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升传播艺术让中国故事引起国际共鸣] 传播效果模型知晓共鸣

　　 　　长安街的玉兰花绽放枝头，又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春天。2008年3月3日至14日举行的全国政协十一届一次会议上，来自各党派团体、各族各界的2000多位政协委员会聚北京，大会发言、小组讨论......一次次发言，一个个建议，凝聚着委员们的思考和心血，透射出他们认真履职的情怀。
　　笔者就“如何向世界讲述中国的故事，如何倾听世界的声音，了解世界的进步与对话”等问题，分别在委员驻地和人民大会堂采访了十几位委员。他们分别从事新闻出版、外交或外事工作，行走在国与国之间，有着丰富的涉外阅历和深厚的思想积淀。聆听着他们闪烁智慧光芒的见解和认知，笔者受到强烈的冲击和震撼。在贯彻落实十七大精神开局之年、北京奥运之年、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之际，这些委员们畅谈新形势下的对外传播，联系自身对外政治、文化、经贸交流的实践，从不同的角度发表了自己的独到见解，对我们的对外传播工作实践，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在十多天夜以继日的奔波和采访中，笔者留下了诸多感慨。“两会”上有幸遇到这些领军人物和资深专家，面对这场思想的盛宴，面对平时在书本上难以读到的“稀有资源”，怎能匆匆而过？尽管身心疲惫，但笔者尽可能接近每一位委员，在智慧和思想中穿行，使人感奋，催人前行......
　　结束了紧张的采访，带着一身的征尘，在片刻的停留中，把采访到的全国政协委员们关于新形势下“如何做好对外传播”的思想和观点以及他们在实践中的经验和智慧汇集起来，以飨读者，希望能给在外宣工作领域的工作者带来启迪和感悟。
　　
　　裘援平：挖掘中华文化内涵，传播和平、和谐、科学的发展理念
　　
　　采访裘援平委员源于看到过媒体对她的大量报道，源于近年来她代表中国参加的各种外事活动。曾在中央对外联络部和驻外使馆工作、现任中央外事办副主任的裘援平，多次代表国家从事外交外事活动，长期从事国外政治思潮、国际问题和国际关系领域的研究，并且是外事礼仪方面的专家。
　　在涉外事务中，她提出过关于女性的着装问题，曾经引起笔者的注意。这次在“两会”上见到她，不禁被她的仪表和风度所折服。
　　当笔者提到，在涉外领域“如何向世界讲述中国的故事”时，她告诉笔者，对于目前处于这么一个发展阶段的中国来讲，与世界沟通交流是很重要的。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思想，就是中国同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也就是说，经过三十年的对外开放，中国已经从过去那种被动地参与国际体系、国际事务的状况发展到今天全面参与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合作，全面、积极地参与国际事务和国际体系，并且在国际体系和国际事务中，发挥越来越重要建设性作用的局面。
　　那么面对现在这种全方位的对外开放和全面参与，中国应该如何让外界更好、更全面、更客观地了解现在的发展状况呢？
　　她说，发展包括：和平发展、和谐发展和科学发展。让外界更客观地去认识这三个发展，是非常重要的。而且这三个发展理念，对指导中国人自己如何发展也是很必要的。和平发展这个理念，更多的是对外展示中国所走的这条道路，它外在的表现形式就是一种和平的发展。但她强调，在“和平发展”这四个字的背后有很丰富的内涵，它包括希望能够永远做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推动者、促进者；也隐含着中国要努力营造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来实现国内自身的发展；同时也隐喻着通过发展自己，来为世界做更多的事情。
　　以国际社会听得懂的、容易接受的，而且形式很活泼、很鲜活的方式去阐释中国和平发展的核心理念，这是外宣人的重要任务所在。
　　裘援平说，现在都在讲“北京共识”，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就是说明中国三十年来，这种高速发展所创造的不仅仅是一种经济的奇迹，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的条件下，在国际大背景下，怎么能够成功地实现连续三十年的高速发展，这对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是具有某种示范意义的。所以很好地宣传我们的理念，同世界各国就如何实现发展来深入地进行沟通，在沟通交流的过程当中，既宣传了我们自己，也扩大了中国跟其他国家和人民之间的这种相互理解和交流，本身这也是一种合作，因为大家都在共同探讨国际社会或者人类的未来。
　　谈话中，裘委员强调对外交流要以柔克刚，要充分挖掘中华文化博大精深的丰富内涵，用平民化的柔性方式，甚至是一种文化传播的语言，来阐释中国哲学的一些理念，包括中国治理国家的一些理念，也包括中国对国与国之间应该如何和睦相处、怎么处理好国际关系、怎么应对好全球性的挑战，这些都很重要。
　　裘委员认为，处理国际关系跟“为人处事”之道是相通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一个最基本的道理，你自己在为人处事中崇尚什么，那么在国际事务当中，就要奉行什么样的政策，你就要谋求跟人家建立怎样一种关系。这就是从中国哲学的智慧当中引申出来的，它具有很丰富的文化内涵，它引申出来的是具有时代气息和现代感的一种思路，一种理念。
　　通过长期的工作实践，裘援平委员体会到，我们现在的对外传播中，最大的难题有两个：
　　
　　第一个难题就是怎样能让外界理解中国的发展。这就要打破原来传统的一些观念。比如，中国壮大发展以后，是不是会挑战现有的国际秩序？是不是会对其他国家的发展形成某种挑战？是不是会威胁到地区的安全和某些大国的安全？会不会也像历史上的一些殖民主义者那样掠夺式地开采人家的资源？是不是会在周边地区、亚太地区谋求治理范围等诸多问题，这些对中国的误解，全都源于国际关系史上，那些大国崛起的规律（西方大国崛起的所谓规律），所以他们就陷入到这样的一个思想怪圈当中，怎样打破这种思想的怪圈？就要给他们说清楚，人类已经进入到经济全球化时代了，各国相互依存日益加深，利益交融越来越紧密。也就是说，任何一个国家完全可以通过参与全球化，参与区域合作，甚至开展国与国之间的战略合作、战略协作的方式来发展。它用不着去侵略扩张，用不着去挑战国际体系。它完全可以作为国际体系的建设性合作者，甚至用美国人的话讲，叫“利益攸关方”，以这样的身份去建设它，去改革这个体系，而不是去摧毁这个体系，去挑战这个体系，中国完全可以走出一条全新的大国振兴与和平发展的道路。
　　第二个难题就是不让国际社会对中国的社会制度产生怀疑。特别是我们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怎样去对外介绍？让一些对我们有偏见的国家，能够真正理解或者真正了解、认识到中国基本制度的形成不是哪一个人和哪一个党强加给这个13亿人口大国的，是一个历史合力形成的一种必然结果。你喜欢也好，不喜欢也好，这是几代、几十代中国人民他们共同推动历史之后发展的结果。而这个制度是最符合中国国情的，其他国家的制度我们都尊重；好的、积极的方面，我们都愿意去学习和借鉴，但是我们自己的道路，要由中国人民自己来探索。
　　中国式民主的最大特色，就是我们还有一个协商民主的形式，我们可以毫无愧色地向外界讲，你们只有选举的时候，说是尊重民众的这一票，但是选完了之后，民众就无权对他的执政来施加影响了。而在中国，在投下了间接选举的这一票之后，我们还有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这样的形式，把全国的各个社会阶层的、各个界别的，包括各个民主党派的这些精英人士、代表人物都集中在一起，他们随时就执政的过程当中，政府整个施政的过程中的任何方面的方针政策，提出他们的看法、意见，也可以反映一些负面的情况，可以要求政府和相关的职能部门采取相应的措施。
　　由于国际上存在冷战思维的模式，用带有偏见的眼光、带有对立的情绪看待中国的政治制度，所以就引发了种种对中国外部的一些压力，包括人权、民主、西藏......在这些问题上，某些国家给我们制造了很多的麻烦，提出了很多的异议。所以，在对外传播方面要注意这个核心问题。
　　同时，裘援平委员还提到，凝聚了中华文明智慧的哲学语言、文化语言，是一种具有人情味的，能够相互沟通的语言。
　　什么是可以沟通的？比如，都希望和平，都希望和谐，都希望相互之间扶贫济困、宽容、包容，都要以爱心待人，谦虚谨慎等，这都是人性化的一些内容。
　　其实我们国家的施政理念，很多都是出于人性化的考虑。中国党和政府现在提出“以人为本”。那就回归到人的需求，包括精神需求，怎么能在人与人的精神层面，或者心灵沟通上去找到切入点，这一点很重要。比如和谐，这里面承载的切入点很多：和气、和睦、和善，这都是很好的。
　　另外，中国的外交具备自己独有的风格，其中之一是“平等待人，与人为善”、“与邻为善，睦邻友好”，其实外交理念都是从这儿引申出来的，就是用富有哲理的、文化的、人文的、心灵的精神层面的一些沟通的方式来传播，这是对外传播一个很好的途径。
　　
　　聂震宁：“中国的故事”，当前就是解疑释惑
　　
　　
　　“改革的目的是促发展，是要发展先进文化，是要解放生产力，同时也应有相应的支持发展的政策，就国家进一步加大对出版业的支持力度方面，建议优惠政策不要变，出版基金要建立，版权输出要激励。”全国政协委员聂震宁会下经常遇到记者们的追堵。因为在中国出版界，“聂震宁”是个如雷贯耳的名字。作为中国出版集团的总裁，他的一言一行都引起了极大的关注。由于笔者事先给他递送了采访提纲和杂志，才得到了单独采访的机会。
　　当笔者说明自己的选题时，聂震宁笑了，他说选题立意很新颖。他认为，目前国外对中国存在很多的误会和不理解，所以要针对他们的误会，去讲述“中国的故事”，这样就有的放矢了。通过这些生动的故事，使他们对中国产生良好的印象。比如，中国的价值观、民众的生活态度以及中国所处的环境――这个环境是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生态的。
　　关于政治环境，很多外国人对中国留下更多的是负面印象。事实上，我们的民主政治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我们可以通过讲述中国人深层次的价值观，通过对政治民主的把握和判断，以及通过我们的国情、我们民众所需要的和谐环境，来阐述这个问题，这样，别人慢慢会理解。
　　关于生态环境，也要让海外明白，由于我们过去对环境有过不科学的态度，曾经滥采滥伐、过度排放，那么同样要针对这种现象，传播我们目前是怎样治理的，已治理的地方是如何好的信息。如果这样来进行传播，就会达到很好的效果。
　　聂震宁认为，“中国的故事”就是解疑释惑，但解疑释惑不要停留在说教上，一定要讲故事。
　　同时，也可以把它写成文学作品。甚至邀请国外的一些名家，到中国来描述他们的感受。中国的一些好作家，也可以写出一些好的作品翻译出去，给人的感受就比较新颖。他们会想：原来中国的漓江那么好；中国的香格里拉那么美；原来桂林市的生态环境也很好啊。总而言之，你要让人感觉得到中国的这些变化和发展。其实在日常的生活中，我们也是通过读很多外国小说，外国散文来了解国外的，了解国外的风土人情、国外优美的风景。因为文学作品使人有身临其境的感觉。如果在我们的作品中让他们身临其境，就能起到一种“先入为主”的效果。
　　“两会”期间，聂震宁委员的提案――“加强出版业诚信管理”、“关于抓紧建设国家级出版产业网站”，都受到了委员和记者们的极大关注。
　　
　　詹国枢：“定制、精制、雅制”，对外传播的三大法宝
　　
　　当代新闻界赫赫有名的詹国枢委员现任《人民日报》海外版总编辑。笔者在采访他时，他还谦虚地说自己是外宣战线上的一名新兵。其实作为《人民日报》海外版的领军人物，一年多来，他提出了海外版的办报特色应坚守六个字“定制、精制、雅制”，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定制”，就是定制给海外读者看的、海外同胞阅读的。海外版在对外传播中坚持的“三个五”：五千万海外华人华侨，五千万学中文的外国人，五十万海外留学生。那么《人民日报》海外版就是定制给这些读者看的，所以在内容上，凡是他们感兴趣的就应该告诉他们。詹国枢认为，外宣和内宣的区别就在于它的读者对象，所以就提出了定制。
　　“精制”，主要是相对于纸媒体和网络媒体及其他媒体，纸媒体的刊载量是非常小的，它必须精制，不精制，无以立足。
　　为什么要提倡“雅制”呢？因为《人民日报》是中共中央机关报。当然，要保持正确的舆论导向，不讲政治的话，你这个报纸就不合格，你这个总编就不合格。但是讲政治，同时还要讲传播艺术。尤其是对海外传播，如果不领会讲政治在对外传播领域的基本内涵，动不动就说应该如何，必须怎么样，别人听不进去，听不进去就反感，反感了，传播效果就不行。所以，就想到“雅制”。“雅制”是人们共同追求的高尚的东西，“雅制”就是不低俗，是大气的，是积极向上的，是善良的。所以海外版的这三个特色：“定制、精制、雅制”，实际上就是 “如何向海外讲述中国故事”的方式方法，在这方面，《人民日报》海外版就有一种新的探索。
　　
　　詹委员给我讲述了《人民日报》海外版具体的创新方法。他认为当前对外宣传普遍存在 “大而全、大而空”的问题，于是他就在这方面进行新的思考和探索。2007年，在版面上开设了一个栏目，叫做“微观中国”，先后派出了记者，尤其是年轻记者，深入到中国最底层的每一个角落，不是去采访，而是去体验，去当那个角落的一个成员，体味他们每天的生活和生活中的酸甜苦辣，然后把体会写出来。后方编辑用一个整版来做，2007年大约做了24篇。比如说 “跟随农民工回家过年”，要知道中国的农民是一个什么状况，中国农民工的生活状态，写一两篇报道是解决不了问题的。于是，他就随机派一位年轻的记者到北京西客站，因为当时快过春节了，许多民工都要回家过年，这位年轻的记者就找了一位民工，同这位民工一起回家，一路上怎么买票、怎么上车、车上怎么拥挤、这位民工是怎么想的。他的所思所想、喜怒哀乐是什么？回去怎么过的年？又是怎么回到北京的？回来之后，这位记者就此写出了一篇稿件，标题就是《跟随农民工回家过年》，将近7000字的篇幅，还附有很多精彩的照片，效果非常好，冲击力很强，很多海外读者纷纷来信来电表示说：“我们看到了一个真实的中国，很可爱的中国。”文章反映了农民工的酸甜苦辣，他们的艰辛，他们的苦恼，但是他们都是积极向上的。展现在外国读者眼前的是一个真实的、正在发生巨大改变和积极向上的中国形象。
　　后来，詹国枢还要求记者跟着麦客去收麦。中国的北方农村有一种麦客，就是在收麦子的季节，专门开着收割机帮人收割麦子。现在的麦客已经拥有联合收割机了，在麦收季节，一家人开着联合收割机横扫中原，外出收麦子。他专门派出记者去跟着这户农家收麦子，吃住在一起。同时，还派出专门的记者，跟随新疆农民收棉花。新疆大面积地种植棉花，但是到了收获季节，许多农民忙不过来，于是政府就有组织地派出其他省市的农民去那里帮助收棉花。詹国枢派记者到了甘肃的火车站，在火车上，随机找到一家人，跟着这家人的两个兄弟、父母一起去新疆。这位记者吃了很多苦，收棉花回来，写了一篇文章《我在新疆收棉花》；后来还派出一位年轻的女记者，写出了类似“我在上海当空姐”，“我在秀水街练摊儿”这样的报道。文章发表以后，很受读者的欢迎，而且记者面对真实的客体，不用太多的技巧，就表达出感情的真实和细节的真实，从而达到了向海外介绍真实的中国的目的。
　　在“两会”采访现场，詹国枢告诉笔者，“定制、精制、雅制”是运用一种新的方式来传播，海外版这样做了之后效果非常好，发行也取得了很大的突破。2007年《人民日报》海外版，在海外的发行量增长了30万份，詹国枢在海外找了些合作伙伴，目前在海外，爱国的、有实力的中文报纸很多，就选择了十几家，和他们一起合办《人民日报》海外版的海外周刊，他们也愿意和《人民日报》海外版联合。
　　
　　黄友义：对外传播不是单向宣传，而是“沟通”和“对话”
　　
　　中国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副局长、总编辑、中国网总裁黄友义是2008年新当选的全国政协委员，也是对外传播杂志社的编委会主任，笔者在采访诸多的委员中，也得到了他的帮助。在“两会”上，他一方面履行政协委员的职责建言献策，一方面又亲临中国网“两会”直播现场，指导新闻报道工作，同时对中国外文局所属媒体的记者不时给予现场指导。“两会”期间，经常看到他忙碌的身影。当笔者把选题告诉他，要求采访他时，他笑着说：“把机会留给其他的委员，咱们自己人随时都可以采访。”直到政协小组讨论的最后一天，笔者才采访到他。
　　其实，在政协对外友好小组的讨论会上，黄友义委员的发言就引起了在座政协委员们的关注，他说：“有人说政协就是‘两会’十几天的事。我们要宣传在一年中的其他三百四十天内，政协也在发挥自己的功能。尤其是要向国外说明白政协是怎么一回事。因为我国这种‘政治协商’制度是国外没有的，而运用对内宣传政治协商制度的方式对外传播，是非常不合适的，也是外国人理解不了的。我们应当善于用讲故事的方式告诉他们。”他的发言得到了其他委员们的附议。委员们认为：用最简练、最生动的语言介绍政协，让外国人了解政协，就了解了中国的政体。
　　
　　当笔者问“面对如今瞬息万变的国际形势，如何向世界讲述‘中国的故事’”时，他说，面对中国的全面开放形势，现在各行各业都在做外宣，都在向世界介绍中国，只是方式不同。他举了一个例子：“两会”期间，中国网采访了舞蹈演员邰丽华，她到过60多个国家演出。后来，通过她的翻译，他跟邰丽华说：“你是通过舞蹈做外宣，我们是通过媒体做外宣，其实都是为了介绍中国。”但在向世界介绍中国的同时，要做出各自的特色，大家不能都说同样的话。
　　他还告诉笔者，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凡是涉外领域，时时都在进行对外传播，比如和国际翻译界的人聊天、参加各种国际会议活动，都和外国人打交道，都在传播中国的文化和价值观，都是在促进了解、理解和交流。2008年8月2日至7日将要举行的世界翻译大会，不仅是中国翻译界的大事，也是整个文化界的一件大事，是展示我国形象，增强我国文化软实力的一次契机。可以告诉他们，我们中国翻译界作为中外交流的桥梁，做出了哪些贡献。也可以告诉他们我们很重视翻译教育。过去在大学只有外语专业而没有翻译专业，现在有了翻译本科、翻译硕士学科教育等。通过这种方式，向世界客观真实地介绍中国的教育、中国的发展、中国的真实面目。这是对外传播方式中的一种。
　　同时，当前中国的对外传播，必须针对对象国的风俗，用当地人的语言和表达方式，去讲述“中国的故事”。其实，每个人都是一个故事，“以小见大”从个体的小窗口来反映整个中国人的精神面貌，中国人的生活态度，更容易被对方接受。
　　黄友义还给笔者讲述了一个故事：他说他在国外有一个朋友，每次和他谈起中国，都表示出对中国的不理解，甚至对中国存在很多误解。后来通过多次接触，从生活的细微处着手，给他讲述发生在中国的许多平凡却又精彩的“小故事”，他就逐渐理解进而喜欢上中国了。每天阅读中国的报刊，并把报刊上精彩的片断剪贴下来，做成剪报。后来在黄友义出国的时候，展示给他看。他对黄友义说：“认识你以前，我脑子里是一个令人不喜欢的中国。我很庆幸跟你相识，你让我认识了一个与过去印象完全不同的中国。”这就达到了很好的对外传播效果。
　　做外宣也一样，要通过讲故事的方式，找出中国人和外国人的共同点去传播。比如，全世界人民都爱好和平，都追求理想的和平家园，这样就把中国人热爱和平的理念传递给他们，在感情上就容易得到共鸣，海外读者就容易理解和接受。同时作为外宣媒体要时刻牢记一个原则：对外传播不是单向宣传，准确地说应该是“沟通”，是站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对话。另外，在对外传播中，要有针对性，并且要做大做深做透，只有这样才能收到良好的对外传播效果。
　　
　　黄庆：向世界讲述带有中国元素的“故事”
　　
　　“海外对中国的了解很少。我们问在中国工作的外国专家，中国的象征是什么，很多人都说是中国功夫。外国人到中国后才发现，原来中国并不是人人都会功夫，并不好战。有的对中国的认知仍然停留在一两百年前，认为中国很穷；有的又认为中国突然间变得很富。我们有责任扩大中国的话语权，让中国的声音在世界上更客观，与我国的国际地位相适应。”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日报社副总编辑黄庆在采访中对笔者说。
　　说到讲述中国的故事，这位中国日报社的领导更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她说，讲述中国的故事，第一就要有中国故事的元素。中国故事的元素就是你跟人家不一样，要有自己的特点。
　　实际上，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本身已经决定了你讲的故事一定是跟人家不一样的，但是不一样的前提是什么呢？是与我们整个的对内对外的传播有关系。现在对内对外的传播有点差距，这个差距就造成了外宣中在对外“讲故事”的时候有些距离。虽然努力地要贴近外国读者，但是目前许多的词汇，许多的语言结构，许多的解释都比较难以让读者理解、接受，所以就应该讲特色。我们进行的就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我们有这样的内容，但是我们整个的新闻传播、我们的语言、我们的结构，往往很难真正让读者接受。
　　
　　她认为，新闻传播要积极贯彻科学发展观，“统筹国内国际两大块”。也就是，现在我们讲“中国的故事”，不是仅仅讲给我们自己中国的官员听、仅仅讲给中国的老百姓听。我们讲的“故事”已经很难有国界了，直接就成了国际上的故事，就是国际上人们需要了解的中国的故事。
　　对外传播要遵守“时效性、针对性、服务性”。讲述“中国的故事”要具有国际视野。所谓国际视野，必须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以进行式来进行了解，必须时时刻刻地要有国际意识在脑子里。不管你讲的这个故事是什么故事，你必须要想到现在国际上是什么一种反映。当然传媒人应该有这样一种意识，但是有时候真正实践起来却比较难。
　　比如，最近的“毒饺子事件”，我觉得国际媒体的反应不是对我们太有利，你让西方世界能够完全认同我们的理念目前很难，他们对中国的很多事情是要非议的。既然是这种情况，我们自己本身就要有这样的思想准备，你要知道他肯定会非议你，你今天的解释必须是在今天这种状态下做出的一种反应。所以我们自己的传媒要把握，有的时候形势已经变化，这方面的信息如果再传播，可能就不是太合适。其实“时效性，针对性”的问题是很有学问的。
　　据黄庆介绍，《中国日报》对如何更好地扩大外宣进行了探索。在消息写作中，导语一般都是从具体人物开始，写作讲究故事性，避免海外读者产生抵触情绪。另外，比较重视时效性，讲究先发制人，在第一时间发出去掌握主导权。如果慢了再补救就要费很多工夫。例如《中国日报》在内容上还要有海外读者熟悉的东西。他们定期在《华盛顿邮报》里夹送《中国日报》专刊，讲美国人在中国的经历和体会，美国人读起来就感觉特别亲切。
　　她最后还提到：传播社会主义价值体系是一个长远的规划，在我们的对外传播报道中应该始终贯穿这种价值观。
　　
　　袁明：在全球视野中讲好“中国故事”
　　
　　在十一届全国政协对外友好界，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兼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袁明的发言引起了在座委员们的广泛关注。
　　政协会议伊始，小组发言讨论后，笔者就关于“如何讲述中国的故事”，采访了袁明委员。她说，感觉改革开放三十年，在中国这片热土上，有无数的中国故事。关键问题是怎样去发现、怎样去捕捉、怎样去讲述。
　　首先要带着一种文化自觉。这种文化自觉是中国人的血液传统，就是你带着这种文化自觉去看世界，看身边发生的这些“中国故事”。
　　采访中她讲述了自己亲身经历的一件事。她说：“2007年12月，我去新加坡参加一个国际会议，被指定的发言内容是关于气候变化的问题。我哪里懂气候变化问题？只能临时抱佛脚。我请教的是一位女科学家，名字叫张德贰，中央气象局专家。这位女科学家将近70岁，是2007年诺贝尔政府间气候变化委员会第一科学小组150名成员的召集人。”
　　“一位中国的女科学家当这个召集人凭的什么？她凭的是手里的数据。这组数据是从明代开始，从地方志、县志开始的。古代的史官对气候每天都有记录。比如说今天是旱或者晴或者是雨，一年365天都有记录。然后通过大型计算机建立数据库，一直做到了唐代。国际科学界是凭中国人的一千多年的文字积累，最后提炼成用上千年的时间跨度来讲述中国的气候故事。所以这个成就在国际科学界是公认的。”
　　“张德贰说，中国要研究气候变化问题最早是周恩来总理提出的。1972年西非大旱，1973年澳大利亚大旱。这两次大旱以后，我们国内有关部门给总理呈送了一个报告，说这个干旱会影响到全球的小麦减产。1974年，周总理就在这个报告上批示：要研究全球气候变化问题。”
　　袁明告诉笔者，听了这位女科学家讲的故事以后，觉得到国际上去讲气候问题就比较有底气。因为这项工作是中国人做出来的，是凭中国的古代文献。几十年后，在当前大开放，大外交，大外事的背景下，怎么能够把这些实践，把这些中国故事总结出来，变成有底气的、可以到国际上去说的内容，这是我们面临的重要问题。
　　首先要达成一定的共识，然后让世界接受中国的改变。现在很多描述中国的概念，都是出自于外国人，有很多国外学者研究中国人，很多概念都是外国人来制造的。其实，中国政协包括跨专业的、跨行业的、跨界别的人士，它是一个知识的集聚点。在这个集聚点上怎样能够共同去发挥政协的作用，这是一个挑战，一个使命。就是要刻意带着这个文化自觉去造就“中国概念”，这个“中国概念”可以让国外的世界能够理解。另外，对世界上不同的受众，尤其是西方的受众，要理解他们的文化。
　　她认为，很多资深的外交家或者从事对外交往工作的外事人员，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比如，现在的大使、外交官、对外做民间联络的学者专家等，都已经成为了与世界沟通的一种桥梁。这个桥梁本身从广义上来讲，就是中国文化的代表；同时他们还有很多个人的朋友。通过这样的桥梁加强对外传播也是很重要的。
　　
　　范冰冰：打造品牌，中国的声音要落地生根
　　
　　在十一届一次全国政协委员的名单上最易令人误会的名字之一就是“范冰冰”。不过，此“冰冰”非彼“冰冰”。委员范冰冰是身高近一米七二、能说一口流利俄语的中国传媒界资深人士。
　　供职于对外传播机构的范冰冰是首次担任中国政协委员。在担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俄东中心俄语广播部主任前，她曾先后从事翻译、播音、记者等工作。她是中国俄语界颇具名气的专家，并曾获得中国播音主持界最高奖“金话筒奖”。
　　
　　在“两会”期间，年近六旬的范冰冰把“两会”驻地房间当成了自己新闻报道的直播间。每天用5分钟的时间和国外关心中国“两会”的热心听众电话互动交流，将“两会”的盛况及时地传递到海外。在采访的过程中，范冰冰的电话铃声不断，她不得不几次中止与笔者的交谈，拿起电话就讲起流利的俄文。原来，她正在与俄罗斯及独联体的俄语听众进行“记者连线”。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有个俄文的“听众信箱”节目，听众在遥远的电波那端，也热切关注着中国的“两会”。
　　当笔者问到“2008年是不平凡的一年，一个是改革开放三十年，再一个是十七大报告实施的第一年。作为对外传播者如何向世界讲述中国的故事，了解世界的进步与对话”时，范冰冰委员说，对外传播应该配合我们国家的大政方针，尤其是胡锦涛主席讲到的怎样增强文化软实力的问题。作为一个新委员，在听了政协十一届一次报告和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后觉得意义特别重大，有这么“两个一”。首先，它是党的十七大召开的第一次全国的“两会”。第二，它也是五年一次的关键的大会，所以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期待。
　　她说，作为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有43种语言， 38个记者站，还具备100多个来自对象国的外籍专家，所以有实力把我们的对外传播做大做强。
　　十七大的报告指出，要大力加强社会主义文化的建设，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尤其是胡锦涛总书记在2008年的全国宣传思想的工作会议上要求要把加大对外宣传作为中国发展全局的战略任务去抓紧抓好。所以也要求整合我们对外传播的这种资源。所以建设多途径、能够覆盖对外传播的一些网络，形成和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及国际地位相适应的对外传播力量是十分必要的。所以应该让中国的声音和信息传得更广、更远，让中国的声音力量也越来越强。
　　范冰冰委员又根据她丰富的从业经历，讲述了对外传播所注意的原则。尽管目前有力量能够作对外传播，但是觉得技术、手段太单一了，其实我们拥有大量的外语人才，怎样用好人才也是个关键问题。同时不能去硬性地传播，一定要强调文化软实力。要通过讲故事的方式，去跟国外交流，让他们能够理解我们、认识我们，正确客观地评价我们。让我们用自己的语言、用自己的说法去沟通交流，比如，政府的工作报告，如果把它照本宣科地翻译过来，让你的外国友人去听，他是听不进去的，他也看不明白，所以一定要转换成讲故事，转换成软性的稿件，转换成自己的语言再加上具体的实例来传播，只有这样，才能达到好的传播效果，才能被对方更好地接受。
　　当记者问到“如今的对外传播应该如何顺应瞬息万变的国际形势，做好针对性、时效性和服务性”时，范冰冰委员笑了，她夸赞笔者提问的问题很有现实指导意义，这也是她从业三十年来天天在思考的问题。
　　她说，现在世界强国都有自己的品牌，都有自己的力量。比如，英国BBC、美国之音或者德国之声，他们的声音为什么这么强，力度为什么那么大，为什么我们能听到它的信息，反过来他们听到我们的信息却非常少。那就是他们有自己独特的、品牌的优势。所以我们要努力去打造自己的品牌，作为对外传播的一个窗口，如果打造不出好的品牌的话，那就是我们的重大责任。
　　同时对外传播的时效性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为了提高时效我们让自己的节目尽量走出去，才好进行落地。海外落地的话，声音要强一些，效果要好一些，覆盖面要大一些。
　　另外，要和海外读者进行感情上的交流。做外宣就等于架起一个友谊桥梁，如果做好了，把软性的东西通过讲故事也好，通过用自己的方式表达也好，或者让外国人亲自去看去说，海外就比较容易接受。接受了以后，接下来的就是收益了。她说，从中俄两国之间的友好和平发展来看，她有一个切身体会。就是两年以前，国家确定2006年、2007年为中国国家年，这两年我们搞了几个国家项目，这个项目达到了比预期想的还要好的效果。因为外国媒体的记者大约30个，加上中方的各大媒体的记者组成一支队伍，这个外国记者团一路采访，他们亲眼看、亲耳听，然后客观地报道中国。因为通过他们的嘴里说出来的信息，要比中国人自己说出来的更容易让人接受。
　　责编：曹晓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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