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落春仍在作文 花落春仍在

　　2010年9月6日，编剧刘毅在其微博上发帖，“开学了，各地教材大换血”――他列举了20多篇“被踢出去”的课文，比如《孔雀东南飞》、《药》、《阿Q正传》、《纪念刘和珍君》、《雷雨》、《背影》、《狼牙山五壮士》、《鲁提辖拳打镇关西》、《朱德的扁担》等。其中涉及鲁迅的多篇作品，因此刘毅称之为“鲁迅大撤退”。此说一出，舆论哗然。
　　很多网友为鲁迅叫屈，认为删除鲁迅的大量经典作品无论对老师教学还是对学生学习都不利；认为中国教育确实需要改革，但这样做有点矫枉过正了。但也有相当部分网友力挺新语文教材，认为鲁迅的很多文章到现在确实没有意义了，应该更换。
　　原中国作协副主席黄亚洲对此也表达了自己的看法：鲁迅的一些作品，如《装在套子里的人》、《变形记》等都是很优秀的作品，从隋感上来说，对删除了的文章感到可惜：但是理性地想一想，他认为时代、人的思想观念等都在变化，那么作为孩子的一种精神营养食谱的教材，也应该做些调整。他建议家长和老师可以让孩子在课余读些经典的文学作品。对于新语文教材加进去的课文的好与坏，他不敢妄加评论，但肯定了与时俱进是个大原则。
　　很多学生认为鲁迅作品很难读懂，文字较晦涩，半文言半白话。又拗口，背起来太痛苦。因此当新版语文教材减少了鲁迅作品的消息传出后，很多学生大声叫好，
　　有的老师认为鲁迅的作品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中国文化不可没有鲁迅。但是，我们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教材中鲁迅的某些作品已经与时代脱节了，并不是很适合现在的学生阅读。若一定将其视为经典，让师生共同在课堂上“无滋无味”地诵读，则是一种对时间和生命的浪费。所以少放一些鲁迅作品，留出一定的空间给其他作家，让学生呼吸到更多的新鲜空气，有助于开拓学生的阅读视野。
　　北大教授温儒敏认为作品增减是课程结构调整的需要，也是适应现在中学生心理成长的需要，同时符合教材语文性的需要。随着时代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教材的改动是正常现象。鲁迅的作品非常重要，只是过去在教材中占的比例过多，腾出一些位置来安排古今中外各种不同风格的名作，让学生的读书面更广视野更开阔，也是件好事，这不能说是“鲁迅大撤退”。
　　
　　鲁迅：几代人的情感记忆
　　
　　鲁迅作品从1923年开始入选教材，到现在已经在中学课本中躺了将近一个世纪，数量最多时达到31篇。民国时期选入教材的多是小说、散文。1940年以后，解放区的语文教材中大量增选鲁迅的“战斗杂文”，鲁迅成为共产党高擎的一面意识形态大旗，《有声的中国》和《野草?题辞》中的两段话常被引用：
　　“青年们先可以将中国变成一个有声的中国，大胆地说话，勇敢地进行，忘掉了一切利害。推开了古人，将自己的真心的话发表出来。……只有真的声音，才能感动中国的人和世界的人：必须有了真的声音，才能和世界的人同在世界上生活。”
　　“地火在地下运行，奔突：熔岩一旦喷出，将烧尽一切野草，以及乔木，于是并且无可朽腐。
　　但我坦然，欣然。我将大笑，我将歌唱。”
　　文革初，鲁迅作品一度被逐出中学语文课本。自1969年形势发生变化，鲁迅杂文被全面收编，进入政治话语体系。
　　“文革”结束后，中学语文教学缓慢恢复，一些更温和的作品被选入中学课本，而与政治紧密相连的杂文则逐步减少。从改革开放到20世纪90年代初，语文教科书中选入的鲁迅作品有30篇左右。其中时代性、政治性强的杂文有所减少。鲁迅那些回忆童年、缅怀师友、人情味浓的散文成为各种版本教科书的主要入选对象，新课改以来鲁迅作品的总数量与以前相比有所减少，而维持在15篇左右。值得一提的是，2001年版《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语文》七年级上册入选的《风筝》一文，曾在民国时期的中学语文课本中出现过。有趣的是，这篇描写兄弟之情的文章，也是我国台湾地区新版国文教材中鲁迅作品的唯一入选者。
　　鲁迅的文章无疑承载着几代人的共同记忆。
　　
　　教育部：语文教材篇目基本未变
　　
　　教育部表示，新课改以来，中学语文教材篇目基本没有变化。教育部新闻办提供的一份声明表示，目前有北师大出版社、山东人民出版社、广东教育出版社、江苏教育出版社、语文出版社、人民教育出版社等6家出版社负责高中语文课标实验教材的出版。经教育部核实，只有广东教育出版社对5个必修模块做了微调，其中将鲁迅的《药》更换为《祝福》。
　　此前，有媒体报道中学语文教材删除了多篇鲁迅作品，有不少之前统一使用的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语文教材的课文在新的教材里没再出现。
　　据了解，2001年以前，全国的中小学基础教材所用都是“一纲一本”，即一个大纲一本教材，都是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但教材改革后为“一纲多本”，就是一个教学大纲，可有多家出版社出教材。
　　此前苏教版初高中语文教科书编委王栋生称，在苏教版语文教科书中，《雷雨》一直在必修本中，《孔雀尔南飞》、《阿Q正传》在配套的《语文读本》中。针对鲁迅的作品数量减少的问题，王栋生也表示，苏教版高中语文选修教科书《鲁迅作品选读》就是为专门的选修课程而编写的，学生通过36课时的学习并经检测获得学分。
　　
　　傅元峰：经典应跟上时代
　　
　　(傅元峰参与江苏教育出版社版本语文教材编写，南京大学文学院博士)
　　傅元峰在接受《新京报》的采访时说，对新课改之后语文教材调整的争议已经成为一个普遍现象，在编写江苏版教材的过程中，编写人员没有在传统的人教社教材的基础上设想具体的篇目，结果大概有一半以上的篇目都有所调整，调整力度比较大。
　　对于教材版本的选择问题，傅元峰认为最主要的争议是在“经典”文章的是否选择上。对此，他对“经典”做出了如下界定：教材选文要有经典品质，即在入文的内涵上应该是丰富的，作为教材应该对青少年有良?引导；在修辞和叙事上，体现现代汉语内在韵致上应有独到之处；还应该是比较个性的，同时经得起时间检验的，不只是在那个时代被认定为经典的文章，而应该是较长时间后仍被认定为经典的文章。他认为要重新考虑什么样的选文在这样一个新的时代值得孩子们去学习。之所以会有人提出异议，是因为他们在当时教育模式下所提出的“经典文章”是上一个时代的教材中的“经典”。这些人仍保留有以前的审美习惯，但这些传统审美角度比较单调。有些对此提出质疑的人很可能缺乏对经典的判断能力，这也是单一片面的语文教育所留下来的恶果。
　　傅元峰明确表示，对鲁迅文章的调整并不是降低了鲁迅的地位，也不是否定了撤换掉的那部分著作，只是要引导学生去读鲁迅的其他文章。鲁迅作品可选性非常宽泛，可选择余地很大，这样一位经典作家有那么多经典作品，没必要一代人两代人一直看那么几篇作品，适当换换口味不会损失他的地位。
　　关于《朱德的扁担》和《狼牙山五壮士》这样的文章也被调整掉的问题，傅元峰认为：《朱德的扁担》和《狼牙山五 壮士》长期以来已经成为精神的标签或标志，在一些版本里没被选入不是从思想性上否定它们。它们传达出的英雄主义精神、爱国精神，永远是有价值的，只因其文学性和语文性不足，没有体现出汉语的美感和特质，所以可能会从中调整。
　　
　　温儒敏：能不能别那么关心语文?
　　
　　(温儒敏：气人教版”高中语文新教材执行主编)
　　温儒敏在接受《南方周末》采访时说，网民“听风就是雨”说明大家还是很关注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网上很多人不完全了解事情的真相就随意发表议论，甚至要痛快地谩骂，对此不必认真。但这轮争议是某些媒体不经调查就捕风捉影炒作起?的。因此他呼吁媒体不要过度“关注”基础教育的语文教学，更不要对此进行过多的炒作，
　　温儒敏认为，课程结构变化与整个课时减少决定了鲁迅作品在必修课中数目的减少，这样做是为了让学生真正成为学习的主体。但是，在另外新加的选修课教材中，又保留甚至增加了鲁迅作品的数量，所以，2004年前后人教社出版的高中语文教材，并非减少鲁迅作品篇目，而是调整篇目，
　　语文教学必须培养学生对文化的尊严感，有些当代文章好读，学生也会有兴趣，但经典性不够，或不太适合教学，就不一定选。人教版选用当代的文章并不多，但大都是名家之作。必修课5册，共选有80篇课文，和以前版本重复选用的占60％；选文中经典名作有70多篇(含古代的30多篇)，占全部课文的85％以上。
　　鲁迅先生的一些作品对于现在的中学生来说可能太深了，让他们读起来不容易懂。此次新增加另外一些名家作品，如余华的《十八岁出门远行》、海明威的《老人与海》、蔡元培的《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讲》、史蒂芬，霍金的《宇宙的未来》、巴金的《小狗包弟》等，都是新课文，是美文，各种类型、风格都有，这5年使用情况表明，师生对这些课文都是比较认可的。
　　温儒敏说，鲁迅是近百年来对中国文化及中国人了解最深的思想者，也是最具独立思考与艺术个性的伟大作家，教材编写必须重视鲁迅，但重视不等于选文越多越好。
　　过去选文过于侧重思想价值，不太考虑时代“隔膜”，包括“语文要素”与可读性等要求，加上教学受制于考试，结果鲁迅作品就难教难学，甚至让学生腻味、反感。据说中学生中流传几句顺口溜：“一怕文言文，二怕写作文，三怕周树人。”虽是玩笑话，也可见鲁迅作品对孩子们来说，的确比较难。所以鲁迅作品到底选多少，选哪些，以什么教学形式呈现，放在哪个学段，都是要认真研究的。教材改变是正常现象，不应仅盯着几篇课文，选文面太窄不利于学生阅读兴趣的培养。
　　
　　周海婴、周令飞：鲁迅是谁?
　　
　　一
　　鲁迅是我们的亲人，可是现在却感觉这个鲁迅离我们很遥远，好像已经不是我们家里的人了。我们背负着鲁迅儿孙的重负却几乎不能直率地表白。当把所有鲁迅遗物捐出去以后，我们从此就开始被当成了摆设。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家属很疑惑，如果这种权利也被剥夺的话，这是否还符合鲁迅的原意，而一个并不符合鲁迅原意的社会还怎能做到理解鲁迅和传播鲁迅精神呢?我们一直有一个想法，就是想写一篇名为《我想触摸活着的鲁迅》的文章。我们的目的就是希望鲁迅能够真实地活在21世纪青年人的心中，让他们活得更好，活得更有意义，更能促进中国社会朝着健康文明的方向发展，假如鲁迅作为一个时代的符号有理由，也有必要走下去的话，则必须给青年人广个有血有肉的鲁迅。生活中的鲁迅其实是个爱开玩笑、非常幽默和蔼的人。从鲁迅的外貌上来说，我们想还他的是这样一个原本的形象，说老实话，我们迫切地需要表达我们家属对鲁迅的认识。
　　事实上，对鲁迅的宣传和纪念始终都与对鲁迅的认识相互联系着。作为鲁迅的家属，我们对这一点尤为敏感。鲁迅与现代中国社会的变革的关系是很密切的。因此，鲁迅与现代中国革命历史的关系也就显得格外醒目。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时间里，鲁迅受到了来自政治意识形态的特别重视，鲁迅的革命性开始逾越他的文学家和思想家的身份而得到了特别强调。在以往很多描述鲁迅的文字中也把他刻画成了一个喋喋不休，拿着匕首和投枪的战士形象。形象是双眉紧蹙严峻凝重的，思想是革命化战斗化的，没有个性和生活，其他方面似乎都淡化掉了，只剩这么一个壳，甚至在对这个壳的描述中，也忽略了他作为思想家、文学家的存在，离开了他作为一个最根本的文学家这样一个位置。我们总觉得这样的鲁迅很空洞，我们不认识这样一个鲁迅。以后，中国的现行教育体制也把这个特别“革命化”了的鲁迅形象以知识普及的形式传播给了一代代中国人。即使到了21世纪的今天，我们中学语文课本里的鲁迅形象也还保留着浓厚的意识形态化的特征。这个意识形态化了的鲁迅体现更多的实际是一种实用价值，而他的思想价值和文学价值则被大大地简化了。
　　……
　　因此，我们的不安显得尤为迫切。在已经存在的对鲁迅的认识和理解中，鲁迅的真实形象显得遥远而模糊。现在我们虽然在很多地方可以听到鲁迅，鲁迅也还是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呈现着，但是这样的鲁迅并不是非常真实的。根据我们的不完全调查，现在青年一代已经开始淡忘鲁迅了，如果你去问他们“鲁迅是谁?”，他们就会说对敌人“横眉冷对千夫指”，对人民“俯首甘为孺子牛”，这都是一个已经“阶级斗争化”了的鲁迅，一个除了用“战士”这个名词来说明以外就找不到词汇来说明的鲁迅。对于鲁迅在20世纪所做的工作及其对推动中国社会现代转型的历史意义，他们几乎没有什么了解，所有这些都令我们十分不安和迷惑。因此，如何让鲁迅活在2l世纪青年人的心中，这是一个需要全社会共同来关注的大问题。而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恐怕首先在于回答“鲁迅是谁?”这样一个问题。那么，鲁迅是谁呢?
　　
　　二
　　“立人为本”是鲁迅精神的灵魂。实际上，鲁迅从青年时代起就自觉地把自己的全部精力投入到了推动中国社会向现代转型这样一个巨大的社会工作中去了。国族遭受凌辱的历史困境曾使鲁迅十分痛心，这激发了他对人的精神麻木，尤其对中国人的精神麻木的自觉而深入的关注。他在《呐喊?自序》里写道：“这一学年没有完毕，我已经到了东京了，因为从那一回以后，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只有当具有个体尊严和独立思考能力的人陂确立起来，一个现代意义上的中国的崛起和强大才是可能的。”鲁迅在这里讲到的个体尊严和个体意识的觉醒就是他“立人为本”思想的精髓。
　　鲁迅讲的个体尊严，代表着现代人的价值理念，这种观念表明每个个体都有充分发展自我、享受幸福的权利，同时，他也完全拥有个人独立思考的权利，这是每个人的天赋人权。人不应该因自己的独立思考遭受损害，这是一种普世 价值理念。而个体意识的觉醒则意味着个体对自我的生存价值的关注与自觉。拥有这种个体意识的人会自觉地要求自己活出一个样子来，他会活得很有尊严，也很有魅力。所以，一个人有了这样的意识，他就具有了真正的勇气，就可以“横眉冷对千夫指”了。他也就可以拥有“一个人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这样一种坦荡的胸怀了。所以，个体意识着重于人的生命价值和意义的追求，以及人的精神气度的养成。
　　拥有了个体尊严和个体生命的自觉意识，也就拥有了鲁迅所说的“自信力”。而这些拥有自信力的人，才是中国的脊梁。鲁迅在《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一文中就说：“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所以，鲁迅接着指出：“要论中国人，必须不被搽在表面的自欺欺人的脂粉所诓骗，却看看他的筋骨和脊梁。自信力的有无，状元宰相的文章是不足为据的，要自己去看地底下。”觉醒人的个体尊严，激活人的个体生命意识，这是鲁迅人格与精神的首要之点，具有个体尊严和清醒的个体意识是他特别看重的精神品质。
　　如果说“立人为本”是鲁迅思想与精神的灵魂的话，那么，独立思考则是他的骨髓，使“立人为本”这个灵魂获得了支撑。真正的独立思考意味着能够把批判精神体现出来。鲁迅在《野草》中描写了一个举起投枪的战士，这个战士的形象很大程度上就是他的自我形象。这就是说，鲁迅是自觉地把批判的重担放在了自己的身上，他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斗士。这里，批判的意思是一个人有勇气面对真实的世界，并且不依赖任何外在的权威做出自己独立的判断。鲁迅就是一个具有这种批判精神的斗士。特别值得强调的是，鲁迅的这种批判目的不是破坏、拆毁和颠覆，而是在于推动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建设一个强大的中国。他的建设性的意义是非常明显的。应该说，鲁迅对孙中山推翻千年帝制、亲手创建的新制是有感情的，是希望他成长壮大的。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一种希望和期待，他才对那些丑恶的、腐败的、麻木的、落后的现象怀抱如此深刻的愤怒。但在这愤怒后面难道不是跳动着一颗希望的心吗?所以，我们说鲁迅是一个为新文化理念去战斗的人。当看到一切阻碍着新文化传播的力量的时候，他是以合法的、和平的方式来捍卫新文化的；虽然有时候他使用讽刺与挖苦的笔调，但这仅仅是他的一种个人风格，是无可厚非的。
　　鲁迅是一个在文化上积极主张“拿来”的思想家。“拿来主义”就好像是鲁迅精神与人格的眼睛，体现的是他的气度、视野和眼光。他在《拿来主义》一文中这样写道：“我们被‘送来’的东西吓怕了。先有英国的鸦片，德国的废枪炮，后有法国的香粉，美国的电影，日本的印着‘完全国货’的各种小东西。于是连清醒的青年们，也对于洋货发生了恐怖。其实，这正是因为那是‘送来’的，而不是‘拿来’的缘故。”这“送来”的历史就是被迫、屈辱的历史。何以打破这被迫和屈辱呢?那么，就首先需要去拿来。所以他说：“总之，我们要拿来。我们要或使用，或存放，或毁灭。那么，主人是新主人，宅子也就会成为新宅子。然而首先要这人沉着，勇猛，有辨别，不自私。没有拿来的，人不能自成为新人，没有拿来的，文艺不能自成为新文艺。”拿来主义体现的是文化的气度、视野与眼光，是一种主动积极的态度。值得注意的是，鲁迅的“拿来主义”的立场是完全中国的。他是脚踩在中国大地而放眼世界的，一切拿来的东西都是为了我们自身的自强和壮大，所以，他与崇洋媚外是势不两立的，也不赞同无选择地乱拿。
　　韧性的坚守是鲁迅精神的手和足，从鲁迅身上我们可以看出，要做到韧性的坚守，就要面对三个东西：暴力、权力和软暴力。应该说，鲁迅对来自这三个方面的压力是做好了足够精神准备的。所以，他从来没有对暴力和权力屈服过，更没有被软暴力所腐化和动摇，尤其是软暴力，更有当今的现实意义。要知道，鲁迅当年的生活是很精致的，他当年的生活大概仍然是今天很多人追求的梦想；但是鲁迅从来没有因为自己拥有这样的生活就遗忘了自己对社会的使命，他对自己的使命和自我完成是充分自觉的。现在社会上流行的拜金主义思想很严重，对青年一代影响很坏，一个孩子在家里总是养尊处优、害怕困难，遇到一点点挫折就受不了，这很成问题。我们这个时代是一个软暴力处处显示威力的时代，如何在这样一个时代中使每个生命个体发育成型，拥有健全的个体生命自觉，这是很重要的问题，值得我们认真对待。
　　
　　周令飞：拒绝回应语文教材“鲁迅大撤退”
　　
　　针对“鲁迅大撤退”的热议，鲁迅之孙周令飞给出了一个标准答案：我不是教育学家，所以对教材删除多篇鲁迅名著不发表意见。
　　周令飞在上海鲁迅文化发展中心的同事告诉记者，“周先生平时私下都不讨论这个问题”。但是，关于周令飞的真实态度也不是无迹可寻。2009年上海鲁迅论坛期间，他就对此表露过自己的观点。他认为鲁迅选入中小学的文章多达20篇以上，堪称被教科书引用作品最多的作家之一，但许多篇目的选择和教法值得商榷。当时他对媒体表示，不一定非要让孩子学习那些生涩难懂的文章，就连鲁迅先生生前也曾说过：“中国书籍虽然缺乏，给小孩子看的书虽然尤其缺乏，但万想不到会轮到我的《呐喊》。”
　　周令飞目前所在的上海鲁迅文化发展中心成立于2002年3月，终身理事长为鲁迅独子周海婴，周令飞为主任委员。中心以“继承鲁迅文化遗产、保护鲁迅文物遗存，捍卫鲁迅崇高形象，弘扬鲁迅思想精神，发展鲁迅先进文化、促进社会文明发展”为宗旨，中心每年组织一次鲁迅论坛，创建了全国唯一经鲁迅家属授权的“鲁迅青少年文学奖”。据该中心工作人员介绍，周令飞平时一个月里有半个月在中心工作，“这是目前他唯一的工作”。
　　周景欣：我对太爷爷的文章没有那么强的共鸣
　　周令飞的大女儿周景欣高挑秀美，大学二年级时曾在中国台湾地区热门综艺节目《我猜、我猜、我猜猜猜》中出镜，一句“我的曾祖父是鲁迅”甫一脱口，节目片段、截屏相片便在网上热传。
　　周景欣高中时曾经从中国台湾地区转学到北京，在鲁迅中学念十一年。那一年她学习了《药》一课，“人血馒头”给了她极大的刺激，她说“那是他笔下那个时代氛围传递出来的压力，不是很愉快的东西。我是一个乐观的人，跟那个时代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是有距离的。”她很坦率，说自己读太爷爷的作品“有压力”，“他的文学作品对于我来说有一点不可思议，很沉重，他笔下描述的是一个压抑时代的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太爷爷的文章比较艰深，加上时代的隔膜，我们读起来并没有那么强的共鸣。现在生活步调很快，压力很大，如果看书，自然想读一些比较轻松的、能够舒缓压力的东西。”
　　
　　胡适：鲁迅的天才很高
　　
　　胡适对周氏二兄弟的作品一直就比较欣赏，评价颇高。在1922年8月的一篇日记里，胡适曾说：“周氏兄弟最可爱， 他们的天才都很高。豫才(按：鲁迅)兼有赏鉴力与创造力，而启明(按：周作人)的赏鉴力虽佳，创作较少。”胡适这里说周作人的创作较少，应该是指小说之类，他的小品文，数量并不少。
　　在当年早些时候，胡适写了一篇重要论文《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其中几处涉及周氏兄弟，可以一观。在论及外国文学难以古文翻译成功时，胡适举了“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十几年前，周作人同他的哥哥也曾用古文来译小说。他们的古文工夫既是很高的，又都能直接了解西文，故他们译的《域外小说集》比林(纾)译的小说确是高的多。”在举了一段译文例子后，胡适说：“这种文字，以译书论，以文章论，都可算是好作品，但周氏兄弟辛辛苦苦译的这部书，十年之中，只销了二十一册!这一件故事应该使我们觉悟了。用古文译小说，固然也可以做到‘信、达、雅’三个字，――如周氏兄弟的小说，――但所得终不偿所失，究竟免不了最后的失败。”
　　说到当时新文学(胡适有时称“白话文学”)的成绩，因为起步未久，胡适的估价并不高。可就在这估价中，唯独对周氏兄弟青眼有加：“短篇小说也渐渐的成立了。这一年多(1921年以后)的《小说月报》已成了一个提倡‘创作’的小说的重要机关，内中也曾有几篇很好的创作。但成绩最大的却是一位托名‘鲁迅’的。他的短篇小说，从四年前的《狂人日记》到最近的《阿Q正传》，虽然不多，差不多没有不好的。”
　　因为政见未合，鲁迅与胡适后来便由少来往发展到鲁迅常常地嘲讽或调侃胡适，而胡适却几乎没有发一句恶声。1929年，胡适应当时的教育部之邀，起草了一份“高级中学国文课程标准第二次草案”。其中“选读名著举例”里，除《儒林外史》、《红楼梦》等古典文学外，署名现代作家作品的，只有一个“鲁迅的小说集”。这样的位置，实在显现了胡适对鲁迅创作成绩的推崇。
　　
　　毛泽东：鲁迅是“三家五最”
　　
　　“鲁、郭、茅；巴、老、曹”，将鲁迅推上现代文学头把交椅的不是别人，正是一生从未与鲁迅谋面的毛泽东。
　　1936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及苏维埃中央政府致电许广平，称鲁迅为“民族最伟大的文学家、热忱追求光明的导师、献身于抗日救国的非凡领袖、共产主义苏维埃运动之亲爱的战友”。
　　1940年1月9日，毛泽东在陕北发表长篇演讲――《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演讲中称鲁迅为“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并给予鲁迅“三家(伟大的文学家、伟大的思想家、伟大的革命家)五最(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最高政治定位。
　　
　　中小学教材：不能忽视鲁迅作品的语文教育价值
　　
　　鲁迅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同时是中国近现代具有最强烈而深刻的现代意识的启蒙主义者。他那一篇篇风格独特的作品里包含着始终如一的以主体性为原则的启蒙理性，与世界现代性思潮相通又具有中国特质。在20世纪20年代末关于“革命文学”的论争中，在20世纪70-80年代人们对“文革政治”利用鲁迅的回顾中，在新旧世纪之交国外后现代主义思潮传入和国内一些社会因素的刺激中，都曾有入对鲁迅作品的时代意义和价值表示怀疑，直至今日，争论仍在进行中。
　　不同时期的人们似乎都以“时代变了”作为质疑鲁迅作品是否还有价值的根据。实际上，中国这样一个承载着几千年封建主义文化重负的国家，虽然近100多年来，在实现民族复兴艰难而坚毅的跋涉中，“器物”和制度都取得了一定的现代化，但从人的现代性素质来看，自晚清到现在，我们还与鲁迅同处在一个“启蒙”之中，鲁迅还是我们的同时代人，鲁迅作品仍然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照见我们所存在的缺失。
　　20世纪20年代以来，鲁迅作品不断被选入中小学语文教科书。在20年代初北京孔德学校编印的《初中国文选读》中就收录了《风波》、《故乡》、《鸭的喜剧》、《社戏》等。由胡适、王云五、朱经农校订的商务印书馆1923年出版新学制《国语教科书》第1册有鲁迅翻译俄国作家爱罗先珂的《鱼的悲哀》，第4册有《孔乙己》等，此后，国统区一些影响较大的教科书收入了相当数量的鲁迅作品。新中国成立以前，鲁迅作品共选入教科书有20多篇，如散文《秋夜》、《雪》、《风筝》等。当时，革命根据地教科书中也选入了鲁迅作品，如小说《孔乙己》、《一件小事》、《鸭的喜剧》、《非攻》，散文《风筝》，杂文《林克多(苏联见闻录)序》等。
　　新中国成立初期，鲁迅作品在中学语文教科书中的比例并没有突然增加，但随着新中国政权对国民意识形态的规整与重塑，鲁迅作品受到高度的关注，如1956年《初级中学文学教学大纲(草案)》中对鲁迅及其作品作了这样的说明：鲁迅的作品，在教学大纲规定的现代文学作品里占最大的分量。
　　此后几十年。鲁迅作品教学基本限定在这样的阐释体系中，鲁迅作为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三位一体的圣人形象从此在中学师生心目中树立起来，选入中小学语文教科书的鲁迅作品有3。多篇。在各种文体中，杂文数量最多。
　　鲁迅以其卓越的文学业绩为中国新文学的现代化开辟了道路，而这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因于鲁迅作品展现出来的现代自我意识，特别是对人的思想意识、人格感性的独特把握上。鲁迅先生在留曰生涯中就对国民性问题高度关注，据鲁迅的挚友许寿裳回忆，当年在弘文学院，他们常常谈到2个相连的问题：“一是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二是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三是它的病根何在……后来，鲁迅又谈到志愿学医，要从科学入手，达到解决这三个问题的境界。”
　　正像他的学名树人所暗喻的那样，鲁迅对国民性的认识而激发出来的是他那著名的“立人’思想，因为“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关键是要他们克服“麻木的神情”，使他们“改变精神”。于是，鲁迅作品表现出一种对千人“自我意识”的急迫追寻。心理感觉层面的问题不解决，理性觉悟就是一句空话。显然，鲁迅的这种文学选择在力倡人道主义“血和泪”的“五四”时期是极为深刻而独特的，而这深刻和独特应归因于鲁迅对“立人”思想的深刻理解。
　　所谓“自觉至，个性张”，鲁迅吁求的“自觉”更主要地体现在心理感知的意义上，在人与我的空间比较中确立自己的位置，这便是现代人起码的现实感知方法，是发现和发展自己个性的必要前提。于是，在鲁迅小说中塑造的人物形象身上，都突出地体现着这样灵敏的自觉。《狂人日记》里的狂人对自己的处境、前途就有着极清醒的心理自觉。基于这样的理解，我们才能真正看清狂人的心理是多么正常，他们那看似变态的精神委实是“自觉”的结果。
　　回眸百年中小学教科书，真正称得上经典的作家作品，似乎未必能排列出一份很长的名单。然而，无论这份名单是长是短，鲁迅作品永远是其中不可或缺的。只有教科书的启蒙使孩子在不同的年龄阶段感受到经典的不同魅力，这样才 会让他们获得心灵和精神的慰藉，让他们在品读语言文字时，将经典中的形象、情感留下，更为重要的是，将对生活、对语文的兴趣留下。
　　
　　藤井省三：所有日本学生都读过《故乡》
　　
　　在纪念鲁迅逝世70周年之际，藤井省三接受了记者专访。
　　当谈到对于鲁迅的评价时，藤井省三认为，对鲁迅评价分“变”与“不变”两部分，藤井省三说，《鲁迅选集》1935年由佐藤春夫和增田涉翻译出版，对鲁迅的文学作品在日本传播起到很大作用。一直到现在，它仍对日本人产生着影响，这一点没有变化。但解读鲁迅的方式因时代的不同而不同，在中国和东亚地区出现了各种解读鲁迅的方法，人们从各种不同的视角解读鲁迅，使鲁迅更富有魅力。这也是日本人对鲁迅作品兴趣不减的重要原因之一。
　　当谈到受鲁迅影响的日本作家时，藤井省三认为，受鲁迅影响最大的当代作家应该是村上春树。村上春树有一篇小说，名为《失败的Q氏》，题目中也有一个Q字，这一点和《阿Q正传》相同。鲁迅通过阿Q画出了当时中国的国民性。村上春树也是通过Q氏批判了日本的国民性。鲁迅和村上春树的共同点是：由于他们都经历了政治动荡年代，都有着失败的政治体验和友人死去的现实经历，这使得他们的作品都体现出了一种非常相似的失落感。一位中国学者曾问过村上春树读过哪位中国作家的文学作品，村上春树回答说是鲁迅，村上春树确实读过鲁迅很多作品，而且其作品受鲁迅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谈到鲁迅对普通日本人的影响时，藤井省三以日本的教科书为例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说明。他说，在日本五家出版社出版的中学语文教科书中，都收录了鲁迅的《故乡》。《故乡》在日本的普及有一个过程，1952年有一家出版社的教科书收录了《故乡》，后来逐渐增加，1972年中曰邦交正常化以后，所有的教科书都收录了这一作品。这就等于说，中曰邦交正常化38年来，所有的日本学生都读过鲁迅的《故乡》。日本高中语文教科书收录最多的是《藤野先生》和《孔乙己》，收录《藤野先生》是从中曰交流的角度出发，《孔乙己》中的主人公孔乙已是科举制度的牺牲品，与考试有关，考试对日本高中生来说是最现实的问题，对《孔乙己》容易理解。《阿Q正传》对中学教科书来说太长，中学生和高中生理解起来也有一定困难，所以没有收录到中学教科书中。但从大学学习中国文学的学生论文来看，写《阿Q正传》和《故乡》的最多。
　　关于现在研究鲁迅的意义，藤井省三认为。鲁迅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开山鼻祖，这一点不仅在中国，在东亚、在欧洲和美国都有定论。要了解中国现代文学必须研究鲁迅。鲁迅文学对国民具有引导的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说，他对现代中国的影响是极为重要的。他是在留日期间发现文学改造国民性的力量并开始文学活动的。他受日本明治时期的影响，在当时的时代氛围中考虑中国国家命运。从这个意义上说，在鲁迅的思想中也反映了当时中日两国的关系，因此，研究鲁迅有助于人们认识当时中曰两国的历史。
　　谈到日本鲁迅研究，藤井省三认为最大的特点之一是日本的实证研究很强。与中国实证研究和理论研究各占一半的情况不同，日本的实证研究所占比例为70％-80％左右，理论研究只占20％-30％，这是日本鲁迅研究的特点。另外，鲁迅对中国的研究者来说，是本国的作家，很多中国人研究鲁迅自身及其作品，不涉及比较，对日本人来说，鲁迅是外国作家，因此容易把鲁迅和日本作家进行比较。在日本，鲁迅比较研究成果多，世界其他地区的研究者研究鲁迅时，也有类似情况。
　　关于自己的鲁迅研究，藤井省三回顾说，20世纪80年代，主要研究俄罗斯文学经由日本对鲁迅发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如安特莱夫对鲁迅的影响等，并与日本如何接受俄罗斯文学影响进行比较。进入20世纪90年代，研究鲁迅《故乡》的阅读史，出版了《鲁迅(故乡)的阅读史》一书，仅从鲁迅小说《故乡》于1921年发表后被阅读和评论的变迁情况，运用传播美学和接受美学的批评方法展示20世纪现当代文学的空间，其中涉及了许多文学史未曾涉及的领域，与传统的文学史大不相同。3年前，他把鲁迅在日本、韩国、新加坡以及中国台湾地区的影响加以比较，出版了《鲁迅事典》一书。
　　
　　大江健三郎：极度绝望中的壮丽希望
　　
　　2009年，大江健三郎第六次来华。他此番来北京，是来领取由人民文学出版社颁发的文学奖项“年度最佳外国小说奖”。他的长篇小说《优美的安娜贝尔?李寒彻颤栗早逝去》获得了中国评委的一致好评，他提出，如果北京方面能满足他到北京的鲁迅博物馆参观，看看鲁迅故居以及到北大与学生们交流这两个要求，他愿意亲自到京领奖。
　　大江健三郎在北京大学演讲时说，他现在努力做的一件事就是营造青年平等对话的空间。“我在北大演讲，也在东京演讲，如果哪一天，北京和东京的青年因为都听了我的演讲而快乐交流，畅谈对我的演讲的种种看法，我觉得我的演讲起到了桥梁的作用。”
　　大江还提到自己的母亲是一位中国文学爱好者，对他走上文学之路有很大影响。他10岁开始阅读鲁迅作品，当时上小学五年级，从母亲处看到了日本岩波文库出版的《呐喊》和《野草》两部书。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一篇叫《孔乙己》的小说。他在中学阶段仔细品读了《故乡》，并把“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这段话工整地抄下来，以为镜鉴，在东京大学读书期间，他在校报上发表了一篇小说《奇妙的工作》，受到了一些批评家的关注，认为这篇作品表现出良好的现代意识，在传统小说占主体的文坛显得卓尔不群。他在此次北大演讲中坦言，其实这篇有些“阴暗”的小说，很大程度上是借鉴了鲁迅《白光》的写法。他说作品的发表和评论家的激赏给了自己极大的鼓舞，没想到母亲看后却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母亲说鲁迅的作品有一个光明的结尾，给人以希望。而他的作品却以绝望收篇。母亲的评论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的创作走向，同时鲁迅把大江引入绝望和希望的思想迷局中。
　　大江健三郎参观了鲁迅博物馆后，说“隔着五十年的光阴往回看，我明白了母亲的苦心，也明白了自己那篇作品中的绝望是‘廉价的绝望’”。并老实说“我现在也不能确定完全把握这段话的意义，但我会在我的有生之年继续品读”。他在演讲中，不止一次提到“年轻人都该好好读读鲁迅”。
　　大江的人生和创作也在绝望和希望的对立中挣扎。28岁时，儿子大江光诞生，头盖骨先天异常，脑组织外溢，语言能力停留在三岁幼儿的层次。这个打击让大江陷入困境。他曾有过抛弃孩子的内心挣扎，最终父亲的责任占据上风，他接受了这个孩子，并力所能及地开发他的智力。大江光现在已经能靠作曲获得自立。残疾儿子不仅没有成为大江文学事业的羁绊，反而成为一种持续不断的动力。他据此创作了《个人的体验》这部小说。鲁迅写道：“用这希望的盾，抗拒那空虚中的暗夜的袭来。”大江为绝望留下希望的微光，这点微光从黑暗中挣脱出来，终于朝霞满天。
　　中国作家协会主席铁凝在《以蓄满泪水的双眼为耳》这篇散文中写道：“(大江作品)的魅力来自 给人的心灵以垂直打击的思想力量，来自作家对语言和想象力不败的激情与敏感……来自作家精神深处极度绝望中的壮丽希望。”
　　
　　谢林海：“鲁迅大撤退”，花落春仍在
　　(谢林海：硕士研究生导师、副教授)
　　
　　鲁迅确实是一座大山，只是这座大山对于很多人来说意义不尽相同罢了。有的人以为鲁迅是座大山，尊崇的是鲁迅的人格魅力与思想高度，他们以鲁迅为师，乃大山的攀登者。与此相反，2009年就有人用所谓的“一怕文言文，二怕写作文，三怕周树人’的怪调，把鲁迅文章的艰涩与难懂当做压在他们身上的“三座大山”之一，时刻想着如何能从这五行山下逃脱，以重振齐天大圣的威名――其实他们顶多就算群皮肤光滑些的猴子!在这两种人之外，还有一种人，他们则把鲁迅当做一座话题大山，常以鲁迅为题广设擂台，让天下英雄前宋各抒己见，竞先争锋。当然，他们在提供一个讨论平台的同时，也不忘趁机在山脚下以各种方式“开煤挖铁、掘银淘金”。
　　可以想象，当这三股势力交汇在一起时，那将是多么壮观的场面!八十年前毛主席的名句“岁岁重阳，今又重阳”在新时代的发展下，一溜烟就变成了“岁岁鲁迅，今又鲁迅”了。这不，因为最近各地在语文教材中再次削减鲁迅文章，鲁迅话题又一次在媒体上被炒得热火朝天，差点成了一件老百姓街谈巷议的“国家大事”。
　　其实这几年关于鲁迅的讨论，一个紧跟其后的关键词都没离开“教材”二字。有些人以为鲁迅文章是教材的脊梁，如今脊梁一根根地被抽走换掉，学生将难以抬起头来、挺起腰来，其严重程度不亚于当年共工怒撞不周山，把天柱撞折，以至于天倾西北， 曰月星辰移位。其实这种观点挺好笑的，因为它总让我想起一个成语：杞人忧天!
　　如果将现在的教材与过去的教材对比，会发现鲁迅文章之所以近年来频频被削减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过去教材里的鲁迅文章放多了。如果不适量地削减鲁迅作品，又如何从篇幅有限的教材里引入另一些优秀作者的文章呢?时代在进步，百花园里愈发需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至于有人担心鲁迅文章在教材中的减少，会使得鲁迅离我们越来越远，日渐甚微。其实这种担心有些多余。难道对于鲁迅的学习，就只局限于教材里的那几篇文章吗?须知，教材里的鲁迅文章，只是一个引子而已，真正对鲁迅精神的学习与体悟，远在教材之外。而且，只要社会一日未真正和谐，鲁迅文章就依然会有市场。
　　清道光三十年(公元1850年)，俞樾参加礼部科考。当时的考题为“淡烟疏雨落花天”，俞樾在卷首首句答曰：“花落春仍在。”对于鲁迅文章被削减，也可如是观。
　　(文字统筹　毕文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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