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基因到底有没有危害【基因为谁而“转”】

　　一场并不新鲜的科技伦理争论，被一纸“转基因水稻安全证书”悄然唤醒。这里，科学家的职业道德与商业利益、公众的科学素养和知情参与、国家的粮食问题及生态环境，又一次交织在了一起。
　　
　　北京的冬天寒气逼人，天气状况和蒋高明教授的心情有几分相似。坐在香山脚下的办公室里，满脸愁容的他向记者娓娓道来这个冬天发生的大事件――农业部为华中农业大学研发的转基因水稻颁发了安全证书，预示着转基因大米搬上餐桌已为时不远，此事引起了广大民众的担忧。“转基因水稻其利在商，对于食用者和整个生态环境而言，弊大于利!”蒋高明教授言辞坚定。
　　蒋高明教授是中科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著名的生态学家。这次农业部颁发转基因水稻安全证书，在科学界内部，只有他和中央民族大学生命与环境科学学院薛达元教授，对该证书的获批、其商业化种植前景提出了公开的质疑；此外，绿色和平组织也对此事表示了极大的担忧。媒体一片沸腾。
　　面对大众和媒体的呼声，以华中农业大学生物科学传媒中心为代表的国内科学界，通过撰文对此事进行了辩驳和澄清。另外，人民网还于近期邀请了三位“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委员”，就转基因水稻的相关问题进行了解答。
　　“在毒理学评价方面，转基因水稻的大鼠试验结果表明，对试验动物未见不良影响。”农_k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委员、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研究员杨晓光，以确凿的动物实验数据，推测出转基因水稻划人体没有负面影响，“长期食用也没有任何危害!”
　　受雇于美国某生物公司的方舟子也指出，转基因水稻大鼠、小鼠都能吃，为什么人就不能吃呢?尽管迄今还没有以人为实验对象的转基因食物实验，但是方舟子以“严谨的科学逻辑”推测出了“确凿的科学结论”。
　　然而事情远没有这么简单，转基因水稻的食用安全性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而已。 谁动了上帝的种子 在欧洲传统中，任何生物作为上帝的作品，都是神圣的；而转基因技术则是企图干预上帝精心的设计，按科学家的意愿再“创造”和“改造”生物。
　　“由于基因决定蛋白质合成，水稻的基因组中‘转’入一个外源基因片段，这个水稻就会生长出特定的蛋白质。吃了这种水稻的叶子，害虫就可被毒害致死。这便是转基因技术的基本原理。”蒋高明以科普式的语言给记者解释道。
　　转基因技术作为生物技术时代的标志之一，始于上个世纪80年代初。1983年，美国科学家在实验室第一次培育出了转基因烟草，标志着转基因植物的诞生。i994年，美国孟山都生物公司推出了转基因大豆及转基因番茄，并获得美国国家准许的推广资格，转基因作物的产业化和市场化就此开始。
　　以孟山都为代表的生物技术公司在生物产品商业化应用的前景下应运而生。“时至21世纪，转基因农作物产品作为生物公司的主要商品之一，已成为世界贸易竞争的主角。生物公司商业化研发并生产转基因作物，引领了植物转基因技术发展的潮流，又为公司收获了巨大的经济利润，从而形成了一套动力机制。”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赵功民研究员告诉记者。
　　然而，就在商业化生产的同时，转基因作物的种植引发了一系列科技伦理方面的争议。抛开人类能否干预自然、扮演上帝的角色不说，单是发生在1998年的“转基因马铃薯事件”就让全球民众恐慌了一把――英国科学家阿派特?普斯陶伊教授在电视节目上宣称，用某种转基因的马铃薯喂养大鼠，会导致大鼠体重及器官重量严重减轻，免疫系统被损坏。
　　该事件是第一个有关转基因食品安全的案例，它使得人们对转基因的抵制从英国波及到了整个欧洲。查尔斯王储曾这样说，“人类企图插足某个神圣的领域，然而我不打算让朋友和家人食用转基因食品。”
　　查尔斯的言论得到了很多公司以及欧洲民众的响应，此后，关于反对转基因技术和转基因生物实验的呼声和活动就没有停止过。因此，欧洲的转基因技术一般仅限于实验室，在商业化种植方面则较为保守。而在生物技术公司大行其道的美国，转基因作物的研发和商业化种植都较为积极。
　　但是，争论不曾停止。
　　
　　奇妙的“科学共同体”
　　
　　1998年，阿派特?普斯陶伊教授的实验结果并没有获得业界科学家的认同，相反，有很多生物学家指出其实验的漏洞，并指责其结论不够严谨；当然，英国皇家学会最后组织专家调研，也没有完全推翻他的实验结论。
　　该事例成为了华中农业大学生物科学传媒中心反驳蒋高明教授的例证。
　　博文《蒋高明对转基因的质疑可以休矣》有这样的句子， “由于普斯陶伊的实验工作差错百出，其结论是不可信的。随后，其所在的研究所宣布劝退普斯陶伊，并声明不再对其言论负责。这个10年前已有定论的事件，现在还被蒋博士和其他一些人拿来炒作，显然是很不严肃、很不负责的，有‘忽悠’公众之嫌。”
　　然而，事实并不是这样的。著名黑猩猩研究专家珍古道尔在最近发表的著作《希望的收获――食品安全关乎我们的心灵》中写道，普斯陶伊教授被除名后，有些科学家出面为其辩护，极力维护其科学家的人品；他的文章也在著名医学杂志《柳叶刀》上重新发表。“一方是生物技术公司的商业利润，另一方是人类、动物和环境的健康，争论会持续下去。”珍古道尔在无意间揭示了科学领域的一个关键性问题。
　　1962年，美国著名的科学史和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在其经典著作《科学革命的结构》中对“科学共同体”进行了全面的定义――有共同的探索目标、掌握着大致相同的文献并且接受相同的科学理论的一群科学家，就组成了一个科学共同体。如果以政治作比喻的话，科学共同体相当于党派，科学革命则相当于政治制度的变革。科学的发展就是一个科学共同体替代另一个的过程，库恩将其称为“科学的革命”。比如，牛顿和爱因斯坦就属于不同的科学共同体，因为他们对物理学的基本假设持不同观点；如果他俩能见上面，一定会吵得面红耳赤。
　　现代社会，以生物技术公司为背景的转基因科学家群体，也形成了奇妙的“科学共同体”。
　　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田松副教授告诉记者， “研究某领域的科学家，绝对不说该领域的坏处。只有说他好，才会拿到基金，拿到课题。而个别有道德感的科学家，即使站出来，指责自己领域的问题，也会迅速地被边缘化，被这个领域所抛弃，所以从科学共同体内部反思本领域的科学几乎是不可能的，这是一个悖论。”
　　这就解释了普斯陶伊被除名的根本原因――他的实验引起的恐慌使转基因公司损失惨重，也使受雇于生物技术公司的转基因科学家群体丧失大量资助。
　　受雇于美国某生物公司的方舟子，在倡导转基因方面呼声颇高。从2001年开始，方舟子就公开发文，极力支持转基因作物的种植和转基因食品在中国的销售。有关人士指出，以“学术打架斗士”闻名 的方舟子，是打着科学家的名义为美国生物转基因公司唱赞歌的典型；他的周围形成了大批的拥趸者，也在暗中结成了强大的利益链条。
　　方舟子对转基因植物的观点，在一个名叫“亦明剥壳”的博客中阐述得十分详尽。亦明将方舟子的观点总结如下：其一，转基因食品安全、绿色，营养全面，而且能解决世界粮食危机，对此，在国内销售转基因食品，完全可以不加标注。其二，反对转基因的人都是无知的、反科学的、制造恐慌和玩弄阴谋的分子，其三，对于支持转基因的人，都归为无私的、正值的和为科学献身的科学家。而对于基因污染问题，方舟子的观点是，不能排除转基因生物对环境造成的基因污染，即使污染了，也无所谓。
　　“亦明是一位神秘的人物，我们谁也不知道此人的真正身份。不过从他的文章看，他有深厚的生物学背景，在专业领域内应该做得很出色。而且，此人对方舟子的研究，表现了精深的文献考证功力，心理分析功力，逻辑推理功力，这份功力，做史学家，做记者，都是一流的。他对方舟子的剥壳，是对当今中国的一大贡献。”田松副教授告诉记者。
　　从普斯陶伊与方舟子的例子可以看出，在“科学共同体”维护其团体利益的过程，就是剔除异己的过程。“‘干什么的吆喝什么’，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三分之二是搞转基因的科学家，很多人持有转基因专利，或正在申报专利，有些还有自己的转基因公司。在生物安全委员会里，环保和食品安全方面的专家非常少。”蒋高明阐述道。
　　
　　无处安放的公众
　　
　　“我们曾多次检测过超市出售的食品，其中含有大量的转基因成份，但是包装上并没有注明；或者虽有注明，但是并不显眼，对消费者有一定的误导性。”绿色和平组织北京办事处农业项目负责人方立锋告诉记者。
　　绿色和平组织从2001年我国进口国外转基因玉米、大豆开始，就一直关注转基因的食品的安全问题。对于本土化种植的转基因棉花、木瓜等作物对环境的影响，基因污染等，该组织也进行了长期的跟踪和调研。
　　方立锋提出的是一个公众对科学事件知情权的问题。“科学家和大众之间的鸿沟由来已久。现代社会，学科发展愈来愈精微细致，以至于同一学科不同分支的科学家之间，都难以进行交流，更别说大众和科学家了。”北京大学哲学系朱效民副教授告诉记者。
　　因此，才出现了以方舟子等人为代表的科学主义者，认为只要是科学，就是对的、好的、毋庸置疑的，而把公众当成纯粹的科学盲，认为公众没法理解科学、科学家就可以为公众做出决定――对转基因食品不予标注的建议就是例子。
　　“现代的科学家和以前的科学家有根本的差别，工业文明前的科学家也是哲学家，他们探索未知世界的时候仅仅是出于人类的好奇心；而现代科学家和利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因为科学已然成为了资本的‘帮凶’，科学家也仅仅变成了一种职业。”田松副教授这样说。
　　而现代的人类，已经离不开科学技术创造的生存环境，正如海德格尔所说的――“技术摆置着人，并强求自然”。一般的科学家作为科学共同体的成员，只会赞颂科学的好处，但是却少有人言及科学的另一面。朱效民副教授说， “爱因斯坦二战时建议美国发展原子弹；但是战后又公开宣传核武器、核反应的危害。他的作风代表了科学家的良知。”他接着说，科学本身是双刃剑，但是科学家应该有责任和义务告诉公众科学对社会的负面影响。
　　以转基因作物为例，转基因的鼻祖英国向来都遵守“潜在风险原则”。比如转基因食品对人体的影响，在当下表现不出来，但是可能在后代中表现出来，这就叫潜在风险。也就是说，在转基因种植不能排除潜在风险的情况下，科学家和政府一般持谨慎的态度。 对于相关科技政策的决定，西方发达国家普遍采取一种“共识会议”的形式，对科学进行大众科普，科学家将科学知识、正面和反面的科学后果讲述给参与的公众。
　　“共识会议对科学议题的讨论，完全是公开、透明的。选择权最终交给公众，科学家、科学知识仅仅作为背景呈现。”朱效民副教授这样说。
　　而在我们国家，转基因作物的安全证书只由农业部、农业转基因安全委员会来决定。委员会的成员之一、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彭于发教授比喻道，“水稻转基因安全证的颁发就像结婚证一样，没必要把这个‘结婚证’发布到网上，让大家都知道。”言下之意，转基因是否安全，也是科学家和农业部的事情，和公众没有关系。
　　“但是公众是科学后果的直接承受者，公众有权利知道转基因作物的危害；公众也有权利参与转基因水稻的审批过程中。”蒋高明教授告诉记者。
　　国际性转基因安全管理条约《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中明确指出，转基因生物的决策过程，公众有绝对的参与和决策权。2000年，中国在该“议定书”上郑重签名；2005年，国务院正式批准了“议定书”。
　　然而，中国公众在重大的科学事件中，尤其类似转基因水稻安全证书颁发这样的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仍旧是不明朗的。
　　
　　“有罪”的证据
　　
　　田松副教授还提出这样的观点，以往科学在中国的姿态往往是“无罪推定”式的，也就是说，只要不能证明某具体科学有害之前，则视其为无罪的；而如今，科学带来的负面影响迫使人类不得不对科学采取“有罪推定”的态度，即在证明其无辜之前，则视其是有罪的，要谨慎对待其结果的应用和推广。《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也提出了类似的“谨慎原则”。
　　和三位应邀到人民网的农业转基因安全委员会委员的声音不同，以蒋高明、薛达元、绿色和平组织为代表的呼声令人担忧。他们不是方舟子所谓的没有严谨的科学根据，他们也不是方舟子眼中不懂科学的“愚昧公众”。
　　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在国外早就争议不断，不止“转基因马铃薯事件”一个案例。2007年，法国科学家证实，孟山都公司出产的一种转基因玉米对人体肝脏和肾脏具有毒性。2008年，美国科学家也证实了长时间喂食转基因玉米，小白鼠的免疫系统会受到损害，该研究成果发表在同年《农业与食品化学》杂志上。2009年12月22日，法国生物技术委员会最终宣布，转基因玉米“弊大于利”，这等于转基因作物种植在法国的永久废除。
　　蒋高明教授介绍道，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是一方面，而转基因作物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即基因污染是另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1999年的“帝王蝶事件”、2001年备受关注的“墨西哥玉米基因污染事件”、2002年的“转基因玉米混进美国大豆事件”、2006年“转基因大马哈鱼逃逸事件”，等等，都成为转基因作物实验或商业化种植过程中，基因污染对生态环境影响的典型案例。
　　赵功民研究员说， “基因污染无异于 核扩散，原因在于它是世界上惟一能够不断增殖、扩散且又无法清除的污染。”更进一步，赵功民研究员将转基因技术诞生以来所关涉的伦理问题归结为三个方面， “转基因食品对人体健康的影Ⅱ向”、 “基因污染”和“基因武器”。前两者就现状而言，争论较为激烈、需谨慎对待；而基因武器则是对未来的预测而言，防患于未然。 薛达元教授在2000～2002年，针对在我国大面积种植的转基因抗虫棉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情况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撰写了严谨的科学论文。
　　绿色和平组织的方立锋将该论文的核心内容总结为：转基因棉在短期内克服了棉铃虫，但是其它害虫成为主要害虫、并更为猖獗，因此使用农药不会减少；另外，随着种植时间增加，棉铃虫就会适应这种棉花，转基因失去了其效用。由此，从长远的角度来看，转基因并不能解决减少农药使用的问题，相反，转基因种子公司成了棉农的主宰者。
　　转基因科学家、农业转基因安全委员会的专家专家们，闭口不为大众“科普”转基因食品的潜在危害，而是以科学家十足的底气，预测转基因水稻的安全性、对人体无任何损害。
　　这种“科学”的态度，应该接受公众的质疑。
　　
　　“绿色再革命”的困境
　　
　　以人口大国印度为代表的 “绿色革命”，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绿色革命利用杂交的方法改良种子、改善灌溉技术、使用化肥和农药等一系列措施，使得粮食产量取得了革命性的进展。我国的杂交水稻，也在全球“绿色革命”的范围之内。
　　1990年，在全球粮食理事会部长会议中，代表们首次提出了“第二次绿色革命”的概念。2008年，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在全球粮食安全高级会议上重申了农业生产再次革命的迫切性。潘基文指出，时下全球粮食危机初步显现，凭借第一次“绿色革命”的相关技术及农业生产改进为增长中的人口提供粮食，已经显得力不从心。
　　田松副教授指出，工业文明的典型特点就是向自然的无限掠夺，矿产、石油、森林、土地都成了人类榨取价值的对象，当代人实际上是在从子孙后代手里抢夺资源。第一次绿色革命就是个典型的例证，最初看起来皆大欢喜，是新的技术凭空导致了粮食增产，但是在十几年后，导致了严重的后果，当初的增产，可以看作是从十几年后掠夺来的。第一次绿色革命之所以失败，原因也在于此。
　　因此，转基因技术被列为第二次绿色革命的“技术系统”之列。生物科学家认为转基因最大的优势在于：提高粮食产量，减少农药的使用；保护生态环境、解决粮食问题。
　　然而历史的教训告诉我们，事实并非想象的那么简单。
　　蒋高明教授说： “20世纪90年代中期，在转基因巨头游说下，阿根廷政府放弃传统粮食生产，改为转基因大豆(抗农达)商业化种植，该国成了开发转基因作物的最大实验室。遗憾的是，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转基因大豆单位面积除草剂和农药用量，不但没有像他们鼓吹的那样降低下来，反而上升了。……传统的谷物、小扁豆、豌豆和绿豆田几乎消失殆尽。阿根廷整个国家的粮食主权拱手交给了转基因巨头。”
　　农药污染依旧、生态环境破坏、粮食主权堪忧，这就是发展转基因作物种植的直接后果。
　　由此可见，解决人口大国的吃饭问题，转基因水稻并不是唯一之计、更不是长远之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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