够理解多元化并不会妨碍维护土耳其的统一和完整。因此， 支持库尔德人在土耳其内部维护自己的民族权利，应该更加符合土耳其自身的国家利益。换句话说，库尔德人也不可能把土耳其共和国的奠基人视为自己不共戴天的仇敌，或者把反对他作为自己团结一致的号召力。实际上，承认库尔德人的民族地位反而会加强他们对土耳其国家的忠诚，而且能够赢得其他不同种族土耳其人的支持。1998年3月，被监禁的库尔德工人党领袖奥贾兰(Abdullah Ocalan)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也表示：“如果凯末尔还活着的话，他一定会改变今天的政策。”这表明，库尔德人不过是寻求被承认是这个国家一个“具有宪法权利的民族”。他们希望自己能和其他民族的土耳其人一样，成为土耳其共和国平等的利益攸关者。他们深深地懂得，只有少数民族的法律地位才能充分保障自己的民主权利，而且惟有如此，他们才能成为土耳其共和国真正平等的共同建立者和共同拥有者。
　　然而，由于土耳其政府对少数民族地位在理解上存在的问题，使得库尔德人在土耳其国内追求合法少数民族地位的道路依然漫长而遥远。不仅如此，土耳其长期存在的那种反对承认库尔德人少数民族地位的观念，也很难随着一些口头的宣言而彻底改变。
　　对于欧盟来说，欧盟委员会虽然不愿意让库尔德问题在土耳其的入盟谈判中带来过多的负面影响，但欧盟如果在这个问题上不坚持自己的立场，就可能被视为它赞同土耳其把库尔德问题视为恐怖主义问题或者是有限的人权问题。因此，欧盟如果仓促接受土耳其成为其正式成员国，就会破坏其自身的人权使命，损害其在政治上的长期信用。因此，欧盟最希望看到的是，土耳其所具有的欧盟候选国地位，能够促使它在其领土完整的前提下真正解决库尔德问题，并建立一个健康民主的土耳其。这不但能为土耳其的全体公民带来真正的平等，而且能让整个欧盟从中受益。
　　不过，土耳其最终解决库尔德问题显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不仅是因为存在着土耳其对于民族问题的传统观念以及土耳其国内有关法律构成的障碍，而且主要是因为土耳其作为欧盟候选国的地位，并没有形成足够的动力来推动土耳其政府采取积极措施以解决库尔德问题。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库尔德问题以及其他各种难题所构成的障碍，已经使得土耳其和欧盟双方的民众对于土耳其最终加入欧盟前景的信心受到了打击。从长远来看，这种状况必然会造成土耳其对于欧盟要求的改革以及内部和解出现反复，甚至导致土耳其解决库尔德问题的进程延缓甚至倒退，从而阻碍土耳其加入欧盟的整体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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