彻头彻尾的新闻人:彻头彻尾打一动物

　　王芸生的新闻观 　　 　　(一)“要热情” 　　 　　作为一个报人,王芸生始终充满激情。名报人俞颂华在《富有热情的王芸生》一文中说:“王芸生的文章为世人传诵。他立言的长处是常以国家为前提,站在人民的立场,说一般人民所要说的话。虽则格于环境,他有时未必能畅所欲言,可是他富于热情,所说的话,常能打动读者的心坎。所以他的文章,始终能动人心弦,不致与无党无派的多数民意脱节。” 王芸生自己在《新闻记者怎样立言》中说:“要热情,才能使‘笔端带有感情’,才能在笔下表现文字的生命和活力。”王芸生的这种热情更多是表现他的爱国情感的。当初能进入《大公报》,王芸生就是凭借着年轻人的那股浓烈的爱国之情与张季鸾笔战而得到赏识,之后在《大公报》的几十年,世人都能深切地体会到他的爱国情怀。
　　 1937年11月,日军占领上海,要求在租界里出版的《大公报》送检。《大公报》拒绝,于限期前一天断然停刊。在停刊号上,王芸生撰写社评《不投降论》,表达了大公报人对国家的诚挚感情:“我们是报人,生平深怀文章报国之志,在平时,我们对国家无所赞襄,对同胞无所贡献,深感惭愧。到今天,我们所能自勉,兼为同胞勉者,惟有这三个字――不投降。”
　　1941年12月,王芸生发表《拥护修明政治案》社评,披露香港沦陷之际,“逃难的飞机竟装来箱笼、老妈与洋狗”的丑闻,还揭开了外交部长郭泰祺国难当头竟以巨额公款购置私人豪宅的黑幕。他指出:“我们舆论界若再忍默不言,那是溺职”。此文一出,当天蒋介石就罢免了郭泰祺。而孔二小姐的丑闻则引发了昆明、遵义等地大学生反对孔祥熙的学潮。
　　 1943年2月2日,他读了记者张高峰采写的《豫灾实录》通讯,心情激荡,挥毫写下《看重庆,念中原》的著名社评:“饿死的暴骨失肉,逃亡的扶老携幼,妻离子散,挤人丛,挨棍打,未必能够得到赈济委员会的登记证。吃杂草的毒发而死,吃干树皮的忍不住刺喉绞肠之苦。把妻女驮运到遥远的人肉市场,未必能换到几斗粮食。……灾荒如此,粮课依然,县衙门捉人逼拶,饿着肚纳粮,卖了田纳粮。忆童时读杜甫所咏叹的《石壕吏》,辄为之掩卷叹息,乃不意竟依稀见于今日的事实。”
　　 “河南的灾民卖田卖人甚至饿死,还照纳国课,为什么政府就不可以征豪商巨富的资产并限制一般富有者‘满不在乎’的购买力?看重庆,念中原,实在令人感慨万千!”此文一出,人们争相传阅,蒋介石大怒,《大公报》被罚停刊三天。三天后,《大公报》的发行量从每天六万份猛增到十万份。
　　1943年3月,王芸生利用《大公报》的影响力,在重庆发起“爱、恨、悔”运动,以《大公报》为阵地,以文章为武器,来振作人心,改造社会,以挽救日甚一日的颓风。“我们要爱,爱国,爱族,爱人,爱事,爱理;凡我所爱的,生死以之,爱护到底!我们要恨,恨敌人,恨汉奸,恨一切口是心非,损人利己,对人无同情,对国无热爱,贪赃枉法,以及做事不尽职的人!我们要悔,要忏悔自己,上自各位领袖,下至庶民,人人都要低首于自己的良心面前,忏悔三天,省察自己的言行,检视自己的内心,痛切忏悔自己的大小一切的过失!”
　　像王芸生这样的社评,我们今天已经很难看到了。当年他所写的《为晋南战事做一种呼吁》一文,虽曾受到周恩来的批评,但周恩来对王芸生文章的评价却是:“爱国之情,溢于言表,矧在当事,能不感奋。”李纯青对王芸生的评价是:“其文章激情洋溢,江河直泻,能引人入胜,但对问题并未深入,看不出事物的本质。”对王芸生本人如何评价,可以见仁见智,但无论持何种态度,我们都可以看得出《大公报》时期的王芸生是一个极富个性、富有热情和充满朝气的人。
　　
　　(二)“要平常化”
　　
　　1936年5月8日,他在燕京大学新闻系发表《新闻事业与国难》的演讲中说,新闻“第一要平常化。不矜奇,不立异,老老实实,平平常常,一切循平常轨道而行,直接养成坚实的舆论,间接促进社会坚实的风气。”这番话代表了他作为一个独立报人朴实而坚定的追求。在那些风云变幻的岁月中,身处艰难处境的王芸生不忘新闻事业的根本,用平常的心态、平常的笔触和平常的写作思路来书写不平常的事件、时局和政客。从前文提到的《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一书,我们就能够窥一斑而见全貌。在民族危亡的紧急时刻,王芸生用异乎寻常的平常心态去真实、客观叙述中日六十年的外交史及中国六十年来的屈辱史,“贡献国人以正确的史实”是其目的,在平常、客观的娓娓叙述中,引发国人深刻的思考。特别是在抗战期间,王芸生依照“平常化”原则写的很多抗日报道,使《大公报》,也包括他个人的影响和声誉达到了顶峰。纵观王芸生的文章,我们看不到标新立异、故弄玄虚,有的仅仅是质朴无华、客观实在。唯有这样,才会赢得读者的信赖,赢得报纸良好的声誉。
　　
　　(三)要勇敢
　　
　　在追求真实的同时,王芸生还要求报人要勇敢。他认识到新闻记者最需要仗义执言,敢说真话,最忌讳趋炎附势,阿谀奉迎。1944年,已经担任《大公报》主编的王芸生在燕京大学的演讲中曾告诫大家:如果你因为讲真话而获罪,被“抓到刑场,揪住小辫子,钢刀一举,咔嚓一声的时候,小子,你要一声不吭,咬紧牙关顶得住,才算得是一条好汉,一个好记者。”王芸生对新闻记者的这种要求体现了职业报人的理念。在他看来,无论是新闻报道,还是发表言论,记者都不应受到权势和任何外界的影响,“真实地记出你所见到的事,勇敢地说出你心里的话,可以无愧为一个新闻记者了。敢说,敢做,敢担当,是自由人的风度;敢记,敢言,敢负责,是自由报人的作风。”王芸生的这些思想,对当今报人来说,仍是可遵循的原则,也是作为一个职业报人的追求。王芸生本人就是“敢言”的典范。作为《大公报》第二代总编辑,他继续捍卫了民间报纸“文人论政”的传统,敢言政治,反映民声,使报纸成为民众的喉舌。
　　
　　(四)始终坚持言论自由独立
　　
　　 早在王芸生进入《大公报》之前,他就已经确立了“做一个彻头彻尾的新闻人,不参加任何党派团体,不进政府做官,不参与实际政治斗争,对时代有一个独立的观点和立场,为人民立言,以文章报国”的新闻思想。虽然他早年参加过国民党、共产党,但早已登报声明退党。“我们是靠做报吃口饭的人,在政治上没有派别,纯凭国民的良知,来谈谈这个大问题。”进入《大公报》之后,他深受张季鸾的“四不方针”的影响,对“四不”方针一直奉若神明。正因如此,王芸生才会是一个非国非共的中间派,也才会从一个纯粹的民主个人主义者的立场出发来对待国共两党。王芸生曾经说过,“我作为一份民间报纸的发言人,要保持自己独立的人格,我才有独立的发言权,我才有资格说真话,对国民党才能嬉笑怒骂。同时,待国共双方都必须一样,是我一贯的原则。”
　　为了保持独立的言论,王芸生不为名利所诱惑,始终坚守自己内心的阵地。一位国民党要员想在《大公报》登一篇文章,派人往他家送厚礼,家人不明真相收下了,他知道后大发雷霆,立即写信要求把礼拿回。陈诚邀他做政治部第三厅宣传处处长,他回答:“我服从司马迁一句话:‘戴盆何能望天’?”言下之意他头上戴了新闻记者这个盆子,便看不见别的了。陈诚表示不要他办公,举荐一个副处长即可,他还是不答应。陈又送给他一个设计委员的聘书,不用办公,每月可拿三百元津贴,被他当场退回。张治中做部长时也给他送了聘书,照样被他退回。在他看来“不做蒋家官,不拿蒋家钱” ,才能保住自己独立思考、自主发言的地位。当时,国民政府的大小官员都知道,蒋委员长每日必读《大公报》,办公室、客厅和卫生间各放一份,以备随时翻阅。因此,许多军政要员为了提高自己的声望,总希望在《大公报》上露露脸,不少要员甚至亲自带上红包登门拜访王芸生,但无一例外遭到严辞拒绝。戴笠派人送的重礼,甚至被扔出了家门。
　　在国、共两党对决的夹缝中,他始终坚持独立的民间立场,不仅不断地批评当权的国民党,也没有放弃对革命的共产党的批评。对国民党政治腐败的厌恶,对国民党官僚资本的抵触,对国民党压制新闻自由的批驳,等等,经常可见诸于王芸生的文章当中。就是在抗战胜利之后,他还发表《莫失尽人心》和《为江浙人民呼吁》这样的社评,揭露、抨击国民党官员借接收之机大肆劫夺的行径。随着和平化为泡影,内战烽烟四起,1946年后他发表了不少批评国民党政府的社评,产生很大的社会影响。陈布雷为此公开声明“我在精神上和王芸生绝交。”甚至还有国民党《中央日报》发表社论,大骂王芸生“响应共党匪徒”的“武装叛乱”。
　　而王芸生对共产党的批评指责也会出现于报端。1945年9月,毛泽东在重庆谈判期间曾两次和王芸生等大公报人见面。胡政之以个人名义在报社宴请毛泽东及中共代表团时,口无遮拦的王芸生直言要共产党“不要另起炉灶”;10月25日,他发表《为交通着急》社评,批评共产党。11月20日,又发表《质中共》社评,呼吁和平,《新华日报》第二天就发表《与大公报论国是》的社论,进行严厉驳斥。1946年4月16日,他在《大公报》发表《可耻的长春之战》社评,《新华日报》则针锋相对于18日发表《可耻的大公报社论》,予以反驳。
　　而且,在对自由精神的思索与实践方面,王芸生秉承张季鸾的独立精神,并在对自由主义的认识上看得更远。抗战刚一结束,王芸生就表示:我们建议政府先做一件事,就是取消新闻检查,开放言论自由。……有新闻检查,就没有言论出版自由。……新闻检查得后果是领袖神圣化,只闻谀词,身入云端,政府一切好,绝对无错,在政府的文告里,永远责备人民,而不自检,于是久而久之陷于腐化无能而不自知,至于否定民主,远离人民。1947年6月5日,王芸生发表《逮捕记者与检查新闻》社评,“从6月1日天未亮的时候起,本报连续遭遇三件不幸:一、重庆本报八位记者曾敏之等被捕;二、本报驻广州特派员陈凡被捕;三、天津自6月1日又行新闻检查,本报津版特受苛遇,凡属专电特稿大半检扣。这固然是大公报的不幸,其实更是国家的不幸。……民主政治的起码条件,是尊重人权,保障人民的基本自由,并尊重舆论。……尤其是捕记者,检查新闻,显然是与保障自由尊重舆论背道而弛 。”1948年7月8日,南京《新民报》被勒令停刊,王芸生挺身而出,不仅写下了《由新民报停刊谈出版法》的社评,“限制言论与发表的自由,这与保障民权的精神是不合的”。接着,又刊出了毛健吾、曹聚仁等24位新闻界、文化界、法学界人士联名的《反对政府违宪摧残新闻自由,并为南京新民报被停刊抗议》,这是《大公报》文人议政传统陨落之前最后一轮辉煌的跋涉。国民党《中央日报》为此连续发表《在野党的特权》、《三查王芸生》等文,污蔑、攻击他是新华社的“应声虫”。王芸生并不畏惧,发表《答南京中央日报两点》予以反驳。同年,王芸生在复旦同学会上对国民党政府的压制新闻自由有一段精彩的演讲:“……因为当前政治环境注定报纸、杂志不能进步,现在政府对报纸的钳制不仅打胎,简直是避孕”,“现在做报的是在空气、阳光均感不足的条件下存在,要拯救报纸,就是要自由、民主。不自由就受空气配给了”。
　　对国民党批评也好,对共产党指责也罢,虽然王芸生身上有很多那个时代所赋予的思想局限性,特别是他对共产党的一些批评指责,往往有很大的误会、曲解,甚至谬说的成分在里面,但他毕竟只是一位站在中间立场的民主个人主义者,始终是一个自由独立的民间爱国人士。而且,他也从未忘记自己“是一个中国人,而且正是这个时代的一个中国人”,他自信“我的报自然是我们这个国家的生活史料,我的文章也不至太对不起我的国家。”作为一个大时代的产儿,他亲历了这个时代的风雨血火,他炽热的文字因此也成了那个时代最有力的见证之一。他以其热情、无私、远见献身于新闻自由事业,自称“彻头彻尾的新闻人”,从1929年到1949年,他在《大公报》的二十年,将是后世有志于言论报国的人们永远的话题。
　　
　　(作者单位:内蒙古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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