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维和警察_中国维和警察风雨十年

　　【推荐理由】 　　2010年是中国派出维和警察的第十个年头。2000年1月12日,以廉长刚为大队长的15名维和警察奔赴东帝汶,履行维和使命,中国以崭新的、负责任的大国形象登上了世界舞台。十年来,中国维和警察保持了“无一伤亡、无一违纪、无一退返”的纪录,以自己的行动赢得了国际社会的赞誉。
　　本书全景扫描中国维和警察派遣史,真实介绍了在东帝汶、波黑、海地等任务区执行任务的中国维和警察的生活,展现了中国维和警察十年风雨、十载征战的历程。
　　
　　机智地保护
　　东帝汶总理家人安全
　　
　　2008年2月11日一大早,车行半山腰,吴强就看到沙纳纳?古斯芒总理的前卫车正飞奔下山,刚转过弯去,又看到总理的后卫车停在院子里,一名当地警卫紧握手枪,以车体为掩护,枪口瞄准半山腰的小树丛。
　　“有情况!”吴强马上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他猛踩油门,冒着被伏击的危险,驱车冲进总理官邸。
　　卫兵报告说,一股叛军袭击了总理车队,总理下落不明;还有一股叛军正潜伏在总理官邸后面的树丛中,随时都可能发动攻击。
　　叛军人多势众,火力强大,形势异常严峻。吴强考虑到总理官邸、车辆均在叛军的有效射程内,车辆无法抵挡冲锋枪的攻击,于是他当即决定:坚守待援,以防止突围不当,总理夫人和孩子们受到叛军伤害。
　　吴强马上用对讲机与维和警察总部进行了联系,总部立刻表示,以最快速度派出维和部队前来增援。但吴强心知肚明,由于路途比较遥远,在等待的时间内,什么样的意外情况都可能发生。目前,只能采用拖延战术,让叛军不敢轻易发动攻势。他了解到,当地警察阿托依、亚奇与叛军士兵阿巴里认识,于是就让他俩向阿巴里喊话,进行“谈判”。在对话过程中,他还让他俩故意假装听不清、听不懂,要求对方一再重复,以拖延时间。经过“谈判”,吴强基本摸清了叛军底细:全副武装的叛军有十至二十人,重武器是机关枪。
　　在“谈判”的同时,吴强又迅速对总理官邸进行了安全检查。在他的指挥下,佣人们硬着头皮,哆哆嗦嗦地拉上了所有窗帘,关闭所有的灯光,总理夫人和三个孩子也被安置在官邸中左侧最坚固的房间内。
　　之后,吴强又清点了所有部队:四个人,四把手枪,一件防弹衣。吴强重新进行了兵力部署:胆大心细的阿托依身着防弹衣,守在官邸门外;尼克森和阿龙守卫门内,增援阿托依;亚奇在总理夫人孩子隐蔽的房间门口担任警戒;吴强自己则在右侧窗帘背后观察情况,具体指挥。
　　时间过得很慢,一分一秒都走得格外沉重。
　　十几分钟后,葡萄牙防暴队的两辆装甲车和一辆东帝汶政府保卫组的卡车开了过来,天空中出现了澳大利亚武装直升机的身影。未做任何犹豫,吴强立即掩护总理夫人和三个孩子冲进装甲车,随即开下山去,他自己驾驶UN警车,紧随其后,一直把他们护送到东帝汶政府大楼。当吴强将一家四口全部领到古斯芒的面前时,总理激动不已,立即与妻儿相互拥抱、亲吻,并对吴强满意地点了点头。
　　事后,吴强被古斯芒提拔为贴身保镖。有两件小事,给这位“丛林之王”留下了深刻印象。一天晚上,他正在首都帝力的圣母公园散步,突然全城停电,周围一片漆黑。随同人员个个手足无措,而吴强却不慌不忙,从裤兜内掏出了随身携带的狼眼手电,照到了古斯芒的脚下……还有一天,古斯芒外出视察,突遇暴雨,吴强马上跑回轿车,打开后备箱,取出雨伞,给他撑起了一块蓝天。古斯芒也很喜欢这个中国警察,无论到哪里去,必定要带上他。
　　2009年3月,吴强维和任期届满,返回四川成都。不久,古斯芒就给他寄来了亲笔信:“在此,我本人谨向中国维和警队的吴强警官表示衷心的感谢……”鉴于吴强在维和期间的出色表现,公安部给予他通令嘉奖,四川省公安厅为其记二等功一次。
　　
　　每天都在萨拉热窝的地雷阵中巡逻
　　
　　波黑战争时期,各方大量埋设各种各样的地雷,总数约400多万枚,当时,只有2%的得以清理。波黑维和警察总部发布公告,要求所有在任务区活动的人,要尽量减少徒步外出次数;如果走路,也只能走水泥路面和硬路面。未经探测的草地、山区、滩涂、丛林,严禁入内。但在实际的工作中,维和警察不可能见到这样的地区绕道走。
　　依照国际惯例,像东帝汶维和一样,所有维和警察抵达任务区之后,都要不分年龄长幼、职务高低甚至性别特征,全部分配到基层哨卡巡逻值勤。2001年1月5日,中国首批维和警察一行5人刚踏上波黑土地,立即被打散开来,分配到波黑各地,各自为战。这对于没有任何维和经验的中国警察来说,是很富有挑战性的。
　　谈钧到布尔奇科行政特区上班后的第二天,就直接感受到地雷的巨大恐怖。那天,他们接到报案,一个女孩儿在屋后树林中玩耍时,被地雷炸伤,已送往医院。谈钧等人在当地警察的引领下,第一时间就赶到现场。
　　根据分工,警察的工作是测定雷区范围,而排雷工作则由多国稳定部队的工兵负责。地雷的威力,对中国人来说是用不着解释的,因为打小谁都看过电影《地雷战》,那一个个土制地雷把日本鬼子炸得人仰马翻的场面,深深地铭刻在每个中国人的脑海里。出国前,谈钧在国内接受过排雷培训,但现在要面对树林里、草丛下的高科技地雷,其危险性不知道要比当年的日本工兵高出多少倍。
　　为了测定这片雷区的范围,警察们手持探测器,开始拉开距离,慢慢往树林里走,每个人走起路来脚上犹如穿了铅鞋,每迈一步脚都小心翼翼,不敢有丝毫疏忽,而且,后面的人踩着前者的脚印,也是毫厘不差。经过近两小时的仔细探测,终于确定了雷区分布范围。警察们立即用醒目的警戒带把这片区域围了起来,并用对讲机将具体位置通知了多国稳定部队。
　　联合国总部的“每日报告”中,几乎天天都有发现地雷或人员触雷伤亡数据。2001年3月,一天,福查边检站接到报告,辖区内发生了一起地雷爆炸事件。刘耀南与同事们驱车前往事发地,调查爆炸缘由。原来,遇难者是一位65岁的穆斯林老大爷。波黑内战打响后,为了躲避战火,他逃离了家园。昨天,他九死一生,刚刚返回自己战前的家园,在整理园子的垃圾时,由于忘记了当年的埋雷准确位置,不小心踩响了自己亲手埋下的地雷……他的双眼还微睁着,显然是死不瞑目。战争未能夺去他的生命,当他满怀希望回来准备重建家园时,一颗地雷却让他不幸身亡,这个现实真是太残酷太悲惨了!
　　刘耀南的办公室设在一个集装箱里,箱后十来米处是一条小河,冲刷厕所的水,就是用水泵从小河中引来的。2001年12月,有一天,水泵突然坏了,一名技工到小河边去修理,猛然发现枯草中裸露出两颗地雷,吓得他连滚带爬跑回集装箱。刘耀南马上给当地警察局打电话,要求他们派工兵过来清除,但过了几天,却没见来一个人影子。他又找到多国稳定部队,对方回答说:我们的扫雷任务太重,眼下还没有能力对这么一大片草地集中清除,只能派工兵分队,去把那条小路两边简单清理一下。可是,时间一天天流失,直到刘耀南回国,那两颗地雷仍躺在原地,还没有被人清除。
　　在波黑中国维和警察中,差一点就与地雷“零距离亲密接触”的,要数来自浙江杭州的吕志勇。2001年11月5日,作为第二批10名中国维和警察中的一员,他被分派到班尼亚卢卡市区派出所,这里共有35名分别来自20多个国家的警察。2002年1月7日,班尼亚卢卡市风雪交加,气温在零下3℃-8℃之间。雪地行车安全,成了任务区的头等大事。那天,吕志勇像往常一样,去监督驱逐非法侵占户,车子经过一片白皑皑的山地,正要拐上一条山径时,他的心里突然产生了一种不祥之兆。于是,他本能地减慢车速,仔细查看周围有没有雷区警戒标志,但地上白茫茫的,没有发现什么意外情况;他还是有些不太放心,停下车,指挥车上的人在树丛下面细致观察。过了一会儿,有人尖叫了一声,原来,在白雪覆盖下,黄底红框的雷区标志赫然在目!事后,吕志勇真的感觉到背上凉飕飕的,吓了一身冷汗,心想:那天要不是第六感觉帮忙,再往前面开几米,一车人可就要全部光荣了。
　　
　　在利比里亚:中国国旗成了护身符
　　
　　利比里亚西是西非重要的出海门户。长期的内战,经济社会发展受到重创,被联合国公布为世界最不发达国家之一。
　　统计表明,2009年3月,联合国利比里亚特派团当时拥有军事观察员139人(中国2人),维和部队9988人(中国563人),维和警察1218人(中国16人)。中国警队的主要任务,是培训新警察,帮助利比里亚重建治安体系。
　　2003年11月,黄伟等25名中国维和警察抵达任务区之后,立即开展工作,对现有警察进行考核、筛选,优胜劣汰,并重新在全国范围内招募、组建新的警察部队,按三个月一期的标准,高效率、高强度地训练新警察。一年之内,就招募、培训了3700余人。
　　蒙罗维亚只有一条大街,路面尘土飞扬,垃圾遍地,街道两旁的大楼东倒西歪,稍微完整的大楼,楼面上无一例外,到处散布着大小、深浅不一的弹孔,断手缺脚的残疾人从楼下蹒跚走过。
　　内战的另外一大恶果,就是彻底摧毁了蒙罗维亚的公交系统。人们出行,全靠私家车和出租车,超载现象十分严重,一辆车内,最少也要装上6人。最多的时候,据说可以塞进去10个人!到了夜晚,蒙罗维亚多数地方都是漆黑一片。这时开车出去巡逻尤其要小心,由于光线暗,黑人几乎与夜色融为一体,看得见的,只是大大的眼白和白森森的牙齿,而人形全无。
　　到达蒙罗维亚不久,黄伟就发现了“两多”现象。一个是大街小巷,到处都是小孩子,有些看似姐姐的少女,却旁若无人地揭开衣服,给怀抱的婴儿喂奶。后来他才知道,这里的人发育早,有些看上去20多岁的妇女,实际年龄只有十一二岁。而且,他们的性观念特别淡漠,很多女孩不大就怀孕了,孩子出生后,她甚至不知道谁是孩子的父亲。
　　另外一个现象,就是居民手里的枪支弹药多。利比里亚国民中,每30个人就有一件武器。经常可以看见身背苏式AK47突击步枪的人招摇过市,至于“噼噼叭叭”的枪炮声,中国维和警察习惯了之后,权当它们是家乡除夕夜燃放的鞭炮。
　　一天上午10时左右,黄伟驾车和来自赞比亚、刚果、孟加拉国的3个警友一起,到一个警察局去检查工作。越野车开到德国使馆附近时,前方出现了许多路障,一些人举着牌子、高喊口号,正在游行示威。黄伟降低车速,准备掉头离开是非之地。根据联合国的规定,他们的任务是指导和监督当地警察的工作,没有执法权。因此,游行示威事件不归他们管辖。
　　就在越野车减速转弯时,不幸的是,示威者眼疾腿快,发现了他们后,马上手持棍棒、石头、砍刀等,呼啦一声冲了过来,将他们围在中间。坐在驾驶室内,黄伟听得很清楚:“我们要钱,如果UN(联合国)不给钱,我们就不要UN。”黄伟一看就知道,这都是已经缴械的武装分子,他们缴枪之时,联合国已给他们发过钱,另外一半还没到发放时间。但是,这些人拿到钱后,很快就兑换成毒品、酒肉,挥霍一空。没有生计了,他们就聚众闹事。
　　眼见喊叫没有效果,一个赤裸上身的小伙突然冲出人群,站在吉普车的右边,他的左手拿着一颗手榴弹,在车窗前“亮相”,手榴弹的盖子已拧开,引线就暴露在外面。为了产生威慑作用,他的右手不断地做出拉线动作,用沙哑的嗓子不停地高叫:“给钱!快给钱!不给就炸死你们!”
　　黄伟的身上没有武器,只有一根防身用的警棍。很显然,好汉不能吃眼前亏。他也非常紧张,浑身冒汗,一边提醒自己要冷静冷静再冷静,一边慢慢地摇下了一点车窗玻璃,并用英语与他交流:“我们是来帮助你们的,你们的情况我们一定会向上级报告的!”说话的时候,他的脚轻轻踩着油门,让车以极慢的速度向前滑行。
　　正在危急关头,远处又跑过来一批愤怒的人群。吉普车上的维和警察,无不感到事态严重。
　　一个老人使劲挤了进来,他用手遮在眉骨上,眯缝着眼睛向车子里看了一看,转脸对举手榴弹的小伙说:“你瞎眼了,这里面坐的是中国警察,他们是来帮助我们维持和平的。”小伙有些不大相信,嘀咕了一句:“中国警察?真的是中国警察?”他将脸贴在车窗玻璃上,黄伟也是反应很快,赶紧把胳臂上的五星红旗标识伸到他眼前。小伙点了点头,喃喃自语:“果然是中国警察……”黄伟见他已经将手榴弹收了回去,正在犹豫之中,黄伟瞧准了这个节骨眼,果断地踩下油门,吉普车“呜”的一声,冲出了人群……事后得知,其他国家的维和警车有的被他们放火烧毁,有的被石头、砖头砸坏,一些维和警察受伤挂彩。
　　在接受采访时,黄伟说:“我们警察被人们视为国旗的捍卫者,真没想到,在关键时刻,国旗竟成了我们维和警察的‘护身符’。”
　　
　　“谁会希望客死他乡呢?”
　　
　　2004年11月13日,何颖与王钢等7名中国维和警察踏上太子港土地,第二次参加维和任务。巧合的是,“广西佬”王钢是何颖在东帝汶维和时的同批警友。
　　何颖属于海地中国维和警队第二批队员。一下飞机,他们就接到指令,由于帝力治安局势吃紧,警力严重不足,他和6名维友一起被临时“征用”,参加巡逻。每天分为4班,每班6个小时,昼夜不停地在市内兜圈子。在巡逻时,何颖看到,街道两旁房屋都比较简陋,垃圾遍地,杂草丛生,根本就看不见环卫工人的身影。最为难堪的是,太子港的公共厕所基本没有,随地大小便,当地人见怪不怪。就是在嘈杂的市场边,妇女们照样“撩起石榴裙,珍珠出闸门”。巡逻中,男警察方便起来还比较方便,女警察没有办法,巡逻之前,连一口水都不敢喝。由于天气热,披挂整齐,出汗多,却得不到水分补充,好多女警察都是渴得嘴唇裂开;实在不行了,只能抿一小口水,润润嗓子。
　　一个月后,何颖与王钢一道,被分配到海地南部的港口城市莱盖耶。何颖的任务是负责当地的人权保障。警察局有一个“老江湖”,名叫马克?布尔克,57岁,是个老顽童,整天乐呵呵的,从没见过他皱眉头。他在加拿大皇家骑警服役了35年,2003年就退休了,此次参加海地维和,是出来“发挥余热”。联合国对车辆驾驶有严格的规定和严厉的处罚措施。但是,在海地是一个例外,就是所有的联合国工作人员无论开车还是坐车,都可以不系安全带。这是因为,海地有“伊拉克第二”之称,枪声时有所闻,枪击、飞石等袭扰联合国车辆是家常便饭。在执勤中,一旦遭遇突然袭击,车内乘员必须快速反击或规避。如松开系着的安全带,将会耽误两三秒时间。在危急关头,时间就是生命啊,所以,海地“开车不系安全带不算违章”,就成了联合国的一条不成文的规定。
　　2005年12月21日上午,马克?布尔克外出执行任务,当他的车辆经过一个贫民窟时,遭到非法武装分子的偷袭,子弹射穿了他的左腿动脉,鲜血喷射出来有一米高。在密集的子弹中,助手无法停车,就一只手握着方向盘,一只手掏出手枪反击。10分钟后,警车开进了距离最近的医院,但马克却因失血过多,面如白纸,已经咽气。何颖对他的死亡非常悲痛:“一个真真切切鲜活的同事,就这么一去不复返了,对我的震撼很大。作为一名维和警察,在去海地之前,我就做好了随时牺牲的思想准备。但是,我们也是凡人,说不珍惜生命,不畏惧死亡,那是不现实的。从内心来说,谁会希望自己客死他乡呢?”王钢也很难过,红着眼圈说:“头一天我们全局召开工作例会,马克就坐在我的对面,我还顺便给他拍了一张照片。没有想到,那张照片竟成了他的遗照……”
　　2006年2月12日,何颖完成维和任务,收拾好行装,准备启程归国。不巧的是,就在这一天,海地爆发大骚乱。非法武装再次攻击海地各个主要城市,战火四起,枪声齐鸣,交通严重堵塞,机场被迫关闭。没有办法,何颖与中国维友到了机场,只能望天兴叹。熬了一个星期,事态逐渐平稳,机场开放,何颖等人才登上了回国的飞机。在电话中,他常常跟家人们说:在海地缺觉。可回到家里,有一段时间,他却老是睡不安稳。时差早就倒过来了,是什么原因呢?后来才找到了症结,“这里太安静了。我在海地已经习惯在枪声中酣睡;刚回来听不到枪声,反而睡不着觉了”,何颖解释说。
　　(摘自《中国维和警察传奇》,余音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5月出版,定价2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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