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霸权,还是文化抵抗?】美国文化霸权和中国文化安全

　　摘要：在媒介文化研究中，后现代视角是重要的研究范式。其中，电视是诸多后现代理论家进行文化批判的绝佳文本。在此基础上形成两种截然相反的话语抗争：一种认为电视是主导意识形态的霸权工具。一种则认为电视代表了抵抗式的通俗文化的快乐。晚近的研究则倾向于多维度的批判性认同。
　　关键词：电视；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
　　中图分类号：G220　文献标识码：A
　　
　　后现代主义是出现于上世纪末的一股强劲的文化思潮，或者说是一种倾覆式的思维方式。在其众态纷呈的学术流派中。文化理论的研究占据了相当规模的席位。中同学者王岳川认为，在融合了艺术、文学、美学、哲学等诸多范式的后现代主义中。以德里达、利奥塔、哈桑为代表的积极推进派，以哈贝马斯、詹明信为代表的文化批判派和以罗蒂、洛奇为代表的客观研究者，形成了“推进、批判、研究的合力。构成了起伏跌宕的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进入媒介时代，电视成为了后现代理论家们进行文化批判的绝佳文本，也形成了两种截然相反的话语抗争。
　　
　　一、电视与霸权
　　
　　在批判派的学者当中，杰姆逊对后现代主义文化的总体批判使其在文化研究的大军中独树一帜。著名的《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为他带来世界性的声誉。也就是在这部著作中，他将后现代主义视作是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主导。商品化的力量使文化总体呈现出颓废离散的状态。值得注意的是，杰姆逊认为电视作为一种内爆性的、平面化的电子技术，在人们的生活中已经占据了统治地位。他提醒人们：“电视安放在你自己的起居室里，它加入了你的生活，它上面出现的形象也可以说就是属于你的。在电视这一媒介中，所有其他媒介中所含有的与另一现实的距离感完全消失了。这是个很奇特的过程，但这一过程正是后现代主义的全部精粹”。电视的复制和模拟完全剥夺了主体的历史过程感，真实转化为各种影像，时间碎化为一连串永恒的当下，由此也印证了杰姆逊对后现代文化特征的总结，即距离感、现实感、主体性、历史感的纷纷缺失。
　　批判派的另一位骁将波德里亚以其一贯惊世骇俗的思维和文风而闻名遐尔。他对消费的关注使其文化批判更多地偏重于经济和物质实体，这使其在批判的道路上走得更远。英国学者尼克?史蒂文森的评价说，“让?波德里亚对时下已有的大众传播提供了最为精辟的后现代批评”。他对大众传播给予的是甚为悲观的读解，也是为数不多的对媒介，尤其是电视进行过详尽探讨的理论家之一。他早期的代表作《客体系统》和《消费社会》中也都辟出了专门的章节论述其独特的媒介理论，其中著名的类象、内爆、超现实等后现代话语至今仍为人们津津乐道。广泛引用。他宣称。电视就是世界，其中符号的激增和受众的沉默不断扼杀文化的多样性，这对于后现代文化的形成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为《消费社会》撰写前言的L.P.梅耶就曾指出，该书所针对的是“由大众传媒尤其是电视竭力支撑着的恶魔般的世界”。
　　波德里亚认为，媒介内容在大部分时间里向我们隐瞒、遮蔽了媒介的真实功能。“电视传媒通过其技术组织所承载的。是一个可以任意显像、任意剪辑并可用画面解读的世界的思想”。在此基础上，他一针见血地指出，“越是接近真实资料、‘直播’，越是用色彩、突出等手段来追踪真实，对世界真实的缺席随着技术的日臻完善就会越陷越深”。1991年，他的檄文《海湾战争未曾发生》就曾扬言。第一次海湾战争只是传媒制造的一场影像战争，是符号与现实的断裂被传媒发挥到了极端所致。
　　与波德里亚同时代的社会学家布尔迪厄也以批判者的姿态对电视进行了祛魅。他的“场域”理论对帮助人们看清电视的真相无疑有着振聋发聩的作用。他指出，“新闻界是一个场，但却是一个被经济场通过收视率加以控制的场”。电视控制着传媒业，同时又受到收视率的控制。它的社会功用因受到经济指标的制约而产生异化，最终在民主的形式下形成文化的暴力。因此，他呼吁人们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与收视率作斗争。很显然，比起波德里亚的矫枉过正，布尔迪厄的电视文化批判更具有现实意义。
　　
　　二、电视与抵抗
　　
　　然而，也有相当多的理论大家立足于对现代性和现代主义的批判，使他们对后现代主义的态度更多趋向积极的一面。例如福柯的反理性(《疯癫与文明》)、德里达的解构式阅读(《书写与差异》)、利奥塔的多元异质论(《后现代状态》)等等。然而，这种最初仅限于理论界的学术抗争直到80年代以后。才逐渐发展成为一种支配性的知识和文化权力。因为全球性的经济、社会、文化以及日常生活领域的巨变，似乎印证了上述后现代理论所试图表达的。因此，许多晚近研究更倾向于从社会学和文化研究的视角切入后现代主义。
　　进入媒介社会后，后现代主义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关系变得错综复杂。二者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有着诸多相似之处。最重要的是它们都乐于借助大众传媒作为表达的平台。英国学者安吉拉?默克罗比对传媒中呈现出的后现代大众文化现象就把持一种宽容的肯定。他认为不能单纯的从符号学角度认定传媒文化的价值虚无。相反，“后现代主义的出现就仿佛是吹来了一股清新的空气，使文化批评家们的关注目光从对文本意义的探究转向物象之间以及不同的文化形式和文化制度之间的社会学意义上的运作”。因此，在更广泛的社会学意义上，大量类型化电视节目隐喻了生活经验的方方面面，常常创造出富有生命力的批判和颠覆。另外，受众对媒体已经具有了相当的了解，并不那么容易被媒体蒙蔽。而且观众在观看电视的时候也并不像波德里亚说的那么机械。他举例说在一些公开辩论的节目中，公众与电视节目制作方的地位是完全平等的，都享有自由言论的民主。
　　另外，同为英国学者的迈克?费瑟斯通在研究消费文化时，对后现代主义同样持审慎的支持态度。他认为，“后现代主义从消费主义文化中吸收了生活的审美方面的许多特征。认为美的生活就是道德的善的生活，它毋需涉及人性与真实的滋味”，当然也“不会导致虚无主义和社会的解体”。可见，费瑟斯通对文化专家们追求逻辑和理性的连续性与真实性的热衷并不以为然。
　　他举例说，消费文化中的电视可以摧毁孤立封闭的影像和符号等级，重新汇成信息的洪流。从而完成更为戏谑的、大众民主的文化转向。同样的，消费文化也不会必然导致神圣性的终结。他主张不要纠结于“电视就是世界”的文化无序论，“一旦我们抛弃诸如信息的超负荷、信息形式决定了它的内容以及人们对它的接受之类的观念，我们就会认识到，积极地观看和接受电视的。是深植着社会文化之根的个人，而社会生活的象征与神圣就体现在其中”。对于有专家发出的全球规 模的消费文化扩张将摧毁每个国家自己的民族文化的担忧，他也给予了积极地读解。以电视为例，他发现，“对电视收视影响所作的研究，却强调民族文化差异在读取和解译信息时的重要性”。这也就是说。电视节目中的符号代码是具有社会意义的，“他者”的读译是能够抵制任何一致的、全球性的话语霸权的。
　　鉴于后现代主义与大众文化的天然亲和性，文化研究学派的代表人物约翰?费斯克也对大众文化给予甚为积极地读解。在他的研究视域中，英式文化研究的宏观批判性被淡化，符号的开放性被加以强调。他指出，在大量的电视节目中，后现代主义是一种拒绝意义的美学风格。但大众并不是在无意识地消费影像，相反，“阅听人本身是活跃的，且有能力去对抗文本的强势意义”。他们能够从各种再现、拼贴、戏谑的影像中享受到属于他们自己的活力的、反抗性的、通俗的快乐。另外，针对批判学者对电视新闻的葛兰西式读解，即认定新闻试图建构社会意义，并因此控制和引导它所描述的事件的意识形态效果，费斯克也给予了反驳。他从霍尔的编码，解码的通俗文化理论汲取灵感，对美国多个新闻节目进行符号学分析，发现所谓的霸权力量远没有早前理论家所认为和害怕的那样显著。而且“在其霸权或意识形态职能之外。新闻话语还有一种维度，……它是一种从事知识生产的话语。这样一来就需要我们用知识一权力一快乐的模式来理解它”。而电视新闻所带来的快乐就是知识的生产过程中出现的快乐，是包含了对立的力量架构的快乐。
　　费氏这种一贯乐观的文化抵抗论，将对媒介文化的肯定态度发挥到了极致。无独有偶，美国电视批评理论的权威文集《重组话语频道》收录了吉姆?柯林斯的名为《电视与后现代主义》的文章，作者认为，要将电视研究与后现代主义相联系，就要试图调节好符号学、经济学和政治学的维度。但是很多研究都过于放大其中一种维度，结果要么使研究陷入文本游戏。要么使研究过于简单。他还指出，“批评家非常急切地将电视妖魔化，他们的主要局限，是在坚持制造关于这种技术爆炸的灾难性后果的可怕断言，但他们却未能认识到。对那些技术的发展变化的吸收率用同一标准衡量的可能性一直在日益增长”。具体而言，电视节目的构成是各种观点相互重叠交织的一种综合体，对它的认识，我们应该超越传统马克思主义范式的局限，以更为精细的唯物主义分析形式来发现电视的多种功用和后果。柯林斯对电视之于后现代主义做出的理性阐释。无疑也是对后现代电视文化的一种同情性辩护。
　　
　　三、结语
　　
　　在理论大师们此起彼伏的“霸权”与“抵抗”的众语喧哗中，另一个值得关注的研究范式是介于两者之间政治经济学意义的文化研究。在这方面，美国左派学者道格拉斯?凯尔纳做出了有益尝试。他既不赞成将媒体描画成拥有绝对霸权的意识形态灌注者。也不同意过分强调受众的抵抗媒体操纵，甚至创造出自身意义的能力。他认为，电视“是一种复杂的人工制品，具现了社会和政治的话语，而对这些话语进行分析和阐释则需要种种读解和批判的方法，由此可以清晰地揭示这些话语与那些它们得以在其中产生、流布和接受的政治经济、社会关系和政治环境之间的内部关联”。有鉴于此，凯尔纳借鉴了历史学、社会理论、传播研究和文化研究等方法，以敏锐的视角开辟出介于现代和后现代之间的更为全面和多维度的批判性研究。这种批判性认同视角对于电视的解读是清新而富有启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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