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视彼此　共度时艰:共度时艰

　　当前，中国与欧盟之间的对话出现了一些障碍，双方关系正经历着考验。欧盟、人权等字眼一再刺激着中国人的眼球和神经。在印象中原本与优雅、富足和文明等华丽词藻联系在一起的欧洲，怎么一夜之间就成了“麻烦制造者”呢?
　　而当欧盟国家纠缠于抽象的“价值观”问题讨论时，一场实实在在的、“75年来最可怕的金融和经济危机”已悄然袭来，撼动着现有的国际秩序，同时国家利益的关注点，将随着“中国制造”而蔓延至全球每个角落的中国推到了风口浪尖之上，无论大小国家，置身事外、独善其身的日子已一去不复返。在国际形势的风云变幻之际重新审视中欧关系，有助于我们提升与外部世界对话的水平和质量。
　　
　　对欧盟的认识：复杂的伙伴
　　
　　认识之一：西方文明的最后堡垒和“价值观”的主产地
　　欧洲是我们认识西方世界的第一扇窗户，正是与欧洲文明的碰撞惊醒了老大帝国的千年迷梦，中国的近现代化就是欧洲的思想、物质文明西风东渐与古老东方文化之间的互动过程。即便是今天代表着西方文明最高成果的美国，也是欧洲文明的传承。因此，中欧关系不仅仅是国际外交关系，更是文化交流、文明对话的关系。
　　欧洲是近现代主要政治思潮和意识形态的发源地，西方式的民主、人权等观念深入人心，根澡蒂固。欧洲国家政府和民众在价值观上具有很强的自信心，但这种自信走向极端，就成为“欧洲中心观”的狭隘视角。其具体表现为，将运用于本国本地区的欧洲价值观放大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世价值观”，轻视其他文明，在对待其他国家时缺乏客观，忽视深层次的历史差异和文化差异，往往将自己的价值观念强加于人，不负责任地对他国政策评头论足。曾叱咤欧洲政坛多年的“铁娘子”撒切尔夫人就曾断言：“中国不可能成为大国，因为它缺乏核心价值观”。这所谓“价值观”分歧是长期困扰中欧关系的根源。比如，中欧人权对话开展已十多年，尽管欧方也承认中国在人权领域取得了进步，但由于未能充分理解中欧文化和发展阶段等差异性，仍时时从理论和概念出发，导致双方在这一领域并未建立起足够的互信，一旦气候有变，便会立刻满城风雨。
　　
　　认识之二：曾经的国际秩序的主导者和现有秩序的既得利益者
　　作为近代资本主义的发源地，欧洲有过生产力高速发展、称霸全球的“日不落”式辉煌，对历史的深切记忆仍深埋骨髓，对“价值观”主产地和“全球治理经验”的自我推崇就是这种历史记忆的反映。即便自二战结束以来已风光不再，但每当格局震荡或变动之时，欧洲也总是“好为人师”，忍不住站出来对美国的观念和政策加以“指导”。在冷战格局的形成、冷战后的“人道主义干预”乃至多极化趋势等等观念或行为后面，都有欧洲的心力。如此不遗余力地为当权者出谋划策，原因之一是欧洲是现有秩序的既得利益者。伦敦仍然是国际金融中心之一，德国仍然是世界制造业的翘楚，巴黎也依旧是美国人梦想中的浪漫“花都”。与当权者合作以获取利益，符合欧洲的现实利益。
　　但这种心态和行为在处理和中国的关系中就会出现另一番景象。当欧洲人意识到中国不再是那个只有考古学家和文化学者感兴趣的历史角落时，来自中国的竞争和压力导致了巨大的心理失衡。长期以来，经贸合作是推动中欧关系发展的强劲动力。中国的低成本劳动力和广阔市场对欧盟国家具有强烈吸引力。但近年来，随着中国政府对劳动者权益的关注，欧盟在华企业的利润下降、成本上升，同时，中国产品竞争力上升，对欧洲制造业形成一定挑战，欧盟国家对华出口赶不上中国对欧出口，欧方贸易赤字快速上升，中欧经贸关系的互补性下降，竞争性日益突出。价廉物美的“中国制造”在欧洲市场接连受到抵制，舆论开始炒作“中国经济威胁论”。欧盟及其成员国政府也追随美国，开始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制造舆论，对我施加压力。欧盟中的几个经济强国开始逐步有计划地从中国撤出投资，转移到其他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国家。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导致双方经贸关系降温，形成了对中欧关系不利的大气候。
　　
　　认识之三：世界全球化和多极化发展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伙伴
　　已拥有27个成员国并仍处在不断扩大之中的欧盟，是多极化趋势中的重要力量，其综合实力和国际地位均不容小视。到目前为止，其27个成员国领土总面积近433万平方公里，人口近5亿，国内生产总值近17万亿，人均约为3.5万美元(2008年)，是当今世界第一大经济体。欧盟是目前整合程度和发展程度最高的地区一体化组织，在欧盟内外建设中发挥主导作用的英、法、德等国都是传统大国，欧盟的规模还将随着新成员国的加入而进一步扩大，因此其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和作用将日益重要。此外，欧盟在科技、教育和文化等方面的发展也居于世界前列。
　　自1975年与欧盟前身――欧洲经济共同体建交以来，中国政府极为重视对欧关系，始终致力于发展全面、稳定的中欧关系。中欧之间已建立起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和领导人年度会晤机制。截至2008年底，双方已建立50个磋商与对话机制，涵盖政治、经贸，科技、环保、能源等领域。欧盟已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和最大出口市场，还是中国累计第一大技术供应方和累计第四大实际投资方，作为中国最重要经贸伙伴的地位进一步巩固。中国也已成为欧盟除美国之外的全球第二大出口市场。中欧贸易总额于2008年达到4256亿美元，比中美、中日分别高出920亿和1500亿美元。因此，中欧之间有着广泛的、共同的利益，在推动建立多极化世界方面也拥有诸多共识，加强和发展中欧关系有利于双方彼此借重、共同发展，有利于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但任何发展都是辩证的，尽管中欧关系的基础牢固、前景广阔，但近来中欧关系的一波三折表明，在面对中国的发展变化、尤其是面临来自中国的竞争之时，欧盟国家的心态趋于复杂，其对华政策也会出现波动。
　　
　　金融危机为中欧对话提供的机遇
　　
　　金融危机的骤然袭来，看似意外，实质上是世界全球化和多极化演进的必然结果。同时，危机已超越单纯的经济范畴，对于在当前国际格局中占主导地位的美欧来说，更是“一次重大的地缘政治挫折”。在危机的影响下，欧盟在内外发展上都面临困境，遭遇到诸如恐怖袭击、社会骚乱、移民和失业问题日益突出等一系列挫折。对比中国的快速稳定发展，从政府到民众都会出现一些微妙的心态变化，自信心下降、心态失衡。中国被看作是经济垒球化的代表，自然成为了对现实不满的部分欧洲民众的替罪羊。
　　当危机来临的时候，主要国际角色之间的同舟共济和默契配合是共度时艰的不二法门，作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的欧盟和实力蒸蒸日上的中国之间的密切合作理当成为缓解危机的希 望所在。中欧关系的曲折和波动不利于各自的发展，更不利于国际政治和经济的大局。因此，如何在危机面前重新认识彼此、展开对话，建构长期稳定、互利的中欧关系，是外交和对外传播工作者亟待破解的重要课题。
　　中国人历来善于从风险中发现机遇，在危机导致外贸下滑、就业问题严峻的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改革开放30年所积累的成果使得我们在这场危机中掌握了前所未有的丰富资源，在国际事务中拥有了前所未有的主动权和话语权。我们应当把握时机，推动建立多极化世界和国际关系的民主化，积极营造有利于自身发展和人类进步的国际环境。多极化世界与单极或两极世界相对，其形态是出现多个力量中心，在国际组织、国际法则的规范下，各方充分交流、和平竞争、共同发展。随着美国控制力的下降、欧洲因联合而壮大以及中、饿、印等国的崛起，“一超”格局正在转型，多个力量中心并存的态势已经显现。但多极态势的出现并不必然趋向于多极化世界的理想状态，国际规制的疲弱和力量中心之间的竞争无序或政策失误，都有可能导致国际格局滑向无政府状态，加剧纷争四起的“战国时代”。因此，对于我国外交来说，深刻认识当前格局的特性、妥善处理与欧盟的关系，是实现自身外交战略、因应复杂形势的必然选择。
　　
　　与欧盟对话的原则和策略
　　
　　在处理人际关系的纠纷时，我们可以“不高兴”，大不了“择邻而居”而自足于一方天地，“鸡犬之声相闻”而不相往来。但在处理国际关系时，我们没有这样的选项。在缺乏理性认识和可行的解决之道前，我们难免诉诸感情，情绪宣泄或者“敬而远之”都是人之常情，但终究要回归理性判断、妥善解决的轨道。中欧两大力量在逼仄的“地球村”中实在是避无可避，忽视对方也会伤及自身，何况在危机袭来的今天，彼此利益的交织和纠葛盘根错节驱使双方必须承担责任、共度时艰。冷战后至今，欧盟的对华政策有规律可循，合作而非对抗、交流、接触而非孤立是其主流，但在国际环境、欧洲政治气候以及中国自身变化的共同作用下，也会出现波动和起伏。从现象上看，奥运圣火传递在欧洲的遭遇以及其后的“达赖”事件，是近来中欧关系出现曲折变化的导火索，但这绝非某国领导人一时的心血来潮，也不仅仅是中欧在人权或价值观上的分歧和差异所致。其后的深层次原因是欧盟与中国这两大力量中心实力对比的变化，以及由此而来的心理变化和政策波动。此时中欧关系中出现的种种“麻烦”反而为彼此提供了一次深度接触、重新认识的机会，有助于我们进一步厘清与欧盟对话的原则和策略。
　　正确认识欧盟的“后现代”特性，从战略高度上展开对话
　　长期以来，我们的外交习惯了政府与政府之间打交道，希望根据来自对方的“一个声音”去判断动向、取舍利弊和制定政策，习惯了国与国之间的双边对话，而缺乏在更大舞台上与更多角色周旋的自信和经验。而欧盟恰恰是我们不熟悉的独特的政治和外交形态。它既是多个主权国家的总称，又是正在寻求统一宪法和治理机构的超国家政治――经济形态，具有超越主权国家这一现代性政治形态的“后现代”性质。与此相应的是，欧盟在外交形态上既有各成员国的自主外交，又有作为超国家结构的内部协调外交。因此与处理传统的双边或多边关系不同，许多国家在与欧盟打交道时既要顾及与成员国的双边关系，与各国政府打交道；又要充分考虑到欧盟的内部协调机制，与由欧盟轮值主席国、欧盟委员会主席以及欧盟外交政策高级代表这“三驾马车”周旋，常常有陷入迷宫之感。需要面对更为复杂的局面、付出更为艰巨的劳动。中国政府历来在对与欧盟及其各成员国发展关系时保持平衡给予高度重视，重视欧盟作为区域组织的重要性，已经赢得了欧盟的信任。但面向民间、深入人心的公共外交是我们外交中的短板，对欧洲议会、政党和非政府组织的工作还需要下大力气。
　　“和而不同”
　　由于历史发展和外部环境不同，中国在国际对话中更强调国家主权的重要性，将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置于国家利益的核心位置，不容挑战。而最早提出国家主权理论的欧洲，则正为应对国际形势的变化要实践民族国家“联合自强”的区域一体化道路，弱化主权的“主权让渡”原则正逐渐取代“主权至上”的观念。另一方面，欧洲国家的政治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在欧洲价值观的影响下，政府和民间的功能分化，政府内部党争激烈。即便在外交这样严肃的政治领域，来自民间肤浅、盲从或是误解的声音时有耳闻，少数政客为达到某种政治目的而制造出来的噪音更是刺耳。而中国的政治文化以政府和民间合一为传统，处于改革攻坚期的中国政治更以上下一致为原则，提倡建设性而非过度的意见表达，在严肃的外交领域更是历来强调“一个声音”的必要性。这种种差异就可以解释，为何欧洲领导人为迎合某种民意会去会见达赖，或为达到某种目的而甘愿冒着与中国关系恶化的风险，为何中国民众屡屡因国家利益受损而群情激愤，但欧洲民众却认为是政府操纵下的“过度反应”。
　　此外，由于中欧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内外政策考虑中的轻重缓急不同，导致中欧在对待某些“新问题”时出现分歧。比如，在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上，欧盟在国际上高举气候、环保大旗，使包括中国在内的、重心仍放在促进经济增长的新兴大国倍感压力。此外，中国在非洲影响的扩大，欧洲认为其在非利益受到挑战。中国快速发展带来的能源、资源竞争也是中欧关系近年来出现的新问题。因此，弄清这些分歧之后，我们在与欧对话中就能明确哪些是我们必须坚持的原则，哪些是可以达成妥协的议题，哪些是必须暂时搁置的话题，提高双方对话的契合度和成效。
　　“从善如流”
　　中欧关系起伏的背后，归根结底是利益的竞争和冲突。中欧经济竞争加剧，中国的综合实力和国际地位稳步上升带来的危机感，是导致这一轮中欧关系起伏的根本原因。当然，我们不能因噎废食。不能因为别人的不适应就停下发展的步伐，但是“行有不得，反求诸己”，我们也应当对自己发展的方式做更加策略的思考和调整。比如，多极化和全球化的实质是利益均沾而非一家独霸，我们在赚取巨额外贸顺差的同时，也应当考虑到对包括欧盟在内的其他国家相关产业形成的冲击和由此产生的社会问题。同时，要善于吸取来自外部批评的合理因素，不能继续沉醉于我们小商品在世界市场上所占的巨大份额而自废武功，放弃产业结构升级的时机，不能继续以GDP增长的名义放任高能耗、高污染企业吞噬蓝天、威胁生命，而应当清醒地意识到这种严重依赖外部市场、低技术含量、可持续性极差的产业结构的脆弱性，从而自觉走上立足于创新、以人为本、统筹兼顾的科学发展道路。
　　
　　求同存异：捍卫我们的价值观和话语权
　　
　　在中欧关系出现麻烦时，有一种观点指责欧盟国家不应滥用“价值观”外交，应该看重双方的经济和政治利益而低调从事。欧盟某些国家对“价值观”外交的滥用行为固然应该予以批驳，但我们也不能走向另一个极端，只用经济利益来统辖外交全局、限制对话范围，这样的对话难以深入而且流露出市侩气息，更流露出对自身价值观的不自信。
　　中欧在价值观上的交锋，实质上是双方对话语权的争夺，是双方软实力的较量。掌控话语权意味着在文化影响力、道德制高点乃至政治实力上的优势。有别于时常挥舞大棒的美国强势外交，欧盟的外交方针是尽可能运用价值观、文化等“软实力”，采取政治对话、民间交流和经济援助等方式，通过掌握话语权去影响乃至“征服”对手而获取利益。因此，“价值观”外交是欧盟“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其对外政策的主要特点，并非仅仅针对中国。在埋头苦干的同时，我们还应当善于从自身的丰富文化和外来经验中加以学习和提炼，锻造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外交话语，并在国际舞台上加以广泛宣传并凝聚共识，以“和而不同、求和存异”的精神捍卫自己的价值观和话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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