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怀民:每件事都是修行] 林怀民

　　他是插画家几米笔下的“幸运儿”，是蔡康永口中“这个时代迫切需要的缺货清单”，是余秋雨那份“被当今国际社会广泛接受的东方艺术家名单”上最前面的几个名字之一，他还曾因观众的嘈杂无序冲上舞台，拉上大幕重头再来，而被京城文化界赋予“文化斗士”的称号。
　　林怀民又来了。这一次，他带了三吨半金灿灿的稻米，和他从印度得到的启示，对生命的思考。
　　2011年4月1日和2日，《流浪者之歌》登陆国家大剧院。这部总是会引得观众泪流满面的作品，已经在世界各地连续演出了17年。17年前，那个站在舞台上，90分钟纹风不动的饰演僧侣的演员，还要继续站下去，他今年已经50多岁了。
　　
　　佛祖的礼物
　　在《流浪者之歌》中，三吨半金灿灿的稻米时而像涓涓细流，时而像滂沱暴雨，从天而降，不间断地跌落在饰演僧侣的演员头顶上，也跌落在观众的心头。这些黄金稻米是《流浪者之歌》中唯一的舞美。可是为了这些稻米，林怀民却是煞费苦心。
　　“好麻烦哦。”林怀民说，“云门表演用的黄金稻米要四个大男人用八天到两个礼拜的时间处理。”
　　“首先要挑选椭圆型的稻米，如果是尖头的会扎坏舞者的头和脚。在台湾我们都是要到专门的地方买米。还要洗掉花粉，不然舞者会过敏，之后烘干，再把米‘阉割’。”第一年表演时没有经验，林怀民把没有经过“阉割”的稻米直接放在了仓库里，结果过一段时间就“收获”了一仓库的秧苗。黄金的颜色是经过染色的，这些年，林怀民他们还会在米中加入一点塑胶的成分，防止一踩就碎。“每演两到三场，我们还要用吹风机把米吹干净，直到不能再用了，我们就把它们运回台湾烧掉。”
　　在美国一处森林演出时，松鼠每天都会跑到舞台上大快朵颐。到俄罗斯演出时，临行前得到通知，俄罗斯政府发布新令，谷类不能入关。林怀民辗转很久才在里海旁边找到适合的米，又派人去用了一个多礼拜进行了处理。演出完后，林怀民眼睁睁看着这些只用过四五场演出的米被运上卡车，烧掉，伤心透了。
　　在这次巡演之前，林怀民写给观众：“希望《流浪者之歌》在喧嚣的时代里，继续带给观众安慰与宁静，像那穿过菩提叶隙，斜斜照射的阳光。”
　　1994年夏天，行囊里带着德国作家黑塞根据佛教故事改写的小说《悉达多》，林怀民来到印度。这部小说讲述了婆罗门之子悉达多，历经静坐冥想、放浪形骸、流浪苦行的种种求道法门，却在放下一切法门时得证圆满的故事。
　　“你知道吗？在印度，生老病死都发生在街上。”
　　有一天林怀民要去坐夜里一点钟的火车，当他走进一个黑咕隆咚的乡间火车站，他突然觉得脚下踩到了一个软软的东西，定睛一看，竟然是一个人，被踩了一脚却毫无反应。再一看，整个候车室里面睡满了人。林怀民愣在那里就开始流泪。“如果你已经饿到、病到只剩下一口气，被踩一下又算得了什么呢？”
　　“你知道吗？在印度你会遇到很多乞丐。如果你给一个乞丐钱的话，就会涌来30个、300个人跟着你，每一个人都向你伸着手。而你却没有能力解决所有问题。那些伸来的手，都像是在拷问着你的良心。”第一次到印度时，林怀民天天以泪洗面，因为他觉得手足无措，不知道该怎样handle眼前的事情。
　　“你知道吗？在瓦纳拉西的恒河，印度教徒把骨灰和烧了一半的尸体抛到河里，而在下游两百公尺的地方，就有人在洗澡、喝圣水。”这让林怀民意识到，生命本身就是这个样子，恒河载生送死。
　　有一天在佛祖得道的菩提伽耶打坐，林怀民忽然感到额头一股温热，他慢慢睁开眼睛，看见阳光透过菩提树的叶隙照射下来，光斑正好落在他的额头正中。一瞬间，他感到前所未有的感动和纯粹的安静，顿悟了关于生死，关于成败的所有事情。
　　印度修行归来，林怀民便“糊里糊涂”地创作出了《流浪者之歌》，他说这是“佛祖的礼物”。佛教徒林怀民说：“每件事其实都是一种修行。只是这个字眼（修行）有时对于我来说也许太重了，我不太敢说。”
　　
　　让“高雅艺术”下乡
　　文字和舞蹈，是贯穿林怀民生命始终的两条主线。他曾经把写作比喻成妻子，舞蹈比喻成情人。也许妻子就像白开水，平淡却离不开，因为已经变成了亲人和生活的一部分；情人却总能带来新鲜和激情。
　　1975年的《白蛇传》、1983年的《红楼梦》、1978年的《薪传》、1993年的《九歌》，林怀民早期的作品很大一部分都改编自京剧或古典文学，文字性反而限制了舞蹈语汇的表达。而从1994年的《流浪者之歌》开始，再到1998年的《水月》，2001年的《行草》，也许是像林怀民所说的“年纪大了，喜欢看慢的东西”，云门的舞蹈越来越关注舞者身体的动作、韵律和呼吸，而忽略了文字逻辑和具体情节，干净、安静。
　　林怀民自己曾说过，“我用了大约二十年的时光，试图洗去文字的牵挂，用画面，用动力来思考。”
　　所以我们看到林怀民的作品，青蛇眼波流离、摇曳生姿，只穿绿裤头的宝玉，跳转于漫天粉色花雨中。用林怀民自己的话讲，年轻时的舞蹈是“为赋新词强说愁”。而到了《水月》，只剩下水一样柔软流动的人的身体和水流的声音，没有故事，但却足够了。
　　“刚创立云门时对于传统文化十分向往，我从来没有刻意去理解传统文化或是中国特色，只是因为有趣才去接触、表现。”而当脱下了外在的中国符号，开始用身体说话，林怀民的作品反而愈发中国化了，而且是刨除外象，回归中国传统文化最本质的意境和韵味。
　　当年《白蛇传》上演时，林怀民把演出场地放在了杭州西湖的雷峰塔下，票价也只有50元，引得穿着背心睡衣的大爷大妈也来捧场。“一个晚上有一万人（观看）。演出过程中没有人拍照，演出散去之后地上没有一张纸屑。”林怀民对当时的情景还是记忆犹新。
　　事实上，这次演出早已被传为佳话：世界顶级的舞团、一流的舞者，却放下身段，跑到户外以最廉价的方式给普通民众跳舞。然而对于云门舞集，这样的演出却是习以为常的。
　　“从70年代开始，我们在台湾一直在做这样的事情，还常常跑到台南、彰化等乡下地方，给当地的农民、原住民做表演，每一场都很轰动。”
　　云门舞集最早期的一批观众就是在台湾的乡下。1980年4月，云门舞集奔赴台湾南部山区，到当时只有5万人口的小镇美浓演出。镇民们“喧天锣鼓庆，欢迎云门舞集第一次到镇演出，民众开着铁牛车、脚踏车、摩托车、小货车，生意人拉下店门，农民从田里下了工，直奔美浓国中，邻近乡镇的人也闻风赶来，两千多人把国中礼堂挤得水泄不通”。美浓的演出，成了当时轰动台湾的大新闻。各地邀约，纷至沓来。
　　1999年，“云门舞集2”启动，其主要目标就是深入台湾各地校园和城乡，为学生和普通民众演出。
　　在台湾，云门永远在路上，而且是在去往学校和乡下的路上。
　　每到演出地，云门都要现场搭台，观众是光脚的孩子、戴斗笠的农民、抱着孩子的老太太小媳妇，往草地上草席一铺就等着开场。云门舞者的专注却并没有因此而减少一分。他们也并没有遇到任何审美上的障碍，那些最朴实的“乡野草民”可以轻易读懂“高雅艺术”的语言。
　　这些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们也在用他们的方式，表达对舞者的尊重。即使是遇到雨天，他们也会穿雨衣，坐在地上观看；只要提一句，演出散去后地上就看不到一张纸片；一个槟榔不离口的农民为看一场云门的演出，专门买了一双球鞋穿上……
　　
　　云门，加油！
　　据《吕氏春秋》记载，黄帝时一个叫大容的编舞家，做了两支舞??云门和大卷。云门，中国最古老的舞蹈，可惜舞步已失传。
　　1973年，一个叫林怀民的26岁男人高呼着“要创立一个中国人的现代舞团”，复活了云门。这是台湾第一个职业舞团，也是华人世界中第一个当代舞团。之后，云门蜚声国际，2010年4月，甚至有一颗小行星以“云门”命名。在故土台湾，云门的意义更是非比寻常。
　　上世纪80年代晚期，拜金主义在台湾上空弥漫，这让林怀民痛心不已，他觉得云门与社会的对话彻底消失了。“这个城市好陌生，物欲横流，文化遭受漠视。我决定放弃。”1988年，林怀民毅然关掉云门。此后几年，林怀民在世界各地游走，在印度恒河流域潜心修行。
　　几年之后，林怀民带着那缕从菩提树叶隙投下的阳光回到台湾。有天外出，一位出租车司机认出了他：“干嘛停掉云门？”“太难了。”林怀民答道。下车前，司机执意不要他钱，说：“我们开出租车在台北街头讨生活，一样辛苦，林先生，你要把云门搞下去！”林怀民扔下钱逃出车门，司机又从窗子把钱扔了出来，大声喊道：“林先生，要加油！”那一刻，林怀民意识到，云门的存在已经成为台湾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于是，他重操旧业，1991年重新开启云门。
　　2008年农历大年初五，一场大火把云门舞集位于台北八里乡的排练场烧得一干二净，积累了几代人心血的珍贵资料全部付诸一炬。火灾之后，尽管没有组织募捐，云门依然收到了来自社会各界5000多笔捐款，有企业捐出的上千万新台币，也有小学生寄来的一百块钱。“火灾以后我走在路上，有一个开哈雷机车的小伙子在我面前猛踩刹车停了下来，‘您是林怀民老师吗？’我说是，他只说了两个字，‘加油！’”
　　“加油”，也许是林怀民和他的云门舞集听到最多的一句话了。
　　在《流浪者之歌》的结尾，一个舞者在满地的黄金稻米上不间断地划着同心圆，足足用了24分钟。
　　云门舞者在舞台上心静如水，他们可以保持一个姿势划24分钟的同心圆，也可以连续90分钟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但他们呼吸着，胸口连绵起伏，汗水滴落下来，力量在宁静中蓄积着爆发，这，是云门的气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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