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民族主义遇上超国家主义|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

　　摘要 民族主义学者安东尼?史密斯以族群一象征主义理论闻名于民。但是冷战后全球化和区域化的快速发展对他的理论构成了重要挑战。安东尼?史密斯对此做出积极回应，从自己的理论立场阐述他对超 国家主义和国际一体化的理解。虽然他的思想提示了国际一体进程中的些文化问题，但是无示真画龙点睛把握国际一体化的丰富内涵和时代意义。全球时代的超国家主义并非是一种超 级民族主义，其目标在于实现对民族主主和民族国家体系的超越。
　　关键词安东尼?史密斯 族群一象征主义 国际一体化 欧洲认同
　　中图分类号：D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812（2006）02-0059-65
　　安东尼?史密斯是著名的民族主义学者，以“族群一象征主义”(ethno－symbolism)理 论闻名于世。他一贯坚持前现代的族群核心及其集体象征、神话和符号在民族与民族认同 形成中的决定性作用，在思想上接近于民族主义者的立场。20世纪90年代以来，史密斯开 始对全球化和区域化等超国家现象表示关注，并力图从其民族主义理论出发探讨这些问题。 他倾向于从“文化”的角度理解国际一体化的意义及其发展趋势，为我们研究这些问题提供 了一个独特的视角。在分析和评述其民族主义理论和国际一体化思想的基础上，本文认为 史密斯对超国家主义的理解尽管揭示了国际一体化进程中一些被忽视的文化问题，但却存 在许多局限性，未看到国际一体化的时代性和多领域的动力趋势。按照他的思路，超国家主 义将发展为超级民族主义，而不是真正的对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体系的超越。
　　
　　一、安东尼?史密斯的民族主义理论
　　
　　肇端于17―18世纪的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和政治运动在现代国际关系中起着 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对于民族主义和民族的研究却直到当代才开始真正兴盛起来。史密 斯的族群一象征主义理论就是其中的一个主要理论之一。它是在批判另一个主要民族主义 理论――现代主义(modernism)的基础上形成的。现代主义强调民族和民族主义产生的现 代性、公民性(civic)或政治性以及建构性，其主要代表人物有盖尔纳、霍布斯鲍姆、安东尼 ?吉登斯、本尼迪特?安德森等著名学者。首先，现代主义学者认为民族和民族主义都源于 现代性(modernity)。盖尔纳指出，“民族主义是根植于现代性之中的”。作为一种“民族建 设”的进程，一种意识形态和运动，民族主义是一种现代现象。正是现代化的发展(工业时 代)促进了文化和政治的结合，民族主义的出现才有了源动力。因此现代主义学者断言民 族主义是一种新近出现的东西，而不是历史上早就存在的。同样，他们认为民族国家、民族 认同和民族国际体系都是现代事物，而且他们断言：“正是民族主义造就了民族，而不是相 反”。本来就不存在所谓的民族，是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促使人们去建设和寻找一个与现 代工业社会发展需要相符的民族。因此，民族和民族主义并不像民族主义者所宣称的那样 是永恒的，它们是一种暂时的存在。其次，现代主义学者把民族定义为拥有疆界的公民政治 共同体，强调民族概念的政治内涵。霍布斯鲍姆指出，“民族是将自己的集体主权组成能表 达政治愿望的国家的公民所构成的团体”。再次，现代主义学者认为民族和民族认同是人 为的建构产物。霍布斯鲍姆指出民族及其构成物只不过是“发明的传统”，而本尼迪特? 安德森则认为民族是“想象的共同体”，是被想象为本质上有限的，同时也享有主权的共同 体。政治精英为了弥补现代社会中普世宗教和王权专制衰落带来的权力真空，追求政治 统治的合法性，因此制造、建构了符合现代资本主义和工业化要求的民族和民族认同。因 此，学者们甚至把民族认同看作是一种工具性的东西。
　　与现代主义不同，安东尼?史密斯的族群一象征主义特别重视民族和民族认同形成的 历史性、族群性和本真性，强调一种社会一历史和文化的分析。史密斯坚决反对现代主义关 于民族只具有现代性和政治性的观点，更反对民族只是现代史发展过程中的暂时现象的观 点。首先，尽管承认民族主义是一种现代意识形态，但族群一象征主义认为民族的起源有 着更为深远的历史基础。史密斯指出，研究民族要从长时段的历史文化人手，特别是要注意 前现代的族群对于民族形成的意义，因此他把自己的族群一象征主义理论定义为“历史族 群一象征主义”(histoty ethno-symbolism)。他认为，这种长时段的研究才能够揭示族群地 位和民族历史的过去、现在、未来之间的复杂关系。他提出，在古代和中世纪的一些重要族 群和现代民族的产生密切相关，“在大多数的情形下，在现代民族与以前就存在的、通常是 前现代的族群之间有着或多或少的强大联系”。
　　其次，史密斯进一步突出民族和民族认同构成中“族群”(ethnic)的因素，而非公民(civ- ic)的含义。他把族群核心作为民族的基础，即“一个国家的族群核心常塑造该国民族的特 征并确定其疆界，由此通常在这种核心基础上国家才与民族相结合”。他指出，第一批西 欧民族如英格兰、法国和西班牙等就是在前现代的族群内核基础上形成的。史密斯把族群 定义为“拥有名称的人类群体，它具有共同祖先的深化，共享历史回忆和多种共同文化要 素，和某个‘祖国’相关，并至少在精英中存在某种程度的团结”，而民族则是“拥有名称的人 类群体，居住在历史意义的领土上，拥有共同的神话和历史记忆，一个大众的公共文化，所有 成员参与的共有经济和共同的法律权利和义务”。他认为族群是民族认同的核心内容。 按照他的说法，和民族相比在定义上族群缺少了公民意义上的经济和政治含义，但是史密斯 却指出族群是产生民族“公民性”的基础和前提。因此他认为民族认同的主要因素是构成 族群核心的共同神话、象征符号、历史记忆和传统，而不是现代主义学者强调的公民之间的 团结与共同命运感。史密斯断言，没有诸如族群所拥有的那些在共同地域内产生的共同神 话和历史记忆，任何民族都将是不可思议的。
　　再次，史密斯强调族群和民族的持久性，以及大众观念和情感层面的因素。他批评现代 主义忽视了族群和民族对于民众的情感和归属意义，从而没有看到族群和民族的持久生命 力。为了族群共同体和民族，人们可以为之牺牲，献出自己的生命，这是现代主义者的工具 理性所难以解释的。他认为民族认同一旦形成和建立，就很难甚至不可能根除它，它保持着 强大的力量并在国际秩序中始终成为冲突的亮点。
　　总之，史密斯把对民族主义和民族的研究从政治、经济等因素转移到文化层面，即共有 的象征、记忆、神话、价值和传统等上面。他关注历史意义上的民族的本质和作用，指出民族 先于民族主义的出现，强调民族形成的前现代族群纽带及其意义。当然，史密斯不否定民族 是一种社会建构的产物，但是他更加重视族群因素作为主要的建构材料和资源在民族认同 建构中的决定性作用。他看到文化资源在全世界的分配是不平均的，有些共同体拥有丰富 和整理良好的历史记忆和传统，而另一些共同体则只存在于有阴影的记忆和粗略的传 统。”“后者和前者相比更为脆弱，更有可能走向分裂。史密斯独特的研究视角和理论论证 使他的族群一象征主义成为能与现代主义相抗衡的重要的民族主义理论，具有广泛的学术 影响力。族群一象征主义肯定民族主义和民族认同的持久性和对国际秩序的长远影响及意 义，为民族主义者的观念和立场，如“民族是政治合法性的主要来源”、“民族自决”、“一个民 族一个国家”等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持。
　　
　　二、安东尼?史密斯对于超国家主义的回应
　　
　　20世纪90年代以来，安东尼?史密斯开始关注全球化和区域化等超国家主义现象。 这主要是因为这些发展已经对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构成了重要的挑战，从而引发了新的理 论争鸣。首先，国际一体化的发展使民族国家在经济和政治上的职能逐渐向超国家机构转 移，这可能导致民族国家功能上的空心化。各国经济上相互依赖的不断加强，生产要素超越 国界的快速流动以及全球问题的大量出现，都使民族国家越来越难以控制其边界。为了全 球和区域治理的需要，民族国家的许多政治经济职能逐渐向类似于欧盟、跨国公司等非国家 行为体转移。因此有学者预测人们对民族国家的效忠也将转向这些机构。其次，经济全球 化推动了跨国移民浪潮的发展，这促使民族国家内部社会更加多元化。移民浪潮增加了民 族国家文化的多样性，同时也制造了许多摩擦和冲突，这迫使国家采取更为多元主义的政 策。全球化时代的一个奇特现象就是族群意识的复兴，许多欧洲国家的族群如苏格兰、威尔 士、巴斯克地区不仅要求族群的独立权利，而且力图超越民族国家这一层在欧洲层次上支持 区域一体化以加强自己的地位。总之，全球化时代存在两种截然相反的趋势：一体化和碎片 化，这些趋势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架空了民族国家。再次，交通、通讯和传媒技术的发展 促进了一个“全球社会”的形成。互联网大大缩短了人们的交往距离，加强了不同国家人民 之间的沟通和理解。经济全球化也推动了一种全球消费文化的扩展，从而出现所谓的普世 性的“全球文化”。而在一体化程度最高的欧盟，随着其内部社会整合与公共交往的快速发 展，一种“欧洲认同”正在形成，这对于现有的民族认同是一种新的挑战。因此，许多学者认 为人类社会已经进入一个后现代、后民族的世界，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将走向消亡，或者是 变得无关紧要。
　　国际一体化的发展对于史密斯的族群一象征主义是一个新的难题，史密斯必须对此进 行解释来维护自己的理论观点。但同时对于现代主义者来说，这些发展和由此产生的观念 与他们的理论逻辑基本相合，因为现代主义早就指出过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是一种短暂的 现象，它们源于现代性。而到了后现代社会，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必然要让位给超国家主义 及其机构。玛丽?卡尔多(Mary Kaldor)指出，现代主义者倾向于支持他们认为的更为超前 的意识形态，来更好地与全球化相关的结构条件相匹配。
　　在90年代以来的许多著作中，史密斯都不同程度的对超国家主义的发展所提出的挑战 作出了回应。从社会一文化的角度，史密斯提出确实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出现了一些超 越民族国家和族裔共同体边界的趋势和进程，这有助于在处于分裂状态的各种人群中形成 统一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模式。但是他质疑这些超越国界的活动和进程是否是新事物，是否 能够在社会的主要层面把不同的人群统一起来，以及它们能否导致一个后民族的全球文化 的产生。他指出所谓的后现代文化是一种折衷主义的、掺杂各民族文化成分的混合物，并非 真正意义上的世界主义文化。他认为在民族文化复兴的今天这种全球的普世文化还难以取 代民族文化的作用。民族文化和特定的人民、地理位置、时期和历史性认同联系在一起，而 这种试图超越民族国家的多元性的全球文化由于缺少历史深度、缺少集体记忆而注定难以 激起能够导向政治效忠的大众情感。
　　作为一个欧洲人，史密斯非常关注欧洲一体化对民族主义和民族认同带来的影响。他 把注意力集中在“欧洲认同”的形成上面。史密斯声称他力图研究民族认同和欧洲统一进 程关系中的文化和价值领域。他说，“我应该特别重视文化领域和它与政治的联系，把构成 欧洲研究主要方面的经济和政治一体化那一面置于一旁”。他指出欧洲统一对文化的影 响主要在于“认同”问题本身。而问题的焦点又来自于一个和现存的民族认同相对立的欧 洲认同的可能性与合法性。史密斯指出，欧洲统一规划的重要基础应该在于不受政治经济 波动影响的、牢固而深厚的文化和社会根基。他倾向于从欧洲的历史和文化中去寻中那些 能够把“欧洲”和“欧洲人”区别出来的特性。在1992年发表的“民族认同和欧洲统一的观 念”一文中他提出了“文化族”(family of cultures)的概念。史密斯认为欧洲各国共同的传 统、法律和政治，共同的遗产、宗教和文化为欧洲一体化提供了能与其他共同体区分开来的 经历和集体记忆，这些共同参照物包括罗马法、政治民主、议会制度、犹太一基督教伦理观、 文艺复兴、人本主义、理性主义、帝国主义、浪漫主义、古典主义等，欧洲各国至少在不同程度 上先后分享了这些传统和遗产的一部分。这些传统和遗产在一起构成了一个“文化族”，而 正是此类“文化族”构成了欧洲文化认同的主要内容。
　　然而对于欧洲文化认同的作用，史密斯是存在很大置疑的。首先，他认为类似于欧洲共 同体的区域性组织并不是新的东西。史密斯声称，“在19世纪，存在把斯拉夫的、讲突厥语 的国家和共同体团结起来的尝试；类似的有泛德意志同盟。今天也有建立在文化纽带基础 上的、具有政治目标的泛非洲和泛阿拉伯组织。同样我们也可以在过去和现在谈论泛欧洲 主义”。他把当代的欧洲一体化看作是一种泛民族主义的重新复活，这种泛民族主义在当 代才真正具有物质基础，因此导致区域化运动和跨国组织的迅速发展。其次，史密斯认为欧 洲认同和现存的民族认同是相互冲突、相互矛盾的关系，前者的发展是以对民族和族群认同 的压制和损害为代价的。他说，“在思考不断增长的欧洲统一趋势对民族主义与民族国家 的影响时，所有这些都需要铭记在心。很容易看出这种关系是界线分明的，是一种此消彼长 的零和关系：欧洲统一体越大，作为成员的每个民族国家的民族认同就越弱”。再次，史密 斯指出由于欧洲认同缺乏民族认同具有的来自于广大民众的情感层面，缺乏共有的集体记 忆、象征符号和神话，所以在内容上，欧洲认同是虚幻的、空洞化的，无法与民族认同相竞争。 他说，“与法国、苏格兰、加泰罗尼亚、波兰、或者希腊那些确定无疑、令人震颤的文化和民族 传统相比，‘欧洲认同’显得空洞无物、毫无特征，更像是对整个大陆所有民众与各种文化的 一种有气无力的综括，对已经存在的东西没做任何的补充”。史密斯认为，记忆、神话和象 征符号的链条把民族与那种普遍而持久的共同体即族裔(族群)连接在一起，而正是这些东 西赋予了民族独一无二的特征，并使其牢牢控制了人们的感情和想像。所以他相信在可以 预见的将来，没有文化和情感的空间来发展一个新的泛欧洲层次上的超级民族的大众认同。 和扎根于古老历史的民族相比，它无法获得大众的感情和效忠。史密斯质疑：“谁会为欧洲 而死呢(如同为了民族那样)?”
　　总之，史密斯再次强调了民族主义和民族认同的永久价值。和现代主义者不同，史密斯 不认为冷战后民族主义的复兴很大程度上是对全球化的一种反应，他指出这种复兴正好表 明了民族和族群的强大生命力。在其最新的著作《民族主义：理论、意识形态、历史》一书 中，史密斯总结：“因此在根本的层次上，民族能够被当做一种公民间的神圣团体，民族主义 是某种形式的政治宗教，它有自己的圣经、礼拜、圣徒和仪式，……只要民族的神圣基础持续 存在，民族主义作为意识形态、公共文化和政治宗教就会注定繁荣，民族认同也将继续为当 代世界秩序提供某种基本的建筑材料。”
　　
　　三、超国家主义：超级民族主义还是超越民族主义?
　　
　　或许我们会感觉史密斯关于民族和民族主义的执著已经接近于一种信仰，而他对超国 家主义现象的理解似乎也不无偏见。但是史密斯的思想确实揭露出了当前国际一体化进程 中的一些文化和社会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对于国际一体化的发展有着重要意义。我们看 到国际一体化并非畅通无阻，全然无害。在全球化和区域化进程中，当人们感到自己的文化 和认同受到威胁时，就可能产生冲突和纷争，甚至导致一体化的停滞和倒退。对此我们不能 不提及文化帝国主义和文化安全的问题。由于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在文化和传播领域的 强势地位和话语权力，所谓的文化全球化在某种程度上变成“西方化”甚至“美国化”。这引 发了许多国家的文化安全问题。而在欧洲一体化进程中，“反对一体化”和“害怕失去民族 认同”两者之间存在重要联系。从丹麦和法国关于“马约”的全民公决、英国始终不愿加入 欧元区和当前的欧盟宪法公投失败这些事件中，我们都可以看到这种联系的存在。
　　因此我们或许应该赞同史密斯的一个重要观点――国际一体化的发展不能建立在损害 民族认同和文化的基础上。然而它并不能使我们认可史密斯关于超国家主义的理解。按照 他的思路，所谓的超国家主义只不过是一种“超级民族主义”。史密斯的错误在于他已经有 了一个关于民族认同形成的族群一象征主义模式，即以族群核心这种文化资源为基础，形成 政治共同体――“民族”，以实现文化与政治的联姻。然后他又把这种模式套用在超国家认 同如欧洲认同的形成问题之上，由此得出了欧洲认同必然和已有的民族认同相冲突，以及欧 洲认同由于缺少一个以集体记忆、象征符号、共有神话和历史为核心的族群基础而无法与民 族认同相竞争的悲观结论。史密斯的结论似乎告诉我们，只有建构一个超级民族，国际一体 化才能够真正实现。
　　史密斯没有意识到超国家主义和欧洲认同的目标并不在于建立一个在功能与性质上等 同于民族主义模式的超国家认同，而是要真正超越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体系的局限和不足。 这一方面来源于对过去战争历史的反思，另一方面也是一种时代的要求。首先，民族主义固 然在特定的疆域内实现了公民之间的团结与联合，但是也在不同民族之间制造了许多纷争 和冲突。民族主义对两次世界大战的产生难辞其咎，而且至今与排外主义、种族主义等密切 相关。可以说当代的欧洲一体化就是力图超越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体系的一种尝试。为了 实现持久和平和繁荣欧洲人选择了一体化的道路，而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史密斯感叹欧 洲缺乏共同的积极的集体记忆和象征，更多的只是一种分裂与不合的经历。但是我们认为 对欧洲过去的悲惨历史――民族间相互厮杀的历史的反思，从反面来看却可以成为欧洲人 共有的历史记忆和经验教训。它能够提醒欧洲人不要再陷入过去的错误中去，因此当新纳 粹分子海德尔在匈牙利上台后就遭到了欧盟各国的一致制裁，法国右翼民族主义势力的代 表勒庞在法国政坛的兴起也引起了欧洲媒体和政要的众多谴责，这都表明了欧洲人对狭隘 民族主义的反思精神。其次，超越民族主义也是全球时代的要求。开放性世界市场的需要、 生产要素超越国界的快速流动、传播与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以及全球公民社会的形成，都体 现了超越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体系的时代要求。
　　国际一体化不仅仅是泛民族主义的一种追求，它还具有多领域的动力性质。以欧洲一 体化为例，源于古老欧洲观念的“大欧洲”理想固然是许多欧洲政治精英促进欧洲统一的思 想动因之一，但是一体化计划最根本的基础还是在于欧洲各国现实利益和社会发展的需要。 劳拉?M?麦克拉伦(LaurenN．McLaren)通过系统性的社会调查发现，虽然害怕民族认同 和文化受到损害的担忧能够影响到欧盟公民对一体化的支持程度，在某些国家此类担忧确 实减少了人们对欧盟的支持。但是更少的支持通常意味着对欧盟的某种模糊的感情，而不 是真正的去反对它。他看到现实利益才是欧盟公民支持或反对欧盟的主要因素。这说明 功能性的因素对欧盟公民的认同具有重要意义。
　　从社会角度看，欧盟内部的集体认同更多的建立在以文化多样性为特征的共同价值观 之上。欧盟宣称它是一个以“自由，民主，尊重人权和基本的自由，以及法治”为原则，成员 国共同遵守的价值共同体。在欧盟，文化多元主义已经成为一种基本价值观念得到广泛认 可，而欧盟各民族文化的差异和多样性不仅不被看作是一体化的障碍，反而被视为欧洲认同 的重要来源和特征之一。此外，欧洲认同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欧盟公民之间的团结与联合。 著名学者哈贝马斯指出，在后民族时代跨国政治共同体形成的前提是必须有一种相应的政 治意志。在欧盟，这种政治意识来自于公民之间的团结关系以及由此产生的共同政治命运 感和归属感。哈贝马斯认为欧盟的集体认同应该是一种后民族认同，它不可能以一种民族 的形式出现。后民族认同根植于这样一种观点上，即我们属于一个特定的文化和历史共同 体的事实不再能构成公民身份的充分基础。哈贝马斯认为后民族结构中，公民团结将转 移到宪法爱国主义(constitutionalpatriotism)这个更加抽象的基础之上。自由民主国家的 社会联系应该是法律的、义务的和政治的，而不是历史的、文化的和地理的。后民族的政治 认同建立在对来自于自由政治义务的政治正义的共有原则的效忠和可实现这些原则的共有 的一套政治制度基础上，最终构成欧洲公民认同的是对这些政治义务的服从。
　　
　　结语
　　
　　安东尼?史密斯由于过于强调狭窄的历史和文化的因素，从而难以把握当今国际一体 化发展中的丰富内容和时代意义。按照他的超级民族主义理念，国际一体化的发展将会是 充满冲突和难以想象的。因此我们应该更加着眼于对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体系的超越性， 而不是相反。简而言之，全球时代不需要民族主义的“超级程序”，而是能够与之兼容的、更 加完善的“升级版”。当然我们也应该尊重史密斯对民族和族群的重视，认识到在文化领域 所谓的全球文化和欧洲认同必须通过丰富的“民族性”体现出来，不能以单一的某种文化为 标准扼杀各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因为这样才能真正促进各种民族文化的共存共荣。此外在 政治经济方面，民族国家已经不可能成为永久的“终端”，跨国治理体系的发展将是全球时 代的主要特征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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