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丹永远活着] 赵丹

　　 　　赵丹导演自己的死 　　 　　2008年9月10日，记者小李自北京飞来访谈。题目是：围绕“赵丹遗言”，即：《管得太具体，文艺没希望》一文的前前后后。禁不住激起我心潮涌涌。
　　1980年7月15日，赵丹自上海华东医院乘车赴西郊虹桥机场。儿子阿佐推着爸爸的轮椅。由我和上海电影局张万春同志陪同前往。
　　飞抵北京，已有北京医院汽车等待。抵达北医，住进412室。赵丹进屋即喊冷。是中央空调直通病室，无法调节。只得找木匠来，用木板将空调口封住。我服侍他喝了半杯热开水，盖棉被睡下。阿佐为他搓手，我为他搓脚，冰凉冰凉。病人真不能和常人比，大热天的，我已经冒汗了。
　　其实，我们一行已经在6月28日来过北京了。住在虎坊桥北纬饭店。然后到北京肿瘤医院做CT检查，那年月上海还没有CT机。29日，赵丹从CT机上下来，医生笑着握住赵丹的手：“恭喜你。好啦，没事。你可以安心治疗休养了。”赵丹很高兴，晚饭时，他还吃了两片溜鱼片，小半碗莼菜汤。他好久没吃正餐了。
　　30日飞回上海。7月2日，上海电影局局长袁文殊找我去，告诉我：“赵丹的病是胰腺癌晚期，在胰腺中部长了8厘米的肿瘤，已经扩散。很严重。你不要难过。”“没办法了吗？”“北京医院说可以试着切开患部直接照光。”“怎么在北京不告诉我？”“毕竟要商量商量啊，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你想⋯⋯”我说:“他现在还可以勉强撑起来画画。切开肚子手术躺着照光等死？没有质量的生命，我们不要。先撑撑看吧。他现在情绪不错。谢谢组织上操心，真的谢谢。”袁说：“我认识阿丹比你早10年，应该的。”
　　赵丹以为自己的病没有危险，他请求上午不输液，好画画。他还到医院大花园去写生。
　　到7月15日。他早上醒来就大呕吐，吐个没完，还干呕。电影局紧急决定：即送赵丹去北京医院。我赶快回家去银行取出两万元，是“文革”扣工资，才存下的储蓄，又带些换洗衣裤，叫上阿佐。还是张万春陪着，我们又匆匆上路。
　　孩儿们都知道爸爸活着的日子不长了，就都找借口到北京来陪爸爸。
　　长女赵青在北京舞剧院，赵矛住在北京电影学院同学家里。我在红旗杂志招待所，租了两张板床给男孩子们轮换休息。病房里的一张钢丝小床，是我和女儿橘橘的专利，众子女排队按钟点服侍爸爸。橘橘买来一只小熊打鼓玩具，每到爸爸输液完毕，小熊就打鼓。病房里欢声笑语不断。
　　阿丹没生病时，工作忙、开会忙、运动忙，很少和孩子们在一起，这次全由重病补偿了。阿丹日益衰弱，起先，在门上贴一张“谢绝探视”的纸条，到9月下旬，床位医生对我说：“朋友们、亲戚们，想来看他，就来看看他吧。”说着他撕去“谢绝探视”的贴纸。我明白这不是好兆头。我打电话给诸亲友，并购买了几十册新出版的赵丹著《银幕形象创造》。又给阿丹理发修面。亲友们来了，赵丹兴致很高，他们握手、打闹、说笑。然后从屋前落地窗走出，取走一册敲了名章的新书，永别了。有时，赵丹熟睡着，来人看看他，也不叫醒他，只取一册新书，凄然走了。
　　
　　赵丹遗言
　　
　　一日。我坐在靠背藤椅上，对孩子们说：“以后不管谁来，我们都嘱咐他不要和病人握手，免得外边的细菌传给病人。”义子周民问：“若是华国锋主席来呢？”我答：“华主席来也不握手。”正说着，护士进屋通报：“华主席来探望赵丹同志了。”我忙站起，华主席已大步走进，直冲病床前，和赵丹握手了。并嘱咐：“好好治病。既来之，则安之。心情要开朗。”
　　这下可热闹了。中央领导人一个个派他们的秘书或子女来看望赵丹。病房里摆满了鲜花。邓颖超老早就派人送来一束栀子花，说是自己园里采的。她住在三楼病房，嘱咐我想开些。过后，中央电影局局长陈荒煤来看望阿丹，他问阿丹有什么要求。阿丹说：“有些重要的话想跟乔木谈谈。”荒煤说：“我来联系。”于是赵丹每天跟我说，要向乔木谈什么。他断断续续出口成章，连南通腔也没有了，我为他简记下来。
　　某日下午。胡乔木和贺敬之来到病房。阿丹很兴奋。我对乔木说：“《人民日报》在讨论电影问题，赵丹有些话想跟你说，他很弱，由我来代说吧。说得不对或不足，由他校正补充。”胡说：“好好，有什么就说什么，我洗耳恭听。”
　　我说：第一个问题。就是关于党对文艺的领导问题。对具体文艺创作来说，党到底要怎样领导？党领导国民经济计划的制订，党领导农业政策、工业政策的贯彻执行；但是党大可不必领导怎么种田、怎么做板凳、怎么裁裤子、怎么炒菜，大可不必领导作家怎么写文章、演员怎么演戏。文艺，是文艺家自己的事，如果党管文艺管得太具体，文艺就没有希望，就完蛋了。“四人帮”管文艺最具体，连演员身上一根腰带、一个补丁都管，管得八亿人民只剩下八个戏，难道还不能从反面引起我们的教训吗？⋯⋯
　　乔木听后连说：“很好很好，让宗英整理出文字来发表吧。”
　　我又说：“第二个问题。”我笑了：“是给领导者以艺术欣赏的自由。”他们也笑了，我说：“是说电影和话剧的审查排演问题。咱们别‘麻秆打狼两头害怕’，台上怕，台下更怕，简直是活受罪。”
　　“每回审排，剧场里冷冷的，演熟了的戏也僵了。台下该有笑声时，没有。该有鼓掌时，更没有。领导直着脖子看，不敢点头也不敢摇头更不敢笑，其他领导都瞄着第一领导。戏演完了，谁也不敢夸好，也不敢说孬。上得台来握手，只一个劲儿说辛苦啦辛苦啦。只生怕表错了态，生怕把毒草夸成鲜花，那可了不得。赵丹的意见，是建议领导来看戏，最好别强调审排。领导来到剧场也就是普通观众。他尽可以凭自己的性情喜怒哀乐自由表达，连连点头也好，鼓掌也好，拂袖而去也好，都不当一回事。如有重要的意见，要我们贯彻或修改，请诉诸文字下达。这样双方都解放了，也诉诸理性了。一个剧本岂止是十月怀胎，也许是许多人十年磨一剑的成果。说一句‘倾向有问题’就否啦？多可怕。”
　　第三个意见：要重视北京电影厂“大师创作室”的成立和发展。
　　我说：北影成立了《成荫创作室》、《谢铁骊创作室》、《崔嵬创作室》⋯⋯以导演为中心，自由结合，组织协调，使各室配备固定的编导演、摄（影）录（音）美（工）化（妆）服（装）道（具）剪（辑）等的班子，有戏没戏都属于一个固定的班子，以有利于电影这门综合艺术的协同作战，而不是拉郎配――没有爱情的婚姻，越拍越别扭。默契，是综合艺术的灵魂。
　　“好，大概就这些个，阿丹你看⋯⋯”
　　乔木说：“说得很直率，很好，阿丹在重病中还思考电影戏剧大事，真是难得，宗英整理成文字吧。”他们走了。
　　10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赵丹的《管得太具体，文艺没希望》一文。
　　也是10月8日，赵丹去阎王殿逛了一趟，全身冰透，没有一丝生的信号，医生抢救无效，护士长为赵丹导尿，尿撒出来了，人也缓过来了，孩子们和我为他全身按摩捏搓，像摆弄一艘停泊的船。我告诉他，文章发表了。许多朋友打电话来，说他写得对。他眼珠动了一下。
　　10月9日。我对孩子们说，谁也不要离开医院。中饭晚饭都买回来吃，情况不乐观，我去北京饭店找客房部经理，订一间房间。
　　10月10日午夜2时10分，赵丹在睡觉中安然离世了。
　　
　　一句话，再，一句话
　　
　　因为赵丹生前曾嘱不开追悼会，不要哀乐，要贝多芬、柴可夫斯基、德彪西⋯⋯所以中国文联、中国影协、全国政协、上海电影厂四家，准备联名开个悼念会。讲话后，放一部15分钟的关于赵丹的纪录片，已由新闻电影厂在抢拍。我坚持该片在描述赵丹生前已摄影片时，务必放上赵丹饰演周总理的试装片段。当悼念会播放时，看到周总理的画面，群众以为是周总理出来了，总理为什么不跟赵丹握手呢？待醒悟过来，举座轰然，都说演得太像了。接着我回上海，因为上海也举行赵丹悼念会。张骏祥事前来跟我说：“北京的意思是剪去赵丹饰演周总理的镜头。”我说：“那我回北京筹备赵丹书画展去了，反正是悼念会，家属可以不参加。”骏祥说：“宗英，不要这样，容我们商量商量。”“活着不让演，死了还要剪！太残忍了。”后来，还是洪泽和张骏祥说“照北京放”，他俩承担责任。
　　我认为赵丹癌细胞的分裂，就始自无缘无故只因某领导说了一句：“赵丹怎么可以演周总理？”一句话，就把赵丹活生生从《大河奔流》摄制组撤了下来。那是1978年初冬，正是粉碎“四人帮”后，大家要夺回十年浩劫的劫难时候。是初冬，某夜，10时半。北京电影厂厂长汪洋，来到我们住的北影招待所小屋通知他：文化部电影局决定不让他演周总理了。赵丹腾地一下子站了起来：“为什么？！”“是中央的意思，文化部电影局北影厂都没话说。这事你想开些。明年我再找你主演电影。”汪洋走了。赵丹烦躁得很，他站着坐下，坐下又站起来，抚摸厂里为他演总理特地搬来的一面大镜子，他恨不得捶碎大镜子：“不行，我还得找汪洋。”快12点了，我陪他敲开汪洋的门，汪洋只无奈地抚慰他，送他回招待所。
　　第二天一大早，他就悄悄离开北影，离开他的伤心之地。由我留下来为他拣拾衣物、笔记、照片⋯⋯
　　两年前的事，犹似在昨天，我们忙着准备悼念会的事。这时有人打电话给我。嘱我：不要紧张。据说，要对赵丹临终时说的话组织批判。是夏衍说了一句：“中国人最忌讳鞭尸。”于是，这才不点名批判。朋友叮嘱我：“不要害怕，别倒下，要挺住。”我说：“我感到骄傲。赵丹死在火线上。”我还听说，要在《人民日报》组稿批判时，《人民日报》答：“我们觉得赵丹的文章还是有它的道理。我们不组织批判。新华社通稿，我们照登。”可见人不怕说真话。公道在人心。
　　10月23日。赵丹书画遗作展在中国美术展览馆开展览会，中国有那么多报刊，可只有一份报发了一条拇指大的消息。上午9时开幕。阿丹当官的朋友们都在8点多钟来到展览馆，在大门口对我说：“对不起，我们9点钟开个重要会议，不能请假。”我怪笑回答：“我明白，我太明白了。我自己剪彩。我和七十多岁的老人曹孟浪剪彩。”气得我打电话给中国国家旅游局的小朋友刘小妹，说：“给我拉两车外国人来冲冲喜，就说中国的电影皇帝生前的书画在展览，机会不可错过。”之后，我又打了几个电话，阿丹的好朋友郁风、黄苗子、黄永玉、吴作人、新凤霞、吴祖光、李可染⋯⋯都来捧场作画来了。在报刊没一篇宣传文章的情况下，展览会的观众逐日增多。丢了官的夏衍，拄着拐杖来仔仔细细看过了。他跟我说：“以前，只以为阿丹平常画画册页、条幅。没想到他丈五丈六的大画也能拿得起，专业功夫没丢。”荣毅仁也来看过了。观众最多的一天，来了6000多人，我特地去买了一件玫瑰红的背心穿身上，我在办喜事――赵丹的第二艺术生命：书画艺术升起了。
　　展览会结束，我和孩子们回到上海的家。走上新康花园小二楼，我愣住了。家，像一座灵堂。是被我最要好的女友布置过了。在赵丹16英寸的照片镜框上镶了黑纱，像前点了一对白蜡，床头也围了黑纱。气候乍冷，两房两厅，冰阴冰阴，不见一丝鲜活气氛。我对着家的保姆说：“张阿姨，打电话找洪来，两人搭手，把樟木箱子打开，把所有最漂亮的罩被、狗皮的沙发垫、浅粉色的毛娃娃⋯⋯都摆出来，再买个圆的金鱼缸，买4尾金鱼，一对红的大金帅，一尾白珍珠，一尾乌宝石。别忘了买干鱼食。少喂些，游得欢实⋯⋯总之，不能一个人倒下了一家子败了下来。咱们要把家打扮得使朋友们放心，让赵先生也放心。”
　　正是：莫道不并蒂，偏随我双游。
　　他活着。\一句话，\再，一句话\能左右一个艺术家的\生与死吗？\不能。\决不能。\赵丹永远活着。
　　（摘自2月22日《新民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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