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００８年中国大陆媒介素养研究综速】 综述格式

　　摘要　本文对2008年中国大陆学术期刊、学术会议(论坛)发表的媒介素养研究论文做了梳理，描绘了此年度国内媒介素养研究的概貌。 　　关键词　媒介素养　综述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经过十余年的努力，媒介素养在我国从一个热点话题逐渐深化成具体的教育理念与实践。2008年，媒介素养研究在从前的研究基础上进一步开阔视野，深化研究，取得了一些阶段性的科研成果：专业期刊所发表的相关论文达数百篇，一批媒介素养训练课程和计划也在学校和社区开展。本文将整合这些研究，描绘2008年我国大陆媒介素养研究的图景。
　　
　　一、媒介、文化、教育三个研究视角的深入
　　
　　2008年，本领域内的研究者基本上还是以媒介、文化和教育三个视角进行媒介素养研究，对有关三个角度的议题进行了一定的延展和深入探讨。
　　媒介新技术带来了传统媒介的变化和新媒体的繁荣，媒介环境的改变直接影响了媒介素养研究的内容和要求。有学者提出在现今的“公民共享新闻时代”，媒介新技术赋予广大受众成为信息源，利用网络新技术及数码移动通讯设备，使得“写作”“摄影”“编辑”不再是只属于专业人员的专利，催生出博客、维客和公民网，由此给媒介素养研究及其实践带来了很多新问题。文章提出我们要关注公民共享新闻的消极影响：高涨的民众参与意识让有些人别有用心地加以利用；大量公民的信息搜集，公民参与新闻生产。高度介入。更个人化的立场有可能是对新闻客观性和不偏不倚立场的颠覆。文章认为民众应该主动了解新媒介技术知识，树立批判意识，形成理性的信息消费观，冷静看待媒介事件。
　　有学者从美国媒介文化研究学者马克?波斯特提出的“第二媒介时代”角度来研究了此时代背景下的公众媒介素养。文章介绍。在第一媒介时代中，媒介生产者、销售者、消费者之间的界线泾渭分明，而第二媒介时代最主要的特点是使这些界限逐步消解，提供了双向的、去中心化的交流模式。在第二媒介时代，普通个人介入新闻生产和大众传播过程，并在重大新闻事件的报道中扮演重要角色；实现了传播主体的泛化和传播权力的分散。作者指出，并非每个人都具有对大众传播信息的专业能力和职业经验，这使得网络上为人所诟病的虚假信息、色情信息、垃圾信息泛滥。在这样的传播环境下，公众媒介素养需要被注入新的内涵。那就是要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赋予每个公民的传者地位，建立属于自己的传播系统，并学会正确地表达自己：“我要说”(建立自己的传播系统)，“说什么”和“如何说”(即学会成为一个负责任的传者)，在信息混沌中获取和鉴别有价值的信息。这是第二媒介时代对普遍公众提出的新要求。
　　有学者从风险社会的角度，指出传者与受众的媒介素养直接影响风险传播的过程与效果。风险传播从强调风险信息告知到倡导公众参与风险沟通，与媒介素养教育所倡导的“超越保护主义”主张相得益彰。文章认为，“风险社会”中的公众媒介素养也应从媒介批判阶段走向主动参与传播阶段。。也有学者从“读图时代”的角度提出了公众“视觉素养”问题。文章认为，如今的时代是视觉影像与形象占据主导地位的“读图时代”，相应的对大众视觉素养的培养和教育也是时代变迁的召唤。
　　有学者提出消费主义文化与媒介素养教育与媒介内容的博弈难题：媒介素养教育与受众消费心理需求的博弈；媒介、受众和社会环境三者媒介低俗内容的“合作”推动。我们的媒介素养教育就面临着强大的对手和复杂的环境。也有学者从人类普适性的终极追求――“真、善、美”三个角度出发对媒介素养进行了解读，并提出要从技术、艺术、道德三个维度来提升包括青少年在内的公民的媒介素养。
　　有学者从教育学和媒介素养双重角度提出家庭在儿童尤其是幼儿媒介素养教育中的重要性以及方略。文章指出，家庭、学校、同辈群体和大众传媒被认为是影响少年儿童成长的“四大影响源”。根据各因素的重要性和影响程度，其结构程式应依次排列为：“家庭一学校一同辈群体一大众传媒”。但如今这个结构次序已改变为“大众传媒一同辈群体一学校一家庭”的程式。作者认为首先发挥父母的中介作用，抑制电视对孩子的负面影响。其次，扩大孩子的生活范围，引导孩子多接触印刷媒介，注重自身对孩子的示范作用，养成喜欢阅读、尊重知识、文明进取的生活方式与行为习惯，才能真正发挥家庭作为孩子成长的“第一环境”，父母作为孩子的“第一位教师”的作用。
　　也有学者从教育学的角度提出要媒介素养教育作为“潜在课程”的基本特征已经具备，应重视媒介素养教育在学校“潜在课程”(隐性课程)中的地位和作用。
　　
　　二、研究对象群体的扩展与深入
　　
　　媒介素养教育的对象包括全体公民，但从一开始。关于特定群体，尤其是弱势群体的媒介素养一直是学者们关注的重点，2008年也不外如此。除了一贯备受关注的儿童、大学生的媒介素养教育的研究持续外，女性受众、农村受众的媒介素养也得到了更大力度的研究。值得一提的是，不少学者对我国国家政府官员(公务员)媒介素养的研究是这一年的一个亮点。
　　伴随着电视媒体对少年儿童成长的影响和少儿电视观众的人数上升的趋势。由此引发的儿童早熟、消费主义。暴力、价值观混乱等不良影响，也日益显现并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有学者从卡通片中蕴涵的暴力元素以及暴力娱乐化、暴力游戏化对儿童受众的影响提出了对儿童媒介素养的教育问题，文章指出传媒中的暴力增强了儿童对暴力行为的忍受能力，并影响着儿童对现实社会的态度，应加强家庭、学校、媒介教育，培养儿童对媒介信息、媒介角色的识别能力。使儿童成为信息时代的主人而不是奴隶。
　　采取定量研究的方法，对我国青少年媒介素养的现状调查研究是比重较大的一块内容，与以往相比，2008年对青少年媒介素养的调查涉及区域更加广泛，包括西安、陕南、塔里木等地区。不少学者提出了青少年(尤其是农村地区)的网络素养亟待培养的问题。有文章在江苏省17所中小学校，对家长、教师及学生的网络媒介素养情况进行随机整群抽样调查、走访和座谈。调查发现网络在学生媒介使用中排居第三，但对网络媒介认知却严重不足；调查数据显示，比起城市的中小学生，乡镇、城郊学生网络媒介素养更为堪忧，学生媒介素养教育严重缺位，网络媒介素养教育急需纳入日常教学实践；调查还发现，虽然教师本身素养相对较高，但对于学生使用网络媒介的态度却相对保守。教师已经十分善于利用网络来工作、学习，但谈到网络对学生学习的具体影响，他们反而比家长、学生更偏激，认为它起着消极作用。
　　2008年有学者对对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居民的媒介素养现状进行了抽样调查，调查对象包括全国主要少数民族地区内蒙古、新疆、宁夏、广西、西藏等共11个省、自治区的农村居民。这在近10多年来国内新闻传播学界尚属首次。作者提出应该以提高少数民族农民的媒介素养为突破口来提高 少数民族农民的整体素质。还有学者对浙江省丽水景宁畲族自治县的农民进行了媒介素养调查。研究发现传统的电视仍然是他们接触最频率的媒体，而新兴媒体发展和普及还将经历缓慢的过程，他们对媒体的信息功能掌握不够全面。尤其对促进经济发展的信息关注度不够，且无法转化为行动力。
　　政府官员(公务员)的媒介素养一定程度上关系着政府的领导和服务人民的水平。有学者对南京全市处级以上干部范围内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媒介素养专项调查，研究发现一些需要重视的问题：不少政府官员对新闻基础知识和业务常识掌握的表面化、概念化，实际操作经验有限，对我国社会主义体制下新闻事业的特殊性以及社会转型背景下政府与媒体关系的转变尚未给予足够重视，在新媒体使用方面表现出相对一定的“滞后性”。也有学者对哈尔滨公务员队伍进行了媒介素养调查，提出可以在各级党校、行政学院的教学中，设置关于新闻传播理论、危机管理和新媒体挑战等课程，结合类似非典、松花江水污染和汶川地震中的信息传播现象，有针对性地开展理论和实践教学，帮助公务员系统地认识媒体，并探索灵活运用新闻媒体开展工作。也有学者以40余位中国各行业的知识精英为研究对象，通过深度访谈法来研究这个群体的媒介认知观念、接触行为及参与实践等，由此考察中国知识精英的媒介素养现状。
　　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后，有学者对上海股民的媒介素养现状作了分析，调查发现，股民希望大众传媒提供更多个性化和针对性强的信息服务。给予普通股民更多的人文关怀。文章认为股民需要合理地选择媒介及分配使用时间，注意从不同媒介中汲取“营养”。
　　
　　三、社会现象的思考
　　
　　从媒介素养的角度去思考某些传播现象和社会问题，已经是研究新媒体受众的一个重要取向。2008年研究关注的现象和问题主要有：“网络暴民”现象、大学生消费主义文化倾向等。
　　有文章关注了近年来频频发生的“网络暴民”现象，“网络暴民”现象及网络言论自由与保护人格权等问题的探讨引起了新闻传播学界和法学界的关注，作者从媒介素养的视角对这一问题进行审视，期望通过对媒介本质、作用的认识培养网民以独立的、批判的眼光看待媒介信息以及建设性地使用媒介的能力，从而维护公民与媒介、社会的协调发展，进而探求网络舆论空间健康发展的路径。0有学者认为，“人肉搜索”是否等同于网络暴力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需要区别不同情况分别对待，不能将“人肉搜索”直接与网络暴力划等号。有学者提出应把暴力的“人肉搜索”引导到友善的“人机搜索”上去，“人机搜索”已经在某些领域显现出了其积极作用。比如，在汶川特大地震中，很多人和身在震区的亲友失去了联系，腾讯网适时推出了SOSO寻人功能，动员网络力量搜寻灾区群众信息。作者认为，“人机搜索”应用的过程中出现最多的是网民的个人行为，所以，加强网络自律，提高网民索养是杜绝暴力的“人肉搜索”的有效途径。
　　有学者从提出了身处消费文化重围的青年受众的媒介素养问题，认为大众传媒中的广告画面刺激着青年潜在的消费欲望和需求，媒体会在“时尚”与“个性”之间划等号，诱导他们以追逐时尚作为彰显个性的方式，作为凸显身份和个性的一种标志，从而使他们产生一种非理性的、以相互攀比为目的的消费行为。作者提出，加强青年人的媒介素养教育，提高对消费社会的解读能力，提高大学生的媒介批判反思能力，是其社会化进程中的一个节点。
　　
　　四、港台地区与国外媒介素养教育的译介
　　
　　2008年的相关介绍论文涉及有台湾地区、英国、美国、德国等，使我们对其媒介素养发展的历程，实践经验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对我们的研究和实践也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有文章介绍了台湾地区的媒介素养教育，指出其最大的特点是实现教学实例本土化。在其媒介素养教学中几乎每所大学皆采用台湾的实例。此外还提倡和重视“学伴作用”，强调体验式学习。再次，文章介绍了其校外教育的重要方式――媒体互动实践，主要包括分离(“媒体观察”)、抗拒(改进--媒体内容、改进媒体组织和改进媒体制度三个层面，提出媒体作为媒介素养传播者的重要角色，其重要作用不容忽视。
　　有学者介绍了德国青少年媒介素养培养领域中的“批判型受众”这个重要理念及实践，结合当代德国著名的青少年媒介素养教育杂志――Spinxx.de的项目案例，指出在新媒介情境下，“批判型受众”培养模式的作用与意义。
　　英国的媒介素养教育已经有80多年的历史，经历了从民间自发实施到被纳入国家课程的过程，并在中等教育证书考试中也设立了媒介方面的科目，在对其教育成果和特色予以肯定的同时，有学者也对其媒介素养现阶段呈现的问题和不足有所分析，如缺乏充足的师资训练，尤其是职前培养体系缺乏，造成从事媒介教育的教师却缺乏媒介背景，教师只是单一地、机械地按照某种课程要求去履行教学任务的话，其教学效果不会太好。
　　有学者翻译了媒介素养美国联盟(AMLA)创建人之一，著名媒介素养教育专家瑞妮?霍布斯的《媒介素养教学方法和教师培训》一文，作者指出，由于全球文化急剧变化以及素养在提高个人、社会和文化发展中的作用，如今的素养概念已经扩展为包括数字、视觉和电子媒介以及流行文化在内的一种内涵，这也就提升了媒介素养教育对个人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作者提出开展媒介素养教育可以在正规和非正规教育环境下进行，提出媒介素养的几种教学方法：批判性问题、近距离分析、对媒介消费行为的反思、媒介制作等；还有学者翻译了来自美国阿巴拉契州立大学教授的肯斯汀?大卫的《媒介素养：美国的发展和国际溯源》一文，文章追根溯源，参照澳大利亚、英国及加拿大媒介素养教育模式。探索了在全美实施包括师资培训在内的媒介素养教育的多学科途径。
　　
　　五、研究方法
　　
　　从研究方法来看，对特定群体的研究方法上基本上都采用了定量的实证研究方法与定性的方法结合，如有学者在对四城市2409名市民随机面访调查，从媒介素养的两个维度――媒介信息处理能力和媒介参与意向，探讨了个体政治认知、人际讨论模式、媒介使用、媒介评价和媒介参与功效意识对它们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尽管特定群体研究有很多采用了定量分析，但有不少调查设计简单，调查对象选取的不科学，数据研究也很少涉及变量之间的关联度分析，所以显得解释力不够强。
　　值得一提的是，《媒介素养教育行动的动员与组织――以复旦大学“媒介素养行动小组”为例》一文，从社会学的角度切入。采用了人类学、社会学意义上的“参与观察”、“深度访谈”等方法。对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的20余名志愿者组成的媒介素养教育行动小组的“小小看媒体”的青少年媒介素养教育推广行动做了近距离的观察和分析。小组在复旦大学附近的两所小学中开设了两周一次的媒介素养教育兴趣班，以互动的课堂形式、深入浅出的语言为四年级小学生教授媒介素养的基本知识，指导小学生正确理解、建设性地享用大众传播资源，培养健康的媒介批评能力，使其能够充分利用媒介资源完善自我，参与社会发展。作者分析了这项活动作为“新社会运动”的草根性、自发性、广泛性，为媒介素养教育的推广提供了很有价值的实践参考。
　　
　　六、研究理论述评
　　
　　有学者对10年来我国媒介素养研究做了梳理分析，认为媒介素养研究在经历了“高歌猛进”之后，需要一个阶段来进行反思。认为目前的研究存在“泛媒介素养化”的倾向。另外，作为交叉性的研究领域，媒介素养虽然同时受到了教育学和新闻传播学研究者的关注，研究的学科交叉性还不够强。在新闻传播学的框架内，研究者容易看到媒介媒体对个人和社会的影响，研究的取向往往也是借用了以往“效果研究”、“受众研究”的路子。但在教育学的视野中，研究者更喜欢用“信息素养”来代替“媒介素养”。作者提出，媒介素养要真正落实到实践领域，单靠学术界是不行的，必须要得到新闻界、政府相关部门和其他社会组织的推动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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