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报》：老上海最好的德文报纸】 德文报纸

　　 　　从20世纪30年代起,大批的犹太人从欧洲逃到自由港上海。1939年年底到达上海的难民突破了25000人。难民中绝大部分是犹太人,又都说德语,于是在1939年和1941年间便出现了由犹太人创办的德文报纸,其中有两种晨报、一种晚报,此外还有周报和半月刊,一共有30多种。
　　这些报纸中最著名的是《黄报》(Die Gelbe Post)。它原为半月出一期,1939年底改为周报,1940年中又改为每天出版的日报。全部的《黄报》共有1000多页。1999年,奥地利图利亚+康特出版社将最有价值的前七期集辑成册重新出版。
　　
　　办报原为排解异乡寂寞
　　
　　《黄报》在当时被称为最好的德语报。《黄报》创办者阿道尔夫?约瑟夫?施托菲尔(Adolf Josef Storfer,1888-1945)是来自奥地利的犹太人,弗洛伊德的学生。在大学攻读哲学、心理学和比较语言学。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曾担任维也纳心理分析出版社的社长,同时兼任心理分析教育学杂志的副主编。作为语言学家,他发表过两部专著――《词和词的命运》和《在语言的丛林中》。
　　1938年12月31日,施托菲尔逃到上海时,已是筋疲力尽,身无分文,煞是狼狈,全靠上海难民委员会救济。虽说当犹太人在死亡线上挣扎时,英、美许多国家,还有为数众多的名人都纷纷发表声明,要对他们进行人道主义救助,可是具体落实起来又谈何容易。不论逃往哪个国家都需要签证,可对他们来讲,弄到签证真比登天还难;有些国家的移民法,为难民进入该国设置了不可逾越的障碍。正是在这危难之秋,上海的难民委员会发表声明,愿意无条件地接纳犹太流亡者。
　　施托菲尔一心自谋生计,首先试着和上海的高校建立联系,看看能否教授德语。他甚至想免费讲授德语,以此来换取通向中国知识界的入场券。可他忽略了上海在“八?一三”抗战后的严峻形势:上海广大知识分子所关心的乃是抗战救国之事,无暇他顾。再者20世纪30年代末的上海也不是欧美知识分子云集之地,施托菲尔深深感到自己陷入了难言的寂寞之中,而创办《黄报》,正是他的一种自我解脱的办法。
　　1939年5月1日,在他到达上海整整4个月后,第一期《黄报》正式出版,他身兼社长、主编和作者。一个受迫害的异乡人,在一个人地生疏、语言不通的异邦,在4个月的时间里创办出一份报纸来,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所遇到的困难自然是很多的。他在该报第一期“编者的话”中这样写道:“出版《黄报》的准备时间非常短,技术条件和经济条件极差。比如说,这份报是由中国排字工人排版的,而他们对德语没有任何的知识,这在内行人看来肯定是个困难……”
　　施托菲尔在“编者的话”中强调“中立”的办报方针:只提供信息不表态,避免倾向性。这是因为当时所有中外出版物都要在工部局登记,日军虽说还没有占领租界,可整个上海已经处于日军的控制和影响之下。对于任何一个政治事件的公开表态,都会引起日本当局的警觉。然而,施托菲尔是站在中国人民这一边的,他的倾向性也是掩盖不了的,正是这一点给他个人的命运带来了严重后果。
　　该报为何叫《黄报》呢?施托菲尔在“编者的话”中对此也有说明:他请读者不要对《黄报》名称的来历妄加解释,不要去探讨背后的“深意”。这和“黄种”、“黄斑”以及奥匈帝国的黑黄国旗都毫无关系,也和外国那种“yellow press”(黄色刊物)没有任何关系,仅仅是因为黑色的铅字印在黄色的纸张上特别醒目,使人的眼睛感到舒服,所以才起了《黄报》这一名称。
　　
　　一个鲜为人知的“云南工程”
　　
　　开头七期《黄报》将重点放在亚洲,特别是中国。它向欧洲首先是向来自中欧的流亡者系统地介绍上海,介绍中国,内容有名胜古迹、风俗习惯、社会问题、文化经济、文学艺术,还有一些人物。比如我们可以读到有关中国钱币的系列:“中国的铜钱”、“中国的银币”、“中国的纸币”。“文房四宝”一文则介绍了与欧洲迥异的中国书写文化。《黄报》甚至译载了那时才出版不久的茅盾《子夜》中的一章;对古典小说《金瓶梅》也有介绍,称它为“一部中国人的性爱小说”。此外中国的社会问题也是报道的内容,比如《北京乞丐选举他们的国王》、《血染上海弄堂》、《上海街头的流浪者》等。他在《向苦力致敬――踢一脚等于10分钱》一文中,表达了对租界底层中国人的同情,对殖民主义分子的愤怒。
　　中西文化交流也是该报的重要内容。《赫尔德尔论古老的中国》、《中国基督教会和中国改革》、《歌德论中国》、《奥斯卡?王尔德的中文》、《东方和西方――相互对立》、《莱布尼茨的要求》等等,都是很有意味并有学术价值的文章。
　　《黄报》在报道中国的同时,也注意对东亚其他国家的介绍,其中日本和朝鲜得到了特别的关注。比如,《黄报》就刊登过《日本的服饰艺术》、《日本的渔业》、《耳光以微笑化解》等。
　　作为弗洛伊德的学生,施托菲尔对心理分析有着特殊的兴趣,所以在《黄报》中发表了不少这方面的文章,如《心理分析在日本》和《中国书写中的心理分析》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论世界上对犹太人的仇恨――弗洛伊德的最新研究成果》一文。这是篇书评,评论对象乃是弗洛伊德的新著《摩西其人和一神宗教》,是用德语写的对弗洛伊德最后一部著作的第一篇评论文章。
　　同时,施托菲尔还是一位语言学家。《黄报》第一期中有一篇《在上海的学校里不教洋泾浜(混杂)英语》的文章,极为有趣。文中首先探讨了混杂语的来源,继而又谈到混杂英语的来源。施托菲尔具有极为丰富的语言社会学的知识,尤为令人惊异的是,他在4个月之内竟然了解了那么多上海洋泾浜英语。另有一篇《保卫汉语》也值得一读,作者是语言哲学家弗里茨?毛特纳尔。他在文中总结了汉语特点,最后写道:“我们不能拒绝拿我们语言结构和汉语的语言结构进行比较,我们要拒绝的是把我们语言结构的形式看成是衡量其他语言的尺度,甚至是价值尺度。”当时的中国是个弱国,备受列强欺凌,连语言也受到歧视,而毛特纳尔所提出的原则实属难能可贵,甚至到今天还有现实意义。
　　施托菲尔是犹太人,《黄报》的读者大部分也是来自中欧的犹太人。犹太人的特殊问题当然成为《黄报》所关心的重点之一。可能现在很多人不知道,在六七十年前曾有一个所谓的“云南工程”,如果这一“工程”成功,战后的政治地图会和现在完全两样。犹太人离开中欧总得有个落脚之地,因此便出现了许多移民方案。“云南工程”便是其中之一。《黄报》第一期发表了克劳克尔题为《未来之地的云南》的文章。文中写道:“本来当时的中国政府曾经考虑犹太人可以移居海南岛,可海南岛不久便为日本人占领,于是重庆政府提出犹太难民可去大西南,于是便出现了所谓的‘云南工程’。”《黄报》连续几期都在讨论“云南工程”这一议题,许多记者、作家和商人也都参加了讨论。1939年8月,上海日本当局以及租界当局采取措施,限制欧洲流亡者继续流亡上海,“云南工程”也随之流产。
　　
　　中国“辛德勒”曾是撰稿人
　　
　　《黄报》不仅关注当时的犹太人,而且还追溯犹太人来华的历史。施托菲尔曾在《开封犹太人――抽筋教派》一文中写道:“马可波罗早在1286年就已经提到中国的犹太人,提到他们在中国和蒙古曾有相当的政治影响。”在汉代,也就是说在公元前200年和公元后200年之间,就有犹太人来中国。很可能他们是从印度来华的。可是在这漫长的岁月里,这一小拨犹太人其生理和心理特征都已消失殆尽。犹太教堂已不复存在。
　　《黄报》还为流亡者提供了很多有关日常生活的信息,特别是有关上海的信息,比如《上海的地价和住房租金》、《逛中国商店》、《欧洲轮船到达上海》、《上海每月的平均摄氏温度》、《漫话上海》等。施托菲尔还专辟一栏,名为“上海漫笔”。
　　《黄报》的内容极为丰富,该报主编施托菲尔不仅是位知识渊博的学者,而且知人善任。他手下的工作人员个个都是中国通。
　　施托菲尔还非常看重同中国人的合作,尽力争取中国政治家、外交官、作家和记者的支持,其中包括宋美龄、茅盾、林语堂等。现在被称之为中国“辛德勒”的何风山博士,曾于1938年5月至1940年5月任中国驻维也纳总领事,他也经常为《黄报》撰稿,对犹太人表现出极大的同情。
　　该报名为“中立”,实则站在中国人民的一边,字里行间充满了对中国人民的同情,以致不少文章惹恼了日本当局。有些文章矛头直指日本,如《一对日本夫妇站在中国一边》;何风山博士撰写的《日本的两个论点》,有力地驳斥了日本侵略中国的“理由”。日本当局将这些文章看成是施托菲尔对他们的直接挑衅,施托菲尔面临着巨大的危险。1941年他逃往香港,继而经马尼拉到澳大利亚,最后定居墨尔本。1945年,他在墨尔本病逝。
　　(《上海滩》2009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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