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寻文物家底] 家底的意思

　　 　　汉十一陵,唐十八陵,沿渭河北塬东西一线100余公里,如一串串磨损的珍珠,需要精熟的手艺人重新来发现、打磨、镶嵌 　　 　　汉唐帝陵考古大调查
　　□ 冯 国
　　
　　“江南才子山东汉,陕西黄土埋皇上。”这句不乏自豪的俗语,在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院长焦南峰听来却是沉甸甸的,让人有些透不过气。
　　这位由汉景帝阳陵考古而“崛起”的专家,面对70余座帝王陵不免感慨:“要摸清皇帝的家底,谈何容易!”
　　
　　■“帝陵是皇帝的家底”
　　汉唐时代无疑是中国历史上的辉煌时代。汉代文化(包括慎终追远的丧葬文化)从制度层面上为中华文化奠定了基础，唐代文化则以世界胸怀登上巅峰。
　　“帝陵,那就是皇帝的家底。” 焦南峰说,“皇帝的家底,也是我们民族的理想,一个阶段的理想。”
　　焦南峰从1995年起担任汉阳陵考古队队长。他知道,对于以汉唐帝陵为代表的大遗址,保护的前提就是摸清家底,然后制订宏观的保护规划,把文化遗产传递后世,永续利用。
　　机会终于来了。2006年国家文物局批复了陕西的《西汉帝陵考古工作方案》,要求首先要摸清帝陵家底,进而为帝陵等大遗址制订保护规划,其成果将作为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的子项目。焦南峰挑上了汉陵调查队队长的担子,副院长张建林则被推为唐陵调查队队长。
　　
　　■摸清“丝路皇帝”的家底是国家需要
　　首战选址汉武帝茂陵。
　　“2006年9月,我们开始组队进行全面调查和勘探。截至目前,已完成了茂陵陵园、茂陵邑遗址、陪葬墓、修陵人墓地的勘探工作,考古调查面积50平方公里,实际勘探面积达15平方公里,茂陵的基本布局和遗址内涵已基本清楚。”焦南峰对于自己的战果非常满意。
　　首选茂陵是势所必然。秦皇汉武是中国人永远的心结。
　　史载,汉武帝即位的第二年,即公元前139年起开始修建茂陵,前后长达53年之久。如今,武帝的陵墓仍是西汉帝陵之中规模最大的,是“汉兴厚葬”的最典型代表。
　　“汉氏之法,人君在位,三分天下贡赋,以一分入山陵”,汉代,帝王陵墓的财政开支在国家预算中占有重要地位。
　　焦南峰说:“汉武帝雄图大略,在位50余年国力强盛,开拓丝绸之路居功至伟。如今,中国正与中亚各国争取丝路跨国申遗,茂陵在汉陵中位于最西边,扼守丝路要冲,摸清‘丝路皇帝’的陵墓家底,已是国家需要。”
　　武帝之父景帝阳陵的布局经10余年考古工作已基本清楚,父子陵墓应具有很大的传承性,这对于由阳陵考古培养出来的业务人员也相对容易。
　　汉陵考古调查队如此“摆兵布阵”:
　　最西边,选择从茂陵以西4公里处开始调查。此地是兴平市南位镇陈王村,在上世纪70年代农民平整土地时,这儿曾出土过许多人骨架,有的还有刑具。
　　最北边,选的是兴平市的定周村,附近有一座封土大墓,可能是汉墓,但不会是茂陵的陪葬墓。
　　最南边,紧靠陕西关中的东西重要通道――西(安)宝(鸡)公路,沿公路原有砖厂,取土时曾发现过夯土遗址。
　　最东边,则临近汉昭帝平陵。茂陵坐西面东,其东司马道旁有闻名遐迩的霍去病、卫青、霍光等人的陪葬墓,茂陵博物馆就在此范围之内。
　　“一个个小分队就近驻扎在农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任何遗址、遗迹都不能放过,由外围向中间的帝陵开始逐渐收缩‘包围圈’。”焦南峰觉得,如此不仅可完成摸底任务,还可为新的帝陵课题积累新材料。
　　
　　■汉武帝陵原貌浮现
　　不像秦始皇陵有兵马俑军阵的恢弘气势,也不似汉阳陵有大量从葬坑可供展示,地势高亢的茂陵陵园上,除了墓葬封土及部分石刻外,鲜有让考古人精神为之一振的佳构。
　　但功夫不负有心人,一年多的考古调查勘探后,茂陵的基本布局已十分明了:
　　其一,茂陵陵园有内、外两重园墙,汉武帝的帝陵位于茂陵陵园中心位置。帝陵封土的外形为截锥体(即“覆斗状”),现存高度48.5米,底部边长240米左右,顶部的边长40米左右。在其封土四面正中位置各有一条墓道,平面均为梯形,其中东墓道封土外部分长21米,深达12米。
　　其二,帝陵陵园四周有园墙,四墙距封土的距离为80余米,园墙中部各有阙门,四角有角楼。园墙为夯土筑成,长430米左右,墙宽3至6米,残存高度3米多。陵园内外还发现了埋藏有各类陪葬品的外藏坑400座,包括陵庙、寝殿等在内的大小建筑遗址达14处。
　　其三,确定了为汉武帝守陵而设置的县城――茂陵邑的位置和范围。茂陵邑位于茂陵陵园以东司马道北侧,距现茂陵博物馆几十米,其平面为西南-东北向的长方形,四面以围沟为界,未发现墙垣迹象,面积约28万平方米。
　　“茂陵邑城内交通纵横,发现有数十个里坊,其中东南部为烧陶作坊区。我们重点对中南部进行了勘探,发现多处居民住宅遗址,周围散落有建筑遗物。”
　　焦南峰对于“五陵少年”声色犬马的生活一直想考出些佐证。他说:“西汉政府曾多次向五陵原进行移民,多时达20万人,众多豪强人家的子弟们于此游走驰骋,西汉时期7个丞相出身于此,五陵原的特殊地位不容小视。”
　　能沾些皇家的福气自是难得,茂陵也不例外。勘探表明陪葬汉武帝身边的大中型墓有120余座,但是帝陵园内的8个中型墓让考古专家有些吃不消――茂陵这儿有的阳陵有没有?是否修建陇海铁路时被破坏了呢,得空需要回阳陵补课探一探!
　　自古英雄爱美人。这次调查让“倾城倾国”的李夫人墓在茂陵有了明确的坐标。
　　位于茂陵陵园西北部的李夫人墓,东南距汉武帝陵498米,其封土呈覆斗状,上部有二层台,封土底部长110米左右,顶部长30多米,现存高度28米。在其小小的园墙内,也添置着数座从葬坑。
　　
　　70%精力花在农民身上
　　历史的传奇常让人兴叹不已,脚下的大地却是异常平实,需要考古人一个平方米一个平方米去丈量。
　　“土地总体上属于国家所有,但农村的土地是农民集体所有。汉唐帝陵都是几十平方公里的大遗址,要进行调查勘探,考古队就必须跟农民打交道,谈赔偿,谈价钱。”
　　习惯了考古发掘,尤其是配合基本建设进行抢救性考古发掘的焦南峰,原则上同意社会上市场经济要平等交易的说法,认为应当给农民适当的补偿。他说:“一句话,就是不想让老百姓吃亏。”
　　结果一算账,大家都有点蒙，需要数百万元赔偿费。
　　“整个汉唐帝陵的调查费才多少呀!”焦南峰无奈地说,“没有办法,只好给老百姓说好话。按一个探孔几分钱给,如此下来一个茂陵调查也花了几十万元。”
　　与老百姓打交道的过程充满了“趣闻”:有人觉得几分钱划不来,死活不让在地里打探孔;有人见打的探孔深,要求赔偿浇地的水钱;有人怕影响果园开花,要风险费;还有的要过路钱……
　　唐陵调查队队长张建林说:“这个村的地,你只能用本村的农民帮忙,其他村的人干不成。业务骨干70%的精力用在了与农民打交道上,有30%的精力用在业务上都是好的。”不过他也表示理解,“只要不违背原则,能赔偿的我们尽量赔偿。”
　　
　　■唐陵工程犹如修长城
　　“常人都道唐陵是依山为陵,节省了大量的工程。实际上,你跑一遍14座依山为陵的唐陵就会知道,修建得一点都不节俭,其中贞陵的陵域长达60公里,除了陵园配置之外,沿山取势夯筑的陵墙,犹给人以修建长城的感觉。”
　　张建林是第一个跑遍唐十八陵进行调查的考古学家。他说：“跟唐昭陵有14国君蕃酋像、唐乾陵有61蕃臣像一样,这次调查的3个陵都发现了外国人石像,尤其是唐德宗李适崇陵发现的数量最多、种类最丰富。结合其他唐陵石刻遗迹,可以说配置蕃酋像石刻群陪葬陵园在唐朝是一种帝陵制度!”
　　在崇陵的蕃酋像中,有右袒系袍而光脚的,有脚穿凉鞋如今人一般的,有双手合十的,有双手相握唯食指伸直的,还有明显来自朝鲜、西域诸国的人士……虽然石像多残缺不齐,但就艺术和历史价值而言,它们无疑是唐陵众多蕃酋像石刻群中价值最高的。
　　3月末的一天,张建林带着记者向崇陵的墓道口爬去。那深埋地下的王朝秘密,会在这一寸寸的丈量摸索中,慢慢揭晓吗?
　　
　　河北邯郸
　　基层普查队员的一天
　　
　　面包车在村落间蜿蜒的水泥路上行驶。车里坐着河北省第三次文物普查队第一队第二组的四名成员,清一色的男性,衣服外面套着省里统一配发的红色马甲,左胸处印有“河北省文物普查”字样和图标。
　　这是3月27日的清晨,他们正穿过河北省邯郸市武安县北部的矿山镇镇区,要去离镇政府所在地较远的葫芦峪村搞普查。
　　“我们的口号是‘用双脚踏遍河北的山山水水’。”组长檀平川笑着说,“就是要走遍河北的每一个村子,每一寸土地。”檀平川也是普查队第一队的副队长,他原本是河北省古代建筑保护研究所的高级工程师。
　　文物普查队员们主要在山区工作,白天时间全在野外,遇上山间仅一两户人家居住的自然村,也得爬上去看个究竟。晚上则要整理资料,将日间记录下的数据和照片输入专门的软件系统,常常弄到子夜时分。
　　
　　■“我们是省里派来的文物普查队”
　　车子停在了葫芦峪村委会门口。在矿山镇政府随行人员的陪同下,檀平川找到该村的村支书说明来意,希望村里配合。
　　这是他每到一处首先要做的工作。近年农村常有文物贩子以收购文物为名,要村民拿出家里的古老物件观看,之后伺机偷取。慢慢地村民们都有所警惕,普查队员们往往需要村干部陪同才好证明身份。
　　村干部很热情,指给他们附近的一处废弃戏楼。队员们即刻开始工作,围绕戏楼寻找可能刻有年份的题记或碑刻,从各个角度拍照,测量进深、长宽、高程及准确的经纬度。
　　檀平川向村民们询问还有哪些寺庙,大概是什么年代的,小时候有没有随大人来进过香,村里什么地方有老房子,以前的大户人家是哪几家,哪里耕地时曾经翻出较多的陶片瓦片……
　　村民们提供的线索,牵引着他们走向这个小村庄的各个角落。之后还要去村外的台地,寻找古陶片或瓦片,查看是否有古代人类活动的遗迹。
　　
　　■3个月新发现不可移动文物2350处
　　葫芦峪村有几处废弃的老庭院,无人居住,荒草蔓生。檀平川从建筑特色和材料判断,最早是民国年间的房子,年代不算久,保存状况也不好,他没做登记。
　　队员们来到村口,这里有一座两进院的“赵爷庙”,看上去焕然一新,但他们发现,庙内梁柱和部分廊檐都是清朝中晚期建筑的原件,其他部分则经过了后期的修葺。
　　庙前还意外发现一处九丈深的老井,井口石沿被井绳磨出一道道深深的沟痕――池塘井泉属于此次对乡土建筑一类文物的普查范围,因此这口老井也被队员仔细测量后登记下来。
　　庙堂看完后转到其身后的台地,几名队员分散开来寻找着可能的瓦陶痕迹。檀平川找到几块花纹特别的瓦片,但自己不能断定年代,他大声喊着:“李剑,过来这边看看!”
　　李剑在承德市平泉县文物保管所工作,与其他队员一样,是这次“三普”被借调来的。他对于地下文物较有研究,正好可与熟悉地上文物的檀平川互补。
　　“看这几块,绳纹的。”李剑身形健硕,他从口袋里掏出七八块刚刚捡到的陶片。绳纹陶器在秦朝前后最为盛行,后世很少采用,李剑据此判断,旁边的台地可能是一处战国至汉代的古遗迹。
　　“我们组队的原则是搞古建的和搞考古的相结合,再加一个偏重计算机登录等技术方面的。”河北省第三次文物普查办公室(下称“普查办”)核心工作组负责人毛保中说。
　　毛保中说,大部分省份将“三普”的工作下放到市县,而河北省的做法不同,他们以省为单位,抽调全省文物系统的优秀人员60人接受培训,组成普查队。
　　“就河北的情况看,市县的专业力量不足,财力也有问题,如果把工作摊到各地,虽然方便但难以保证质量。”毛保中告诉记者,“调派全省最优秀的力量集中普查,并且有省里财政支持,这样效果就非常好。”
　　据河北省普查办统计,去年10月17日到今年1月14日的普查过程中,新发现不可移动文物共计2350处。以檀平川的小组为例,去年他们新发现了不少不可移动文物点,包括目前河北省年代最早的古建筑――元代早期的鸿禧寺。
　　去年三个月的普查,李剑一天也没回家。从邯郸武安转到承德平泉要一夜加一个半天的时间,“太长了!”
　　在小组里,他除了负责对地下文物的初步鉴定外,主要的任务是拍照――像外科医生似的,各个景别和局部都不放过,并随时在一个小本子上记录每张照片的内容和角度。
　　“这就是个良心活儿。”李剑直率地说。由于暂时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各个小组做多少工作全凭自己的责任心。
　　目前普查队员们除照领原单位工资外,普查办按每人每天150元的标准发放食宿补助,另外还有一定的交通费用报销。扣除花销,所得不多。
　　志愿者的待遇也是一样。据毛保中介绍,招募志愿者的主要目的是帮助普查队员做数据录入等工作。
　　
　　■普查队一边在记录,村民们一边在拆
　　饭后,队员们去村北的台地勘察,并由此徒步去下一个村庄――南山底。
　　安闲的老婆婆们聚在一户老宅门前晒着太阳,她们并不在意,身下坐着的是明朝万历年间的一块墓碑,身后村口的阁子修筑于清朝嘉庆八年。
　　这里的老宅多为民国时期建筑,特色不足,檀平川仔细看过后未作登记。
　　让他很有成就感的是去年发现的万谷城村。这个位于武安最西部管陶乡的村子里,有一片保存完整的古建筑群落,包括民居院落,戏楼、街楼、各种小庙等村落公共建筑,以及祠堂、祖坟等宗族公共建筑。
　　“基本保存了农业文明时代古村落的生活圈和文化圈,具有较高的建筑历史、民俗文化研究价值。”檀平川曾在工作简报中这样介绍。
　　万谷城村背山临河,地势较高,村里大约有20多处完好的四合院,多为清代建筑。古宅中几乎家家都有砖雕影壁,尖顶飞檐,院落则整齐地铺以方正条石。
　　“老房子,我一个人住。”今年50岁的村民郭大爷对记者说。
　　他住在万谷城村最好的院落里,这是一片“一院十三进”的房子,即从一个大门进去,有13个相互连通的四合院,它们属于一个大家庭。
　　“打土豪、分田地的时候,这些房子都分给农民了,所以现在也没人清楚这房子最早到底是谁的。”檀平川说,有的说是一个人住,实际产权还是属于多家的,只不过很多人嫌这里条件落后、交通不便搬了出去,剩下的基本都是鳏寡孤独。
　　“这是很矛盾的事情,一方面政府要求文物保护,一方面村民都需要便利的生活。前几年大家都搬到路边等交通便利的地方去,现在不批新的宅基地了,很多人就得在原址上拆了翻盖。”檀平川说。
　　他认为,万谷城村得以完整保留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院落产权属于多人,要翻盖重修,需要几家人一致同意。而他们去的很多地方,都是普查队一边在记录,村民们一边在拆。“我们也没办法,没法阻止。”
　　
　　■一个亮点之后,常常又是大段时间的平淡
　　南山底走了个遍,还有时间,队员们又去了第三个村子――北山底。
　　同样的程序:找村委会,听介绍,一处处查看,走遍全村,去台地勘察,几乎没有一刻停歇;同样的工作流程:在新发现文物点处寻找碑刻题记,记录,画平面图,测量,“打点”,拍照,然后赶往下一处,继续同样的工作。
　　找到的建筑多为每个村必定都有的一般已改作学校的大庙,在村里某条街尽头的小庙,改作供销社或村委会的祠堂,被垃圾填满的废弃旱池(旧时贮水以供干旱时期用水的水池),村头村尾少了神龛的阁子,干涸溪流上的小桥……它们多为明清民国建筑,历史并不算太久,似乎不足以令人兴奋。
　　“邯郸文物的特点是,地上文物少,地下文物多。不像承德等地,地表以上的明清建筑有很多。”檀平川说。身为古建专业人士,长时间找不到有特殊价值的古建筑,让他有点郁闷。
　　这种情形下,檀平川“撞到”的元代建筑鸿禧寺令他欣喜不已。
　　那是去年年底,檀平川的小组在武安县阳邑镇普查。当天队员们已经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回程中路过第二天要去的永安村,打算先跟村委会打声招呼。
　　檀平川一走进村委会,立刻察觉到这是一处旧址翻盖的建筑。他在建筑前檐发现墙镶题记:“光绪元年重修鸿禧寺大殿东西两禅堂题记”。根据建筑特征判断,檀平川认为这是鸿禧寺原址,且属于元代早期建筑。这一判断后来得到专家认可。
　　这样的发现,冲淡了队员们长期重复工作的枯燥感,尽管一个亮点之后,常常又是大段时间的平淡。
　　“心里都有对这个事业的一些热情,不然谁愿意出来跑。”檀平川很坦率。（刘芳）
　　
　　船厂厂长和他的工业纪念馆
　　
　　2007年,60岁的天津市船厂厂长王可有被国家文物局授予“全国文物保护先进个人”称号。这是他进入这个有100多年历史的老工厂的第45个年头。在最近的10余年中,作为厂长的王可有致力于把这个工厂中残存的北洋水师遗迹建成一个工业遗产博物馆。
　　
　　■有历史的工厂是伟大的工厂
　　1963年,18岁的王可有分配到天津市船厂工作,每天伴随他做工的是老师傅们讲不完的老故事:天津船厂的前身是北洋水师大沽船坞,建于1880年,是“洋务运动”的产物。这里曾是清代北洋水师舰船维修基地,也是经李鸿章奏请、光绪皇帝批准而建的我国北方第一家近代船舶修造厂。
　　在中日甲午海战中,大沽船坞日夜为北洋水师赶修舰船,发挥了重要作用。其后,大沽船坞又先后制造出中国首批仿德一磅后膛炮、马克沁重机枪、“大沽造”步枪等军用设备。
　　“那时我就产生了一个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的想法――为什么工厂不能建一个博物馆去记录自己的历史呢?”王可有说。
　　1993年,王可有已是天津市船厂的副厂长。这一年,他在一个全国船舶修造会上做了一个“另类”的发言:北洋水师大沽船坞是中国北方工业的摇篮,它的历史价值值得发掘!
　　1994年,王可有出任天津市船厂厂长。“保护文物”成为他上任后的一项重要工作内容。“我对工厂的领导班子说,老设备不是废旧物资,是文物,是不可再生的遗产,一件也不许卖!”被保留下来的老设备后来成为“北洋水师大沽船坞纪念馆”的重要馆陈文物。
　　
　　■老祖宗留下的金字招牌
　　天津船厂的“改制”到了1998年终于有了明确的“说法”。这一年,这个百年老厂交由天津市天马企业集团管理。同年,集团董事会决定拿出100万元作为筹建北洋水师大沽船坞遗址纪念馆的启动资金。
　　“但问题接踵而至。”王可有说,“一些老职工对这事想不通。企业连年亏损,拖欠职工工资和医疗费,债主们挤破了门槛……在这种情况下,大家实在不理解花费精力和财力建纪念馆这件事。”
　　王可有开始艰难地做大家的思想工作。“我跟大家说,我们现在不缺技术和人才,就缺市场和知名度,大沽船坞遗址就是老祖宗给我们留下的金字招牌。我们修建北洋水师大沽船坞遗址纪念馆,一方面是为了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一方面也是为了重塑我们的企业文化,提升我们的企业形象。”
　　2000年10月28日,在纪念大沽船坞建坞120周年之际,北洋水师大沽船坞遗址纪念馆正式开馆。除了图片和文字资料,一批建坞初期从国外进口的剪床、冲床、上百年历史的缆桩、1893年英国生产的保险柜、建坞同期购进的太师椅等珍贵文物被请进了纪念馆。
　　王可有的“执着”在2006年得到了来自国家层面的支持。这一年的4月18日,国家文物局的官员和中国主要工业遗产城市的代表及专家学者,在无锡通过了保护工业遗产的《无锡建议》。
　　《无锡建议》提出了“尽快开展工业遗产的普查和评估工作;将重要的工业遗产及时公布为各级文物保护单位,或登记公布为不可移动文物;编制工业遗产保护专项规划,并纳入城市总体规划;区别对待、合理利用工业废弃设施的历史价值”等具体措施。
　　随后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向媒体表示,“从现在开始,我们必须对工业遗产给予足够的重视,我们要像对待历史文物那样对待工业遗产。”
　　2007年年底,一群新闻记者和考古学家汇聚天津船厂,共同见证厂区内的一处重大考古发现――文献记载中的大沽海神庙遗址终于被找到。这个遗址距离大沽船坞遗址不远,在遗址上出土了清代御制海神庙汉白玉石碑等重要文物。
　　1695年康熙视察大沽,修建此庙,并亲自题写了碑记。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同治五位皇帝也都先后对海神庙题赐匾额与楹联。
　　“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大沽船坞当年在此选址了。” 天津博物馆历史研究部主任岳宏认为,“无论是修船工人还是到大沽船坞修船的船主都需要精神上的慰藉,因此大沽船坞选址就选在海神庙附近。海神庙可以说是大沽船坞的‘史前史’。”
　　
　　■100万张选票背后的城市情感
　　去年下半年,天津市文物部门组织市民通过投票海选的方式选出自己心目中最棒的“不可移动文物”。在最后当选的“十佳”文物中竟然有七项是工业遗产。
　　这七项工业遗产分别是:北洋水师大沽船坞遗址、大港油田的发现井――港5井、福聚兴机器厂旧址、津浦铁路线静海站与杨柳青站、塘沽火车站旧址、原四行储蓄会大楼、造币总厂旧址。“大沽船坞遗址”是这些工业遗产中“资格最老”的一处,而最“新”的工业遗产是1964年12月涌出石油的大港油田“港5井”。
　　“我们想摸个底,看看市民心目中哪些文化遗产最重要。”天津市文物局文物处的一位工作人员说,他们没想到有这么多的人对天津的文化遗产感兴趣,没想到天津市民对工业遗产的感情这么深,前十名中选了七项!”
　　这位文物局官员还说,举办本次活动也意在有力催生天津市政府公布第四批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天津已经有十几年没有公布市级文物保护单位了,而近年来天津城市翻新速度空前,一些重要的文化遗址,特别是工业遗产,由于没有保护级别而遭到拆除的现象十分严重。”
　　
　　■没有文化遗产保护规划,滨海新区可能留下遗憾
　　“天津是中国为数不多的沐浴了近代工业文明的城市。”天津博物馆历史部主任岳宏说,“特别是帝国主义的强行开埠和洋务派的实业开发,让天津成为第一批代表中国和世界接轨的城市。”
　　大沽船坞所在的海河入海口是中国北方工业的摇篮。当年,与大沽船坞比邻的有民族工业的永利制碱公司、英国的亚细亚石油公司和日资的天津港湾局等实业公司。
　　100多年后的今天,这片区域成为著名的“滨海新区”。根据国家总体发展战略布局,滨海新区将是又一带动区域发展的新的经济增长极。
　　纪念馆的建成和企业的蒸蒸日上并没有让王可有真正安心。他最近有了一桩新烦恼――滨海新区正在进行大规模的城市建设,计划中的中央大道通越海河隧道,将穿越大沽船坞地区,这样势必破坏大沽船坞遗址的完整性。
　　岳宏也表达了同样的焦虑:“隧道的对面出口是亚细亚石油公司,那里还保存着1905年生产的油罐。隧道如果从这里穿越,要影响到两个遗址。”
　　岳宏觉得有个意见不得不提:已经运作10余年的滨海新区至今没有一个“文物保护规划”。“滨海新区内保留的工业遗产目前大多数还在使用中,并不属于任何一级的文物保护单位,在经济转型期有的面临搬迁,有的濒临倒闭。如果现在不着手抢救,可能一夜之间就不存在了。”他说。
　　“缺乏文物认定,因而不具有保护依据,是这些工业遗产消失的最终原因。” 陈雍说。
　　此外,保护主体不明确,没有资金来源是工业遗迹保护面临的最大难题。“有历史的老企业,往往都是效益不怎么好的国有大中型企业。往往通过转让土地使用权的方式换取资金偿还债务,并进行产业升级。也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工业遗产和工业文物被轻易地抹平了。”
　　岳宏告诉记者,目前保护工业遗产的最关键因素是政府的重视问题。“是不是能落实健康的政绩观,是不是能把文化遗产保护作为公共政策的一部分得以执行,说到底都是政府问题。”（刘畅、周润健）
　　
　　第三次文物普查
　　将覆盖每一寸国土
　　――专访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
　　
　　覆盖每一寸国土、旨在“摸清文物家底”的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于2007年4月正式启动,将历时4年半,到2011年年底结束。普查将对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境内的地上、地下和水下不可移动文物进行登记和建立档案。
　　这次文物普查是继1956年和1981年以来的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也是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文物普查。它还将借鉴国际上最新的文化遗产类型学理念,将过去曾被忽视的工业遗产、乡土建筑、文化景观、文化线路、水下遗产、商业老字号等纳入视野。
　　53岁的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说,上世纪80年代进行的第二次文物普查,虽然得出了中国有不可移动文物40万处的数据,但这只是个约数,每一处文物的状况到底如何并没有准确记载。如今,四分之一个世纪过去了,其中不少文物已经由于各种原因不复存在。与此同时,由于文化遗产保护新观念的引入,一些过去不被认为是文物的东西成了备受瞩目的文化遗产。
　　2002年,全国人大对文物保护法做了新修订,规定了文物工作“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方针。根据文物法,国家的文物行政主管部门对列入和未列入文物保护单位的文物都要进行保护。这一年,单霁翔出任国家文物局局长,由此成为此次“史上最大规模”文物普查的第一推动者。他认为,要“保卫老中国”,必须先去了解她还留下些什么。
　　2006年,担任全国政协委员的单霁翔将进行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的设想写成提案,40多位全国政协委员联合签名。半年后,国务院正式组建全国文物普查领导小组,时任国务委员的陈至立担任领导小组组长。
　　记者专访时,单霁翔始终强调,文物普查不是文物部门的部门行为,而是国务院主导的一项重大国情国力调查。
　　
　　■说清文物家底是我们的基本职责
　　记者：第三次文物普查是一个浩大的工程,作为国家文物局长,你力推此事最重要的动因是什么?
　　单霁翔:对于文物系统来说,要对全社会把我们国家的文物家底说清,这是一个基本的职责。但是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一直很尴尬。我们现在所用的数字是第二次文物普查的数字,已经25年了,中国发生了多大的变化!伴随着城市化的加速,大规模的城乡建设,在这个过程中文化遗产究竟发生了什么情况?保留至今的文化遗产数量究竟如何?
　　另一方面,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社会对文化遗产保护的理念不断进步,让我们对文化遗产的认知与80年代有了很大不同,出现了很多新概念,比如20世纪文化遗产、乡土建筑、文化景观、文化线路、工业遗产、水下文化遗产等等。这些概念都是在第二次文物普查中不太清晰的。在新的概念下,文化遗产的统计又会有哪些变化,我们也有很大的期待。
　　记者：前两次文物普查,一次是在连年战争刚刚结束的上世纪50年代,一次是在“文革”结束后的80年代初,都在文化遗产遭到重大人为因素破坏之后。第三次文物普查是否也同样是一种“破坏之后的整编与修复”?
　　单霁翔:这个说法不是很全面。当前,国家正处在改革与发展的关键阶段,文化遗产事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重视和前所未有的挑战。这些年国家财政投入到文物保护中的经费逐年增加,2002年,国家给我们文物局的专项经费是2.5亿元,2003年是5.3亿元,去年是15.3亿元,今年可能是20多亿。6年就是10倍!
　　“前所未有的挑战”是指在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深入发展的背景下,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城乡建设和基础设施建设,以及旧城改造、新区开发、新村建设,使文化遗产保护与经济发展的矛盾凸显。而目前我国受法律保护的不可移动文物数量偏少,由此造成大量文化遗产在所谓“旧城改造”和走样的“新农村建设”中快速地消失,令人痛惜不已。在这种复杂条件下,只有全面掌握我国文化遗产的基本状况,了解文化遗产保护的需求与发展趋势,才能准确制定保护政策。
　　
　　■曾被忽视的文化遗产将成普查重点
　　记者：你很强调新的文化遗产理念,这会不会促使一些新的遗产类型产生?
　　单霁翔:当前我国文化遗产保护经历了从“文物”到“文化遗产”的历史性转型,呈现出新的发展趋势。文化遗产的内涵逐渐深化,其历史传承性和公众参与性得到了注重,文化遗产的保护领域不断扩大。
　　此次普查,我们不但要注重文化要素丰富的文化遗产,还要注重文化要素和自然要素共同生成的文化遗产,比如文化景观、双遗产等;不但要注重静态的文化遗产的保护,还要注重活态的文化遗产,比如大运河和正在使用的历史文化街区、历史文化村镇等;不但要注重古代的、近现代的文物,也要注重当代的一些遗产;不但要注重“点”和“面”的遗产,还要注意线性文化遗产,比如丝绸之路;不但要注重纪念性的宫殿、寺庙,还要注重民间的,与人们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比如工业遗产、乡土建筑等。
　　我们把新观念贯彻到了这次文物普查之中,已经产生了很好的效果。比如广东顺德的糖厂、贵州的一些侗族山寨等工业遗产和乡土历史建筑,都是过去被忽视了的,如今它们被发现和得以认证,就是在新的遗产概念下产生的成果。
　　记者：第三次文物普查要涉及文化线路、文化景观、工业遗产、乡土建筑等新的遗产类型,它们往往在空间上非常大,在内容上又难以定位。在这种情况下如何保证文物普查数据的准确性?
　　单霁翔:这些文化遗产新概念,在我国现行文化遗产保护法规中的确缺乏明确的界定。但在普查的实际操作中,一些新的文化遗产的内涵已经被具体化了。比如,与乡土建筑相对应的是古建筑类的宅第民居、店铺作坊、池塘井泉以及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类的传统民居;而工业建筑及附属物、金融商贸建筑、中华老字号、水利设施及附属物、交通道路设施等子类,都可以列入工业遗产的范畴。
　　至于文化线路和文化景观,国际上的概念近年来一直在发展,通过文物普查,我想我们要为国际文化遗产保护理念的发展留下来自中国的印记。对于长城、大运河、丝绸之路、明清海防这些超大规模、延绵数省的文化线路,要着重做两个层次的工作来保证数据质量。首先是统一认定标准,国家文物局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办公室会针对跨越省界的文化线路,召开一些省际协调会,保证认定标准的一致性;其次是细致做好数据汇总工作,通过后期的数据整理,将一个个分散的文物点,以相同的认定标准与文化内涵相关联,提炼出综合展现文化线路的专项数据,实现数据的准确与完整。
　　
　　■最怕“前脚发现,后脚破坏”
　　记者：普查可能遇到的最大问题是什么?
　　单霁翔:普查可能遇到的最大问题,是新发现的文物点如何迅速纳入保护体系,确保普查最终数据的有效性。普查从2007年开始,到2012年结束,要持续近5年时间。如果出现 “前脚发现,后脚破坏”、“普查队离开,推土机进来”的被动局面,普查结束时公布的新发现文物,相当一部分就可能已经成为了“消失文物”,不仅无法保证普查数据的准确性,也违背了开展文物普查的初衷。
　　解决这个问题,需要行之有效的法规和政策保障。国家文物局将加强调查研究,争取早日出台有针对性的制度、措施,解决新发现文物在法律层面的“身份认证”和依法保护问题。
　　记者：你个人对第三次文物普查最大的期望值是什么?
　　单霁翔:期望第三次文物普查不只是文物系统的一次行动,而能真正成为各级领导干部学习文物保护方针的一次机会,也非常期待文化遗产保护理念能深入人心,唤起更多民众加入到文化遗产保护的实际行动中来,让人们认识到文化遗产保护是一个社会进步的体现。因此,这个过程比结果更重要。
　　此外,还希望通过本次普查建立较为完善的不可移动文物保护体系。国务院要求,到2010年初步建立比较完备的文化遗产保护制度,到2015年基本形成较为完善的文化遗产保护体系,具有历史、文化和科学价值的文化遗产得到全面有效保护。不可移动文物在我国文化遗产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是建立这个保护体系的重要基础性工作。
　　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之后,将提请国务院将普查中的重大文物发现和重新认识价值的优秀文化遗迹及时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督促地方各级政府及时根据普查成果核定公布省级与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以县域为单元,全面公布我国不可移动文物名录。（刘畅）
　　(本组文章摘自《望东方周刊》2008年第15期。除特别有注外，作者均为该刊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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