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清时:“历史大变革的时候,机遇最重要”|人的成功是基础重要还是机遇重要

　　“摸着石头过河，深入我的骨髓” 　　 　　记者：朱校长，按照您的理念，南方科大当时招生是“时不可失，哪怕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而港科大的创始理念是，所有东西都具备后，招生才能上马。您如何看待这两种思维的分歧?
　　朱清时：港科大三教授走之前，我们经常开会讨论这些问题。李晓原教授率直地表达了自己的想法，他认为要建立大的框架，不能再等副校长到位。他们三个人想先把框架做好，而我给他们分配的工作是招聘人才。
　　香港科技大学请了20多人做专家顾问，成立了一个委员会，来帮南科大搭建框架。他们希望将框架搭好后，以后就“一个萝卜一个坑”地填。但我认为这行不通，必须得让自己的骨干来定。有哪个大学的框架，是让别的学校来定?哈佛大学的框架能让麻省理工学院来定吗?港科大的框架能让港大来定吗?港科大的框架，是吴家玮请了六七十个人一起讨论，争论许久才定下的。这也是教授治校的理念。
　　我们真正的区别，不是要不要制定这个框架，而是怎么样制定这个框架。我一直鼓励他们做，但先不确定。等到我们的骨干进入之后，大家一起确定，让骨干有参与感、有发言权。所以我就说：“大的框架，李晓原先生先做草稿，但定稿应由副校长与核心团队来确定。”
　　我与他们的最主要区别是：一定要先引进最骨干的人，比如副校长、院长等，我原想让港科大的三位老师来担任的，想请李晓原暂任副校长，还有一个是理学院的暂任院长，一个是工学院的暂任院长，全职工作一两年，成为南科大的人，这样才能让工作到位。但他们不愿意。
　　记者：那如何让学校的骨干来定大学治理的框架呢?
　　朱清时：我们引进人才的时候，就在商量：这些人是一流的，学校的规划、学科设置自然而然就讨论出来了，因为人才是一流的，他们每人都有自己的基础，会根据中国、深圳的国情，经费的情况，把规划等都制定出来。所以这就是中国的方法，先引进一流的人才，这些人再制定规划。
　　我们最不能做的，是先雇一个外国的人，哪怕是个高级公司，先帮你规划好，再招人填进来，按照规划去运行，这个是行不通的。一个学校的规划要是自己的骨干制定的，才容易推行。
　　记者：为什么要这么着急上马，先把45个学生招进来，而实验室也没有建好，教学楼也未完全建好，老师也尚未完全到位?如果失败了，会不会很不值?
　　朱清时：我当了十年的中科大校长，很清楚常规办学如何办。招收45个学生，我用中科大的经验，用深圳的财力，聘用最好的老师，就能够把学生教好，一个班，并不难。张伯苓当初办南开大学，初期一个系只有一个教授，数学系是姜立夫教授，物理系是饶毓泰教授，这个教授什么课都讲，学校的几个工友就是管理团队；学生也不多，但培养出了陈省身、吴大猷等大师。现在我们就一个班，如果有六七个好老师，那么两三年的课就能够上得很好了。
　　我可以每个礼拜请一个院士来，给学生上课、座谈，让这些学生“吃小灶”，没有这样做是怕增加学生的负担。我觉得我的经验和资源可以保证让他们受到良好的教育。学生和家长都很支持，没有哪个大学的新生能受到这样好的待遇。
　　不是牺牲他们，并不必要把所有的东西论证好了才能做。要等所有的东西论证好，那是要办个几千人的大学才需如此。像45个人的班，我知道如何运作，甚至连教学大纲、课程设置都只需按常规先试，这些在我脑子很清楚。我只需要请到好老师，招到好学生就行。
　　记者：你的思维类似“摸着石头过河”。为什么是这种改革思维主导了你的教改尝试?
　　朱清时：这是因为中国的改革一定要有机遇。两年前，正好是(自主招生，自授文凭)合适的时候，我到北京找教育部袁贵仁部长汇报，他支持。广东省委领导很快也批示支持。尽管没有文件，但对我已经很重要。很快我们向深圳市政府打报告，请示“自主招生，自授文凭”。市政府也同意了。我们与学生召开家长座谈会时，都挤爆了。教育局副局长也与我一起讲话，他们也来宣传。
　　这种机会稍纵即逝。“自主招生，自授文凭”对教育制度的冲击太大。尽管只是少数几十个人，但是如果做成，榜样作用很大。这种改革的机会不多，如果我不赶快招，现在根本没有机会了。
　　教育部不是一个人，而是有很多人，部长表态，还有很多副部长、司局长、处长的意见。所以到后来，教育部下文件，让我们的学生去高考，这时离高考就只有十多天了。教育部的态度一变，深圳市要与教育部保持一致。那我们就失去机会了。
　　记者：你是说，这是因为我们的政策总有太多的不确定性?
　　朱清时：对。中国社会处于急速转型期，不像香港那样几十年保持大致不变，所以香港科大的创始人们可以按部就班地准备就行。他们很难理解我们。像我们这一代人，在中国生活几十年，深深知道成功的第一要素是机遇。这也是我们与三教授的区别所在。
　　我也受到小平同志“摸着石头过河”的影响。当机遇出现的时候，就有了天时地利人和，没有经验就可以创造经验。港科大三教授像工程师一样，要把一切都设计得好好的，然后再按部就班地做。
　　当历史大变革的时候，机遇最重要，比计划更重要。我是从骨髓里理解这个。我在中科大时，对学生讲得最多的就是，成功的第一要素，就是感知机遇、抓住机遇、把握机遇。这是中国国情下，要做成一件大事最为重要的。
　　
　　“该政府出现的时候政府应该出现”
　　
　　记者：听说上级对南科大教改的事也很关注?
　　朱清时：是的。他们是全心全意希望南科大办好。他们站在全国角度，认为南科大这样一个政府进行教改的形象，是输不起的。如果办砸了，民众会怪罪，政府也不愿意看到。他们昨天(2011年6月23日)来，就是与目前铺天盖地关于南科大的争议有关。
　　他们希望南科大走出困境，他们也在思考究竟问题出在哪里，其中讨论的一个重点议题是政府有无缺位，因为广东省教育厅没有到南科大来考察过，而南科大是省属高校呀!
　　记者：但政府如果太主动。会不会与“去行政化”产生冲突?
　　朱清时：这是两码事。该政府出现时，政府应该出现，比如我们要获取许可权。他们认为南科大要发展，必须让南科大作为一个教改特区，这必须政府出面。南科大需要资源，需要政府去争取。
　　政府不是来干预南科大，而是帮南科大争取外在条件。这与香港绝对不同。香港政府是无为的，没有教育部。政府只是出钱组织一个董事会，成员还不全是政府官员。
　　而我们的条条框框限制得很死。我们要挣脱束缚――这束缚有些还是法律法规，只有政府出面才行，我们去干，别人就说我们违法。
　　
　　“我不做逃兵”
　　
　　记者：现在南科大遇到问题，你如何面对这些压力?
　　朱清时：有两种可能，第一是我向市里推荐―个比我还强的人，作为下任校长。我现在最大的弱点是年龄太大，精力不行，我的身体现在已经透支很多了。找个好的接班人，我会退出，非常高兴地去享受我最喜欢的工作和晚年生活。当然，之前我要把南科大的工作安排好，让南科大良性发展。
　　另一种可能是，我的特点就是越困难越有劲，越要想方设法干好。如果最困难的时候我走，那就成了逃兵了，南科大会垮的。所以在没有选到接班人前，我会顶住，把南科大往最好的方面推进。
　　我现在做的最大贡献，就是让南科大在全球(2011年4月，美国《科学》杂志亦对南科大教改作了报道)、全国具有很高的知名度，吸引了很多人才，大家认为这是一个值得献身的地方。这是南科大很好的名誉资产。现在一批批的人才开始聚集，我还未见过国内的哪所学校像我们这样引进人才。
　　　“宽容改革者”
　　
　　记者：你退休了之后，又成为了改革者。你希望媒体、政府应该如何看待改革中的人与事?
　　朱清时：就两个字：宽容。改革者做的事，往往不是一下子就能让大家理解的，而且改革不可能一帆风顺。分歧总会在改革中存在，不能说我不理解，社会舆论就要将其扼杀。政府也是一样，要宽容。如果一时不理解，没有看到成绩，也要让他们尝试，给他们机会。
　　允许改革者尝试，才有可能出现新鲜事物，产生多样性的社会生态。就像森林一样，各种植物都有机会去生长，去竞争。我们说要自授文凭，就是要让社会根据自己的判断来决定人才，不是按照哪个部门的标准来判定。这就是南科大贡献给社会的新事物和多样性。
　　我们争南科大的生存权，就是希望中国教育多样化。南科大这种模式，不可能成为中国教育的主流，这种小而精的研究型大学，中国不可能办很多。但是这种模式最容易培养创新型人才，加州理工大学就是这样的学校。
　　
　　(傅剑锋　范承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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