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低估的中印关系】 中印关系

　　风浪,一波波袭来。 　　印环境部长拉梅什一席“亲华言论”引发印度舆论轩然大波;中国企业印度投资遭遇“安全门槛”;印度政府5月17日要求在印投资的华为中兴全面披露企业所有者资料;敏感的边界问题时隐时现……中印关系日益充满了复杂的信号。
　　地缘政治经济巨变,给国际社会带来新的不确定因素。一个迅速崛起的中国令某些国家惴惴不安。而在相当多的中国人眼里,往往很少看到一个印度也在日益崛起,同样是一个新的不确定因素。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近日接受记者专访时表示,以地缘政治为基本判断依据,中国对外战略中中美关系居于第一重要位置,但中美关系之后最重要的双边关系是什么,尚模糊不清。
　　郑永年认为,对中国而言,亚洲具有战略重要性,仅次于中美关系的双边关系应是中印关系。他强调,中印关系的重要性一直被低估,而且印度是一个上升中的大国,其行为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中国需要加强重视。不过,印度民族具有较强独立性,这也会体现在外交中,因此中国不必过分忧虑美国的介入,他呼吁对中印关系给予更多关注。
　　
　　中美之后,需重视中印关系
　　记者:长期以来,中美关系一直在中国对外关系中居于首要地位,但中美关系也不是中国对外关系的全部。近年来,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和中国国力的提高,中国的外交战略也面临调整。你对中国未来的外交重点有什么建议?
　　郑永年:很多年来,中国对外关系中以中美关系为重中之重,这是没错的。中美关系的重要性是由地缘政治决定的。美国是当今世界唯一的超强霸权,而中国崛起后,其和美国的距离拉近、两国互动也越来越频繁。中美同处一个结构,双边互动对全球会产生巨大影响。
　　不过,中美关系并不是中国对外关系的全部,所以中国必须回答这个问题――中美关系之后的最重要的双边关系是什么。
　　记者:那么从当前全球的地缘政治的角度出发,中国对外关系,除了美国外,下一个重心是哪里呢?
　　郑永年:地缘政治有两种形式。传统上,军事关系是地缘政治的核心。这在“冷战”期间很明显。现在因为经济的全球化,地缘政治在很大的程度上取决于经济力量,经济重心在哪里,地缘政治就会出现在哪里。也就是说,地缘经济决定着地缘政治。
　　从地缘经济的角度来看,今后很长历史时期内,其世界经济中心会在亚太地区。世界上最大的三大经济体(美国、日本和中国)在这个地区,印度的经济也在很快崛起,加上原来的“四小龙”,亚太地区在世界经济中最有活力。
　　对中国来说,对外关系的重要性无论就传统地缘政治还是从现代地缘经济而言,美国之后就是亚洲。
　　记者:那么就亚太范围而言,中美关系之后,中国最重要的双边关系是什么?
　　郑永年:区域内的几个大国,俄罗斯、日本和印度对中国都很重要。
　　但其中中印关系的确定性最小。中国跟日本和俄罗斯的历史恩恩怨怨很多,同它们打交道都有相当的经验。中国从来就没有忽视过日本和俄罗斯,今后也不会忽视。和俄罗斯,中国已经有上海合作组织等多种架构,和日本的经济整合度也非常高。
　　然而,中印关系却一直被低估。亚太地区,除了中国,印度的崛起最为显著。这就决定了印度和中国一样会对亚洲倍加重视。中印两国同在亚洲,都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倾向,两国如何相处有待探讨。
　　记者:为什么中印关系一直被低估?对中国而言,印度的不确定性主要表现在哪些层面?
　　郑永年:印度是一个上升的大国。一个上升的大国会如何行事,有很大的不确定性,而中国人心理上也还没有(对印度崛起)做好准备。
　　印度有很多内部问题,像中央和地方关系、宗教关系(如穆斯林跟印度教的关系)、不同的种族关系、种性关系、毛派等等。印度内部的各种矛盾和问题决定了其民族主义的强度。印度的民主政治整合了整个国家,但控制力量不强。而且,在中国官方致力于控制非理性的民族主义情绪同时,印度一些官员则经常鼓吹民族主义,尤其是针对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印度是民主政治,其民族主义情绪很容易通过其政治机制与过程传导给外交政策。印度的民族主义一旦爆发出来,就有很多不确定因素。
　　多年以来,印度的民族主义将中国视为一种威胁。独立以后,印度外交一直是“向西看”的,即重视西方世界。现在随着世界经济和战略重心的转移,印度外交重心也转移到亚洲,开始“向东看”,但印度在经济上和亚洲国家合作的同时,在战略上防备中国。
　　从近代至今,中印两国一直互相缺乏了解。中国没有很好理解印度的民族主义,尤其是对印度民族主义情绪对印度外交的影响了解很有限。此外,印度与中国同样是一个文明古国。中国对这一点的了解也不深刻,特别是对印度希望其文明在世界上扮演的角色缺乏认识。
　　
　　中印相处应注意轻重缓急
　　记者:印度今天的外交政策“向东看”,有什么原因?
　　郑永年:任何国家的国际战略都取决于其地缘政治,而周边国家的力量变化是地缘政治中最重要因素。
　　今天印度的地缘政治变化了。首先,全球地缘政治重心转移到亚洲,其次,也是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的崛起,毛泽东时代中印曾经“打过一架”,这使得中国崛起对印度民族主义来说,更为耀眼。
　　中国的崛起,尤其是中国的全球化和“走出去”战略迫使印度“向东看”,注意中国。
　　记者:中印两国现在在边界问题等方面尚存有争议,对于中印双边关系中的矛盾,你有什么建议?
　　郑永年:在边界问题上,双方领导层都有意愿解决问题。然而,客观地讲,中印边境问题大家可以谈,但不可以太着急。就如一些学者所言,很多问题在民族主义还高涨的时候是不可以去触摸的。“欲速则不达”,搞不好还会引起很大的负面效果。
　　中印关系可以先从经贸、文化交往等比较容易的方面先做起来。
　　记者:中印产业结构没有较大差异,技术水平上也大致相当。印度工商界特别担心,中国制造业会对本土制造业会造成强烈的冲击,所以中印间自由贸易一直没谈下来。你对此有什么建议?
　　郑永年:印度经济体开放程度比中国差,很注意保护自己的国家利益。在选举压力下,印度政治人物也很难向国外做出妥协。
　　中国现在提倡自由贸易,是国际社会声音最响亮的。但是,中国不要像西方那样,把自由贸易作为一种具有普世意义的意识形态来推广,不能把自由贸易搞成宗教。每个国家都会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来谈自由贸易,有好多自由贸易区都是一步步形成的。
　　
　　中国需要有普世价值
　　记者:如何看待美国对印度关系的重新重视?
　　郑永年:这一点值得注意。美国面对中国的崛起想拉拢印度,这是事实。美国在主观上想要制约中国,也是不可避免的。但这并不是说,印度和美国做了什么,就是针对中国的。
　　我觉得中国不要太担心印度会完全靠向美国。印度的外交政策话语尽管受西方的影响,但与美国结盟来对付中国这种可能性并不大。作为一个大国,印度如果紧随美国,其在国际社会的空间反而会受到制约。
　　这就是说,印度和中国在战略上的合作还是有基础的。
　　记者:美国曾推动包括印度在内的亚洲四国搞价值联盟,但很多时候,美国所鼓吹的价值就蜕变为了意识形态。美国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或者鼓吹自由贸易,或者呼吁就业保护。美国已习惯自由地运用意识形态来为企业和国家谋求利益,中国应该如何更好地应对?
　　郑永年:美国人做事是符合其国家利益的,例如,美国对自由贸易态度的变化就是随着其国家利益调整的。不过,实际上人们不用太看重所谓的价值联盟。美国人谈价值联盟、民主联盟谈了多少年了,但并没有多少响应者,进展不大。在物质利益面前,民主价值有些时候是毫无作用的。
　　当然,民主国家政治空间大。不管喜欢与否,随着中国崛起,中国已经成了西方政治人物操纵政治的一个目标。
　　此外,虽然美国常常错误地把中国当作敌人,但和美国相比,中国还没有形成自己的世界秩序观,只是加入了当前的国际体系。中国真正走向世界也就是近几年的事情,在国际事务上还缺少经验。中国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来形成自己的世界秩序观。
　　记者:在你看来,中国需要一个什么样的世界秩序观?
　　郑永年:西方民主自由制度的扩张似乎已经到了顶点。即使没有到顶点,中国也是不能完全照抄的。
　　中国应该从文明的视角来塑造一个新的世界秩序观。中国也应该能主动提出自己设计的普世价值,既符合中国传统,也能被其他文明所接受。
　　(5月18日《21世纪经济报道》,作者为该报记者及实习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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