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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预防腐败局日前公布的《2011年工作要点》中首次提出要“引导社会力量有序参与预防腐败”。 　　要让社会力量参与反腐，公民公益诉讼制度不可或缺。公益诉讼是指一定的机关、社会团体或公民为了维护公共利益，依法对违反法律法规，给国家、社会公共利益造成损害的行为人提起诉讼，追究其法律责任的诉讼活动。
　　目前，西方法治国家大都建立了行政公益诉讼制度。比如在意大利，一位市长因私动用公车送外出旅游的妻子到港口，被意大利消费者协会联合会告上法庭，最终被法庭以“侵吞公款”罪判6个月监禁。在日本，一位市长以“恳谈会”名义宴请其他官员，结果一普通居民认为市长的招待费用过高、违反法律，对市长提起行政诉讼，最后法院按照法律规定判令那位市长给付市财政32.8万日元。
　　既然国家预防腐败局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反腐，那么，更重要的是赋予公民诉讼权，谁若腐败，公民可以以公民名义随时随地控告他。
　　论者“小石子”在中国经济网撰文：给百姓起诉腐败的权利
　　春晚不仅仅是春晚，它是生活的自然延伸，它的话题意义，人们自觉或不觉得的创意发挥，使它具有了另一种文化生态意义。
　　无论它的成败如何，我们都要反思春晚的文化社会学意义与价值。这种央视文化专权，是不是最好的方式?奥林匹克运动会之所以成为世界级的文化体育盛事，就是因为雅典人放弃了专有主办权，世界各民族的文化得以融汇到奥林匹克文化之中。从文化多样性角度看，我更希望春晚由不同的城市去主办，或不同的文化区域申办。
　　这样一来，人们可能得到的更多是大文化生态上的强烈感受，而不会更多地去关注细节，关注主持人的高跟鞋，或某位明星的缺憾了。
　　论者吴祚来在《东方早报》撰文：“围观春晚”的文化生态意义
　　今天的公共事件基本都是具有重大法治意义的事件。即使在程序正义和言论自由的情况下，我们也不能期待谣言的消失。也许这种期待本身就违反了真相的原理和常识。但关键在于言论自由和程序制度构成了捍卫权利的重要制度保障。我们真正需要的是自由和真相之间的某种伟大的平衡。在每个人对事件真相的直觉和敏感后面，都有着丰富的内涵。这就是这个时代的特征。质疑不是谣言，真相要靠程序，它们共同构成了针对公权运作的压力机制。真相源于对权力的警惕，也源于某种责任伦理，离开这两者，真相就会成为一块遮羞布。
　　论者谌洪果在《南风窗》撰文：谣言与真相
　　“感谢政府、感谢国家。要是这个世界上没有这么多的烂事。恐怕我现在还是一个拿着电脑去上黄色网站的烂人。
　　”
　　在网上以敢言著称的五岳散人，事实上身份是《中国日报》总编助理，他被评为“十年给力网络公民”后，非常幽默地说道。
　　“这一事件冒犯了国家的尊严。”
　　意大利检察机构已经正式起诉总理贝卢斯科尼，罪名是滥用职权和嫖宿雏妓，对此贝卢斯科尼强烈谴责这一“令人反胃”的行为，并如此回击道。
　　“你去沙特阿拉伯或巴林吧，我们不要你了!”
　　埃及全国逾百万人游行，要求总统胡斯尼?穆巴拉克1月4日前下台。
　　“IT部门把他们吸收过去了。”
　　自去年7月以来，至少有20名科学家从印度的国防研究与发展组织辞职，印度国防部长的顾问萨拉斯瓦特对此抱怨道。
　　“我有一个梦想，贪污腐败该毙就毙，不管他人没入党。”
　　在《壹周立波秀》中，周立波道出了他的梦想，精彩犀利的言辞，赢得了场下观众的阵阵掌声。
　　用北京的地价，“买下美国”绰绰有余。
　　《中国经济周刊》援引学者估算称，2010年美国GDP总量预计为95万亿元，而2010年北京平均地价约8000元／平方米，按此计算，北京土地总市值高达130万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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