恶搞红色经典老宣传画 [红色经典不容“恶搞”]

　　●对经典的轻蔑、歪曲与亵渎是一种文化病象 　　●肆意颠覆和解构经典造成社会生活粗鄙化 　　●严肃的文化工作者不能沉默 　　 　　近来，有关“红色经典”改编及其引发的话题成为舆论关注的热点。
　　针对当前的“经典”改编热潮，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主任、博士生导师温儒敏教授在接受采访时指出：“对经典解构与颠覆的倾向不可等闲视之。对权威与传统的轻蔑、歪曲与亵渎，并和商业操作结盟，导致社会‘恶搞’成风，是一种文化病象。”
　　“红色经典”的正确普及与改编如今确受欢迎。然而，在一项关于经典改编的调查中，有超过60%的受访者认为，利益驱动和盲目跟风是近年来一些“经典名著改编”的主要原因。
　　名字还是那个名字，故事已非那个故事，情节亦非那个情节，更重要的是精神早已背离。“恶搞”之风愈演愈烈。从视频到文本，从网络到电视，从流行歌曲、热门节目到古典名著、标志性图像、主旋律影片、英雄人物等，都有“恶搞”染指。
　　在商业化诱惑到处存在的背景下，如何维护好、继承好、普及好“红色经典”以及与之相联系的前人的文化结晶？严肃的文化工作者不能沉默。
　　
　　改编不能“恶搞”，戏说不能“胡说”
　　网民胡戈制作了《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用以调侃商业娱乐片《无极》，曾引起社会广泛的关注和讨论。
　　之后不久，名为《闪闪的红星之潘冬子参赛记》和《铁道游击队之青歌赛总动员》两部短片，在网上广为流传。
　　与胡戈制作《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调侃商业影片、娱乐大众迥异的是，网民“胡倒戈”所制作的《闪闪的红星之潘冬子参赛记》，调侃的对象是公认的英雄人物，改编的著作是公认的“红色经典”影片。
　　在《参赛记》中，小英雄潘冬子变成了一个整日做明星梦希望挣大钱的“富家子弟”，潘冬子的父亲变成了“地产大鳄”，而潘冬子的母亲则一心想参加“非常6＋1”。整部片子，甚至还夹杂一些不健康的对白。
　　实际上，对“红色经典”影片的“恶搞”和对英雄人物形象的“颠覆”早已有之。譬如被改编的一部作品中，杨子荣变成了一身江湖气的伙夫；红色娘子军的故事被改编拍摄时曾宣称是一部“青春偶像剧”，吴琼花与洪常青之间的情感纠葛成为主要卖点。
　　针对这些现象，温儒敏教授表示：“对民族文化经典的拆解、拼贴、戏说或者改写，使之平面化、商品化，消解了其原本的意义深度，张扬了感官刺激和情绪宣泄。颠覆经典者在冒犯常规、调侃正经、亵渎传统，希望由此获得一时快感，往往不过是‘愤青’泄愤，网民玩乐，痞子把玩，而某些商家传媒正好乘机而入，吹捧炒作，于是颠覆或者‘恶搞’经典的风气就酿成了文化领域的沙尘暴，越刮越凶。”
　　改编不能“恶搞”，戏说不能“胡说”。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余开亮博士表示，“红色经典”是一种伴随中国革命而产生的独特文学样式，它具有特有的文化背景、叙事方式和社会功能。“红色”和“经典”的双重特点使得她具有独特的地位。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对“红色”和“经典”的解构与颠覆不能听之任之。
　　
　　“恶搞”之风可能摧毁人们的历史记忆
　　如果说，对“红色经典”中人物的戏说只是可能“颠覆”英雄的历史形象的话，那么，对英雄人物的英勇事迹进行肆意“恶搞”，甚至毫无根据地“否定”，则可能彻底摧毁人们的历史记忆，颠覆社会的基本价值准则。
　　经过当年目睹董存瑞舍身炸碉堡的老兵们的情景回忆和细节描述，董存瑞举着炸药包炸桥的事迹不容置疑，然而一些人还要“胡说”和“恶搞”。不久前，某杂志发表了一篇题为《〈董存瑞〉：“真实”创造的典型》的访问记，居然写道：“在事实中，董存瑞死后并没有立即被评为烈士，仅仅是通知家人他牺牲了。更重要的是，没有谁亲眼看见他托起炸药包的情景，这完全是事后根据一些蛛丝马迹推测出来的。当时董存瑞没有带架子，桥肚上也不能放炸药。战斗结束后，从地下挖出了董存瑞媳妇为他做的袜底来，于是军事专家就认为董存瑞极有可能是举着炸药包炸桥的”，云云。
　　我们对这种不负责任的言词必须进行驳斥。同时，更应反思出现这股完全违背历史事实的“恶搞”之风的社会原因。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温儒敏教授不无忧虑地表示，对民族文化经典做深入浅出的阐释和传播，是非常有必要的，但这不应该以歪曲或者调侃、拆解经典作为代价。
　　“‘恶搞’成风影响文化生态，颠覆社会的基本价值准则。当今许多正直的人抱怨风气不好，物质上虽然富足了，可是整个生活品质还应当提高，不能任虚无、玩世、粗鄙的空气弥漫周遭。那些肆意颠覆和解构经典的垃圾出版物和传媒作品，在造成社会生活粗鄙化方面难辞其咎。”言及此处，温儒敏教授脸色凝重。
　　
　　改编“红色经典”须带有感情和理性
　　“红色经典”，是围绕着革命历史创作、具有永恒生命力的一些优秀作品。它能在革命历史时期经过广大群众的鉴赏与检验脱颖而出，这本身就说明了它丰富的精神底蕴。
　　但红色经典作为一种历史的坐标，总会带有特殊时代的烙印，总会与现实有一种距离感，甚至还会包含一些与现代不尽相同的精神成分。随着社会文化语境的变化，考虑到今天观众的欣赏习惯，对红色经典进行适当的“改编”，甚至进行大胆全新的演绎，也就具备了现实的可能。
　　温儒敏教授表示，包括优秀革命历史创作题材在内的民族文化经典并非一成不变，它的含义可能始终在“流动”，不同时代，人们对经典的理解和阐释会有变化。我们需要经典，是因为经典积淀了人类的智慧，可以不断启示人们对文化价值的理解。正因为经典能不断注入不同时代人们的阐释，所以能成为寄植民族精神的某种象征。没有自己经典的民族是可悲的，有了经典，人们才更感觉到文化的存在与分量。有一个说法:英国人宁愿失去英伦三岛，也不能失去莎士比亚。这是极而言之。它说明，经典作为一种文化积淀物对于民族精神建构的重要性。
　　“红色经典”允不允许改编？答案无疑是肯定的。事实上，许多优秀革命题材作品正是经过改编才能延续其生命。问题的关键是究竟该如何改编，怎样才能实现主流文化认可与观众认同之间的“双赢”。
　　“红色经典凝聚着革命时期的特殊情感，包含着珍贵的历史记忆，已经积淀为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改编者有责任敬畏这种情感、尊重这种记忆、保护这种财富。”余开亮博士强调。
　　他继而表示，在改编“红色经典”中过多运用“戏说”、“颠覆”等方式，对于主流文化和观众来说是难以让人接受的。主流文化本来是要借助“红色经典”来重建革命的文化传统，但过分的煽情乃至对英雄人物的“恶搞”，便与主流文化背道而驰了。目前，观众对“红色经典”的注重不是煽情而是珍惜、怀旧，而目前的一些“红色经典”改编还无法把人们的这种心理很好地叙述出来。这就导致了观众对“恶搞”的“红色经典”极为不满。被“恶搞”过的“红色经典”在主流文化和观众那里都不具有合理性和合法性，对两头都是破坏。
　　“我们接受经典，既要有感情，还要有理性，对经典的某些不适合时代要求的部分，当然可以采取客观的态度。现在那种随意颠覆甚至‘恶搞’经典的做法，我看就根本没有这种感情和理性。所以对经典是珍惜、尊重，还是功利的消费、利用甚至亵渎，既是检验改编者价值立场的重要标尺，同时也是改编的边界所在。”温儒敏教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最后强调。
　　（8月10日《光明日报》，作者为该报记者）
　　
　　【时评】我们有责任捍卫经典
　　钟一苇
　　
　　当曾经令人心潮澎湃的红色经典被人肆意篡改成庸俗不堪的荒诞故事时，我们惊愕、愤怒，因为在一些神圣的东西遭人亵渎时，我们无法保持平静，无动于衷。无论这样的亵渎是出于娱乐心态，还是源于商业图谋，它都对我们的情感和信仰造成了伤害。这是每一位富有责任感的公民所难以忍受的。
　　红色经典是某一历史时期文艺家们艺术创作的定格，但并非一成不变，不容改编。每一代人都有权利结合自身的境遇，对经典作品给出自己的理解和阐释。然而，重新阐释并不能天马行空，极尽一切恶意嘲弄与颠覆之能事，而必须保持一定的底线，必须对基本的历史事实负责。在瞬息万变的网络时代，现代技术赋予了人们前所未有的发挥想象力和创造力的自由和能量。很多人藉此也为人们贡献出了许许多多富于情趣和生命力的作品。但是，技术的先进和创作空间的扩展，并不能免除创作者对历史与事实、对前人与公众所担当的责任，相反，更多的创作自由意味着更大的社会责任。没有责任的自由只能带来肮脏不堪的肆意妄为。
　　红色经典在变化之中存有永恒的成分，即一个社会所尊崇的基本道德价值：高尚、忠诚、诚信、仁爱、团结……正是这些经久不变的价值理念，将我们的社会紧紧绾合起来，为整个社会秩序奠定了道德基础。而某些所谓独树一帜的解构作品，把对基本道德价值的蔑视和挑战当作“时尚”、“前卫”或“个性”，貌似勇敢的创新，实则是思想贫乏、道德滑坡的表现。恶搞者既缺乏令人震撼的创造力，又没有追求、坚守崇高道德的品性修养，只会从经典中寻找哗众取宠的噱头，实在是可怜而又可悲的。
　　不论世事如何变迁，我们始终有责任保持对历史的尊重和对道德价值的坚守。捍卫经典就是捍卫我们最珍贵的东西。（钟一苇）
　　（8月10日《光明日报》）

相关热词搜索：恶搞 不容 红色 红色经典不容“恶搞” 恶搞红色经典 红色经典不容恶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