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国五十载　中国体育体制改不改，怎么改？】 中国体育体制

　　 　　中国正沉浸在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之中，其中最引人瞩目的收获，是中国代表团取得的51块金牌以及中国金牌数历史性跃居首位的表现。 　　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刘鹏在8月24日的新闻发布会上，表扬了中国体育代表团的成绩。而官方在总结此次中国体育代表团的惊艳表现时，普遍提及我国独特的体育体制。“举国体制”即“从小学到中学，从县里到地市到省，一直到国家队”，进行人才的选拔和培养。
　　如何评价中国这次在奥运会上取得的成功？这种成功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巅峰之后，中国体育体制的走向是否会有变化？将如何变化？
　　记者为此专访三位专家：北京奥组委执行委员、中国奥委会前秘书长魏纪中；华南师范大学体育科学学院教授、国家体育总局“深化体育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研究”重点项目负责人卢元镇；国家体育总局学术技术带头人、北京体育大学教授熊晓正。
　　
　　奥运成功正是改革时机
　　
　　奥运会本身在短期内是不可重复的，这次之后在很长时间之内，不会给我们第二次改革机会。这次大获全胜，不为成绩遮望眼，深化改革上层楼，在好的基础上进行改革才是有远见的。
　　记者：为什么学界普遍认为2008年奥运后是一个改革的节点和时机？
　　卢元镇：我们之前推迟改革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要筹备奥运会，从1993年就开始申请奥运会，到现在举办完十多年的时间，这段时间只能寻求短期、高效，动用政府力量的办法。
　　这次从国人对刘翔、杜丽的宽容可以看出中国老百姓的心态越来越成熟，说明老百姓从对金牌的民族精神的追求转向了对文化享受的追求，这也给了中国改革一个很好的心态机遇。老百姓希望体育更好地为每个人服务。从这个意义上讲是个时机。
　　从大的改革机遇上，包括今年初进行的大部制为代表的行政体制改革，在这个大背景下，滞后的体育体制自然也需要改革。
　　熊晓正：一定程度上讲，筹办2008年奥运会对于体育界改革的深化是有一定影响的，而为了保证备战期间的稳定，稳定是个大局，这一点无论是体育界还是社会各界都能理解和体谅。改革毕竟是利益的调整，容易引起波动，如果没有一个稳定和安定的环境，那么筹备奥运会就比较难。而这次大获全胜，不为成绩遮望眼，深化改革上层楼，在好的基础上进行改革才是有远见的。
　　记者：但是这次我们奥运会拿了很多金牌，为什么还要改革？
　　卢元镇：首先中国体育体制不是没有问题，比如说足球就一直没解决好，是个老大难问题。另外中国学生体质持续二十多年一直在下降，这是个大问题，我们不能一俊遮百丑，用金牌数给遮掩了。另外，很多运动员退役之后没有出路，而且后备力量的培养难以为继，倒金字塔的问题，体育资源高度垄断，可持续发展的状态是缺乏的，不能老看现在。
　　我们整个民族体质对金牌的支撑力很差，更多的运动项目都是靠技巧，体操、乒乓球、跳水等等，而真正反映我们民族体质的项目比较差。从这方面讲要看到存在的问题。
　　这次刘翔的退赛就很能说明问题，13亿人都在关心这块金牌，如果我们的金牌都是这种“一人系天下”的情况的话，那么是岌岌可危的。另外就是体育产业上，如果不改革，那么外国资本就可能把你吃掉。
　　记者：这次奥运会如此成功，是否会对改革的必要性带来不同声音？
　　卢元镇：这次奥运的成功肯定凸显了“举国体制”好的地方，但是我们不管外界评价好与不好，我认为改是大方向，早改比晚改好，小改比大改好，主动改比被动改好。
　　记者：现行体育体制除了有利方面外，是否也有可改善之处？
　　熊晓正：现在整体上存在的问题一个是结构性问题，一个是项目发展不平衡，一个是地区发展不平衡，这样三个问题不解决会对我国整体体育事业的发展产生严重影响。
　　过去发展竞技体育，我们只看到取得的社会效益、政治效益，没有把它作为一个产业来发展。体育局应该抽身出来，站在高处管宏观。而现在主要是在管理竞技体育事业，考虑的也主要是金牌。
　　在后备人才培养上，我们把业余体校训练好的学生运动员召入，但把他们的时间主要花在训练上，而忽略了学习。
　　而农村孩子过去比较想通过体育之路改变自己的身份，但现在城乡一体化后，没有更多人愿意走专业化道路，过去那套专业化体制肯定会面临很多的矛盾。包括运动员的再就业问题都是专业体制带来的。国家采取很多措施来解决，但那只是治标不治本，同时也只解决冠军级的优秀运动员。要解决还是应该采用学校化的方式，体教结合的方式。
　　如果这个问题能解决，在青少年阶段既保证他的业务训练，又保证他的义务教育，对学校，对运动员比赛都有好处，运动员后备力量的培养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卢元镇：现在竞技体育的功能搞得很单一，就是金牌，其实奥林匹克始终在强调对青年的教育，是一种文化，但是我们把它做得太单一了，绝大多数青少年都被排斥在竞技体育之外。
　　另外我们后备力量的培养问题比较严重，比如很多项目靠国家队来培养后备力量，成为倒金字塔结构，包括体操在内，这些项目的群众基础在哪？另外，有些项目可以选拔出尖子来培养，像跳水和射击。但是一些运动项目，明显地要有国民的体质作为基础，田径、三大球类以及消耗体能较大的自行车类，没有国民的体质做铺垫是得不到的。
　　竞技体育这样走下去，会越走越窄。运动员不能老是增加政府的负担，而且政府作为运动员成绩的投资者，也是风险的承担者。如果中国足协是个纯粹的民间团体，爱输什么样是什么样，但是它拿着政府的钱。所谓成也政府，败也政府。
　　
　　改革：政界和学界要寻找共识
　　
　　在过去的很多年里，学界和政界基本处于一个相互指责的态势，前者认为后者改革力度不大，而后者认为前者过于理想化，不切实际。
　　事实上，包括学者内部，争论也不断。而政界另外一个很实在的担心是，改革如果造成中国金牌数量的大幅下滑，则是一个无法接受的灾难。
　　卢元镇现在要做的，就是沟通学界和政界，做出一个大家都可以接受的方案。
　　记者：这次奥运会取得了很好的成绩，那么奥运之后，关于体育改革，现在各界的看法是一种什么状态？
　　魏纪中：现在很多基层已经出现了很多试点，可以说这就是最实际的行动。我们不能轻易说一个制度好不好，现在很多学者常常提“休克疗法”，除非时间能证明，但目前看到他们很多提出的方法常常太理想主义，要知道，任何改革等到看成果的那天是要花很长时间的。
　　虽然“举国体制”不能说是最完美的制度，但目前确实是最符合中国国情的，要把它放在一个适当的位置上，不断地改革。
　　只有让群众本身有自觉性了，才能让这项事业有效。政府是要提升这样的自觉性，给群众提供必要的条件，而不是“自上而下”，号召“全民运动”。这届奥运会若真正提高公民的体育意识，让大家的体育需求增加，才真是成功。
　　卢元镇：学界和政界都承认要创新，但是对改革的目标，改革的途径，改什么，怎么改，在哪一代人完成改革，这些问题都没有解决。另外学界和政界明显有认识上的不同。我希望能实现政界和学界的沟通，找到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方案。
　　当然，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的认可度是要统一的。起码现在是已经拿到了51块金牌，如果改革之后的4年，跟俄罗斯一样突然掉到二十余块，出现第二次“兵败汉城”的话，民众就不管你是否在改革的阵痛期了。当年一位体育总局的领导说我不能做历史的罪人，所谓不能做历史的罪人就是担心，如果改革导致金牌上不去，怎么交代？
　　记者：关于“举国体制”本身的概念范围问题，是否也有不同的看法？
　　魏纪中：首先“举国”并不是说倾国家之力，不能让大家什么也不干就为了体育。这个“国”指的是体育界内。是内部选拔出优秀的运动员，由国家拨款来培训。
　　卢元镇：“举国”到底在什么范围？或许这基本是集中体育系统的力量，而其他部门，比如教育部门就很不关心。另外，体育系统内，地方体育局和总局的想法也不一致。比如在本届奥运会上，地方省局更关心的是自己省的运动员拿到的金牌数量，因为这将带入下届全运会。
　　记者：我看到怎么对待竞技体育和群众体育的性质，似乎也有争论？
　　卢元镇：有观点认为应当把竞技体育当成公共产品，而把大众体育推向市场，这样竞技体育全盘由政府埋单就有了依据，有关方面也曾把这个意思传达给中央，但是上面没有同意。
　　记者：在这方面体育总局和财政部门是否也有不同的看法？
　　卢元镇：1995年订《全民健身计划纲要》第5稿时，我是参与者，开会讨论初稿的时候有一条说“中央与地方财政要随着国民经济水平的提高，按适当比例增加群众体育的投资”。
　　结果与会的财政部的一位司长说，全民健身计划非常好，开始关注群众体育了，但是这条要删掉，因为我们给你们批的财政预算里含有群众体育开支了，只是没用到群众体育上。修改后的第11稿说，“中央与地方财政要随着国民经济水平的提高，逐步增加对体育事业的投入。体育部门要改善资金支出结构，逐步增加群众体育事业在预算中的支出比重。”意思是政府先把体育的蛋糕做大，然后我再给群众多切一点，财政部还是不同意。最后定稿只留了后半句话：“体育部门要改善资金支出结构，逐步增加群众体育事业在预算中的支出比重。”
　　记者：改革是否要削弱体育行政部门？
　　卢元镇：我认为不应该。体育本来就属于弱势部门。应该用更好的办法去改善和加强它，以更加适应市场经济体制。但必须区分哪些是管体育，哪些是办体育，政府不能错位，也不能缺位。
　　
　　“坚持举国制，探讨新内涵”
　　
　　在2008年初的全国体育局长会议上，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刘鹏说，在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内既要毫不动摇地坚持举国体制，同时“又要根据新情况、新问题、新环境不断完善，赋予其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新内涵”。
　　但是关于“新内涵”应该包括什么，正是现在要亟须解决的问题。
　　记者：你现在正在做的研究是哪些方面的？
　　卢元镇：我正在研究的问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一个体育并不好的大国为什么能拿51枚金牌，占世界第一位。可以肯定的是我们的体制中有一些“绝招”，是别人学不了和实施不了的。
　　而这些“绝招”哪些是必须保留的，哪些是要改革的，比如政府在体制中的地位，我们的体制中政府是主导的，效率高，花钱的事情可以由政府埋单，在一些需要投入大量经费的项目上拿到金牌如何持续发展。而另一面则是由此产生的代价怎么办，怎么持续？
　　另外我们的体制是比如运动员从幼儿园开始练体操，小学中学可以不念，甚至可以越过义务教育法，这是别的国家做不到的，以后是否可以一直这么做下去？类似这些问题都可以讨论，然后权衡，哪些东西可以保留下来，哪些必须改。
　　记者：作为课题负责人，你对体育行政体制改革的基本观点是什么？
　　卢元镇：我的初步意见大致是：第一，体育改革必须与经济政治改革同步，不能再拖中国改革大局的后腿。
　　第二，要保护体育资源，不能因为改革而牺牲掉体育资源。1998年的改革中，县级及县级以下基本上把体委撤了，分并到文化局、教育局或卫生局等部门，最后导致体育失去了空间。如果把行政部门一撤，操作部门也就没了。所以中国体育需要发展一批体育的产业单位、社团单位、中介单位，这些组织发展起来之后，逐渐把政府的一些做体育办体育的职能分解给他们。
　　记者:体育改革的方向和目标是什么？
　　卢元镇：我们所说的体育体制包括很多层次和类别，按照层次有行政管理体制、运动项目管理体制，横向来说有竞技体育体制、群众体育体制，学校体育体制。其中改革的关键点是竞技体育体制，它在中国占有统治地位，一切都服从这个竞技体育的体制，其竞赛体制、训练体制、管理体制是最坚硬和投入资源最多的，这个领域不改其他都是空话。
　　记者：你对体育体制改革的研究前景做什么打算？
　　卢元镇：我从1980年代以来就一直研究中国的体育体制，奥运之后，我认为体育改革是一定要推动下去的。当然，做体制研究，提出一些意见，不是要拆台，把它搞垮。
　　这种研究的出发点和体现的人文精神应该是希望它更好，而不是说一定要骂，轰几个人下台，不是对这个事业造成毁灭性的打击。
　　记者：如何看待体育行政部门未来的走向？
　　卢元镇：包括这次大部制改革时专家们也有各种建议，比如体育总局并到文化部、教育部，甚至跟共青团中央并到一起等等，这都要取决于中央政府的决策。体育总局和地方体育局的内部结构和功能也一定要改，早改比晚改好，主动改比被动改好。
　　熊晓正：我认为今后改革的方向会分解其中的一些职能，比如健康问题就给卫生部，今年全国政协会议，我们体育组的委员就是和卫生部在一起，有人就猜想是不是有些职能要放过去。
　　从深圳的实践上看，原来要建个健身中心，要体育局审批，现在在深圳可以直接去工商局申请。把体育局作为行业指导机构，而不是去管理市场。
　　（8月28日《南方周末》，作者为该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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