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崛起书籍 [大国崛起结束篇：寻求中国的富强之道]

　　［大国崛起?结束篇］： 　　 　　如何看待“大国” 　　 　　 　　资中筠（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所前所长）：兴奋剂还是清醒剂 　　看了《大国崛起》后，我有一种担心，会不会国内外的人都认为中国自以为是下一个崛起的大国了。据说19世纪末晚清的时候，已经有人说20世纪将要是中国的世纪，现在又有人说21世纪将要是中国的世纪。而现实是，我们当时仅仅是一个“大而弱、大而穷”的人口大国，现在也刚刚开始走出这种状态。
　　关于现代化强国的普适性要素，我完全同意吴敬琏先生讲过的：市场经济、法治、民主和思想自由，不再重复。还想加一点，就是真真实实的以人为本，所有的发展，归根到底是为人造幸福，而不是为一个国家在世界上可以神气起来。当然，全体国民幸福了，国家也就扬眉吐气了。
　　英国曾经是一个“日不落的国家”，最后又回到英伦三岛，虽然从规模和影响来看小了很多，但从国民的福利、幸福的程度和文化的高度而言，它还是世界上的发达国家，也是社会福利最高的国家之一。而德国法西斯也征服过很多国家，但牺牲了本国民众利益，给本国人民造成了极大苦难。
　　真正发达国家的福利制度很早就启动了。英国的《济贫法》早在1601年就有，第二次世界大战英国最为困难的1943年，就出台了战后得以实施的全套福利制度，并且把这套方案印成小册子，传播给前线的士兵，让他们知道自己是在为什么样的未来而战。
　　民主制度特别需要全民的共识才能贯彻实施。文化和制度是辩证的关系，类似于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如果长期在某一个制度下，必然造成某一种文化、人的习惯思维方式，而这种文化传统反过来也制约制度的革新。由于中国长期在封建专制的统治下，人们还是在讲汉唐盛世、康乾盛世，总是希望明君出现，自己独立自主思考的思维还是很少。比如，现在歌颂君主、歌颂专制、歌颂清官的电视剧总是收视率很高。因此，作为一个文明大国，对人民的教育文化的普及非常重要，而更重要的是普及什么思想，这也是欧洲“启蒙运动”的意义。
　　大国之“大”有许多种，我们要学什么？最重要的是要让民众福利得到提升和文明得以进步。以这个标准衡量，这部片子对我们是作为一种兴奋剂刺激我们马上就“崛起”，还是作为清醒剂，想想自己的距离还有多大？
　　
　　秦晖（清华大学历史学教授）：什么样的强大才有意义
　　如果把“崛起”仅仅理解为一个国家的强大，实行民主制的国家也曾经强大过，实行专制的国家也曾经强大过。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上，商鞅曾经提到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国强则民弱、民强则国弱”，两者不同立，“善治国者，必强国弱民”，说的是，一定要把老百姓压得透不过气来，这样国家才能强大。的确秦国是强大起来了。但是今天反过来讲这样的强大又有什么意义呢？
　　瑞典在18世纪末是欧洲第二大强国，打败过德国、俄国和波兰以及普鲁士。但瑞典人民的福利却恰恰是在瑞典被打败的波尔塔瓦战役开始提高的，因为国家强权的力量开始被削弱了。人们以前谈社会主义的榜样就谈苏联，现在谈社会主义则谈瑞典模式的福利国家。“从摇篮到坟墓”，瑞典的福利制度作为人类文明一个很重要的标志，现在的影响力比任何时代都大。那么，瑞典到底是强大还是衰落了？如果从瑞典当时统治者的角度讲肯定是衰落了，但从瑞典人民的角度讲，瑞典真正的崛起就是从波尔塔瓦战役失败、瑞典的军事强权垮台开始的。
　　
　　大国何以崛起
　　
　　袁绪程（《中国改革》总编辑）：多种因素促成“大国崛起”
　　正在崛起的中国，需要学习和借鉴先行现代化国家的历史经验和教训。被马克思誉为资本主义发源地的荷兰是一个国土狭小、资源有限的国家，这样一个小国靠贸易、远洋运输、商业信用、金融信用走上了强国之路，并依靠商业信用和金融制度以及廉价的远洋运输称霸于17世纪。英国的崛起则是具备了各种崛起的条件，如先进的宪政制度，从荷兰引进的商业信用和金融制度，以及发展起来的市场生产组织，这些因素配合得如此完备无缺，使得英国人以坚船利炮夹带着廉价的产品打遍世界。至于得天独厚的美国，我们可以视为英国的宪政和市场经济制度在新大陆的延伸和新的创举。
　　德、俄、日是后发国家崛起的典型，走的都是国家强力支撑经济的发展之路，这是必要的，也可能是必然的。问题是如何从政府主导向市场主导转型，如何从有一定法制的开明专制类型的国家走向民主宪政的制度？德国和日本的彻底转型和真正的崛起都是由二战战败后由占领国美英促成的。这很值得我们深思。也许我国的崛起也必须分两次或两阶段进行，在第一阶段建立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第二阶段走向宪政的市场经济，从而最终跃入世界强国。
　　
　　蔡定剑（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民主可以保证一个国家持续富强
　　专制和民主都可以使一个国家富强，那为什么一定要通过民主使国家富强？而且，民主不一定使国家富强，不一定解决经济发展问题。为什么一定要民主制度？我认为，如果说，法治是保护个体的权益，那么民主更多是保护国家的权利结构，保证国家权利的稳定关系和相互制衡关系。一个国家可以靠贸易、掠夺、专制的手段推进国家的强盛。但从历史进程中可以看到，所有靠专制富裕的国家没有解决一个问题，就是它不可以持久，只有建立一个宪政、民主的国家才可以保证这个国家富强的持续性。
　　1947年印度独立时，国家处于混乱之中，政府未经考验，政治派系林立，社会暴力盛行。半个世纪后，在民主制度的作用下，政治分歧都能在宪法框架内解决，政权更迭也是通过选举和议会程序。通过民主，印度还成功地解决了语言和宗教问题。印度独立以后，它没有发生过军事政变和暴力更替政府的事情，13届政府基本上都是和平度过的。不要说亚洲国家，世界上也很罕见的。印度虽然还没有成为大国，但是，民主保证了国家稳定和避免了灾难。
　　
　　中国如何走向富强
　　
　　吴敬琏（《中国改革》名誉总编辑）：从别国的历史经验中寻求富强之道
　　从公元1500年以来西方各国发展的历史看，有四条是促进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最重要的因素：自由市场经济、法治、宪政民主、思想自由与学术独立。
　　以上四条中的每一条，都不是一句笼统的口号，而是具体的制度安排，需要深入地去研究。比如说市场经济，现在大多数人都承认，现代国家经济繁荣的基础是市场经济，即市场在经济资源的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但是，如果对什么是市场经济，市场为什么能够有效地配置资源不求甚解，引喻失义，以为只要商品都通过市场进行买卖，就是市场经济，也容易招致南辕北辙的结果。我看到一篇评论说，《大国崛起》给我们的启示可以概括为它们实行了国家主导市场的重商主义政策。其实学过现代经济学的人都知道，历史事实并不是这样的。重商主义是16～17世纪西欧国家确立市场制度之前的一个历史阶段，它的特点，一是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强力干预和全面介入，二是以积累货币财富作为国家目标。西班牙的短暂繁荣，“崛”而复衰，是成也重商主义、败也重商主义的一个生动案例。与之相对照，在18世纪上半期就结束了重商主义转向自由市场经济的英国，却因之首先迎来了产业革命和实现了持久的繁荣。
　　第二是法治。在中国特别容易发生混淆的是：先秦法家早在两千多年前就强调“法”和“法制”（有时也写作“法治”）的作用，而且像毛泽东同志所说，“百代都行秦政制”，于是人们常常把作为帝王和统治者手中工具来使用的“法制”和现代国家的“法治”，即符合公平正义的法治混为一谈。其实前者和后者是完全不同的东西，需要我们有清晰的认识。
　　第三是宪政民主。这种民主意味着不承认任何至高无上的主权，而且要使任何公共权力都受到约束。实行这样一种民主制度，才能既通过少数服从多数原则的贯彻使集体意志得到体现，又确保所有公民的宪法权利不受侵犯。
　　第四条是学术独立和思想自由。科学进步和技术创新在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而科学的这种巨大进步以及以科学为基础的技术在生产上的广泛应用，又要归因于14～16世纪的文艺复兴和18世纪的启蒙运动，打破了中世纪宗教迫害和思想禁锢强加于创造性思维的网罗，为18世纪的科学革命创造了条件。由此可以得到结论，如果不能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改变我们现在的官本位、行政化的教育和科研体系，要使中国成为一个创新型国家恐怕是很艰难的。
　　
　　江平（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现代化
　　特别重要的是如何学习和创新。日本这个民族最可贵的就在于能学习，中国的好就学习中国，法国的好就学习法国，英国的好就学习英国，美国的好就学习美国。而我们呢，在学习的时候总是过分强调中国特色，不敢真正地学习。而且，“大国心态”妨碍我们在现在情况下向世界其他国家好好学习和创新，事实上，我们在工业和其他方面还没有创造出自己应有的在世界站得住脚的东西。
　　有人问我中国什么时候能够实现法治国家？我首先说，法治的标准是什么，我才能说什么时候可以达到。法治社会的标准有几条？中国的选举制度什么时候可以真正普选？新闻自由的开放，舆论真正的监督应达到什么情况？司法独立到什么程度？在这些问题上，中国可以有特色，但仍然应该有普世的标准。因此，中国想作为一个大国，不仅应该在经济制度上实现现代化，而且在政治制度和法治制度上也应该实现现代化。
　　
　　蔡定剑：民主是解决腐败问题的关键钥匙
　　当前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什么？我认为当今中国主要的矛盾是民主问题。解决社会不公正问题靠什么？不是靠口号，也不是靠政策，而是靠社会政治制度和政治结构。要有真正代表普通民众利益的人在政治结构中。现在社会层面，自下而上是强烈地要求权利，公民权利没有民主的保障是达不到的。如果一没有民主，二没有法治，国家强力推进市场经济的结果必然是腐败的。我们的腐败和西方国家的腐败是不一样的，西方国家的腐败是政府资金的腐败比较严重，偶尔有行政权力的腐败。我们的腐败是两者皆有，一个是党的腐败买官卖官，一个是政治腐败钱权交换。我不认为民主是解决所有问题的万能钥匙，但是在目前中国，民主是解决腐败问题的关键钥匙。选举为解决买官卖官问题提供了一种可能，而公共财政制度和加强人大预算监督，一定程度上能解决大面积的政府官员腐败问题。
　　（摘自《中国改革》2007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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