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朴初:佛教是文化 佛教与中国文化 pdf

　　赵朴初（1907-2000），安徽太湖人。卓越的佛教领袖、杰出的书法家、著名的社会活动家、伟大的爱国主义者。 　　 　　佛教的本质是什么？能否与社会主义相适应？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佛教能否生存、发展的大问题。早在1953年5月，中国佛教协会第一次会议成立前夕，毛主席在审阅《中国佛教协会章程（草案）》时，亲笔加进了“继承和发扬佛教优良传统”一句话。这句话，成为赵朴初指导中国佛教协会工作的指导思想。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传统观点，佛教是鸦片，是错误的世界观。因此，“文革”前出版的许多权威著作，否定了包括佛教在内的宗教。如范文澜主编的《中国通史》，认为佛教是“迷信”、“蠡国殃民”。因《中国通史》影响大， 此种认知一度占据了主导地位。
　　对于佛教是迷信、鸦片的主流思想，赵朴初是不同意的。譬如禅宗，它本身就是最反迷信的，禅宗历史上有许多破除迷信的故事，它表现了中国人独特的骨气。为了证明佛教中有“优良的传统”，赵朴初进行了艰难的探索，努力挖掘佛教中的合理的成分，特别是文化因素。20世纪50年代末，赵朴初开始收集佛教推动中国文化的各种史料，包括打算编辑一本汉语中的佛教语言小册子，可惜，其初稿在“文革”中被家人烧了。
　　佛教在“文革”中被摧枯拉朽了，赵朴初本人被打成“大黑手”，受到批判，勒令劳动。造反派在批判赵朴初时，针对赵朴初强调佛教也有合理的东西时，反驳说，“佛教还有什么优良传统呢！”赵朴初默不作声，不好说这是毛主席的话。
　　“文革”中，范文澜读佛经，发现自己以前书中的关于佛教的观点未必恰当，有点后悔，想重新写。但当时的环境和条件，都不允许他写书了。一天，范文澜对北京北太平庄的邻居周建人说：“我正在补课。”周建人问他：“补什么课？”范文澜说：“读佛书……不懂得中国佛教就不能真正懂得中国的思想史、中国的哲学史、中国的文化史。”
　　1976年，粉碎了“四人帮”，范文澜已去世七八年了。周建人两次给赵朴初写信，因为眼睛看不见，字写得很大，说：“你们要赶快研究佛学。”
　　赵朴初看了周建人写的信以及范文澜关于佛教的话，非常高兴。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对佛教的评价，比自己和一切槛内弟子的话更有说服力。赵朴初称赞“范老是真正的学者”，意在真正的学者总是在追寻真理，不会停止探索的步伐。
　　1987年2月，赵朴初在佛协第五次会议上，强调了佛教优良传统与佛教文化的关系：“佛教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研究佛教文化，当年4月23日，中佛协成立了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赵朴初亲任名誉所长。
　　此后，朴老在许多场合，反复提到范文澜晚年的反思。1987年，他在和青年人的谈话中说：“有一位我国当代著名的史学家早年曾对佛教文化采取过虚无主义态度，但到了晚年却开始系统地钻研佛经，表示自己需要补课。这位史学家对人说，在中国历史上，佛教和文化关系如此之深，不懂佛学就不懂中国文化。可是现在人们还是不重视研究佛教，把它看成粗俗的宗教迷信。”1987年11月11日下午，朴老在栖霞寺讲堂，对佛学院的学生说：“佛教与中国文化有密切关系，佛教事业越来越得到国家支持。范文澜说：‘不懂佛教，即不懂中国文化。’周建人说：‘佛教是值得重视的。’他们两老都是马列主义者。”
　　1990年11月5日，赵朴初自武夷山乘火车回福州。在火车上，朴老和福建的同志谈起宗教学研究的话题，说：“人们如果简单地摈弃宗教会是什么样子？那就连话都说不周全。‘世界’、‘如实’、‘现行’、‘现实’、‘相对’、‘绝对’、‘弘扬’、‘刹那’、‘悲观’、‘清规戒律’、‘临时抱佛脚’等一系列日常用语，都是来源于佛教的。”说到这里，赵朴初严肃而又语重心长地说：“宗教是一门文化，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
　　1998年11月初的一天下午，赵朴初在医院和上海辞书出版社的同志谈自己的著作《佛教常识问答》时说：“中国曾经是北传佛教的中心，佛教文化兴盛。唐宋时许多国家派僧人前来中国学习、取经。可是后来，佛教在中国逐渐衰弱了。‘文革’以后，前几年中国佛学院选送一批年轻僧人到斯里兰卡去学习，毕业后再到欧洲国家的一些佛教研究中心去进修，发现西方人对东方的佛教文化很重视，而且研究得很深、很细；相比之下，我们自己却至今还不予重视，这是说不过去的。如果再不重视，以后我们又要到‘西天’去取经了。”
　　朴老一生事业，多半与佛教文化有关。60年代初，他提出与日本佛教界共同发起纪念鉴真和尚的活动，即强调鉴真和尚传播了中国文化；90年代，他提出中日韩三国佛教界建立“黄金纽带”的思想，也是强调三国间佛教文化的交流。他的诗词、书法、著作、谈话和演讲中，无不贯穿“佛教是文化”的思想。
　　（作者为安庆师范学院皖江文化研究中心、教授、硕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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