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辉岁月下一句【剪下光辉岁月一角】

发布时间:2020-02-12 来源: 感悟爱情 点击:

     翻开陈祖万的报章剪贴本,就不难寻找到贵州电力大步前行的星点足迹:从关注企业职工生活的细微片断到报道电建铁军中的“光明使者”,从反映时效性极强的电建进程到探讨如何正确实施行业监管,笔耕不辍的陈祖万更像一名身兼重任的媒体人,富有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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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祖万,省电建二公司党委书记。1979年进入贵州电力二处技校任教,后分别担任电建二公司党委秘书、党委办副主任、盘县电厂分公司党委工作部副主任、安顺电厂分公司党群工作部部长等职。
  
  1978年5月,《光明日报》刊载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评论员文章,一场“真理标准”的全国性大讨论就此展开。正是这年,一批结束“文革”洗礼,哼着“车工紧、钳工松、吊儿郎当是电工”顺口溜的青年们,步入结构单一、百废待兴的大小电厂就业。
  改革开放初期,“缺电”成为国家经济发展中最大的瓶颈之一,闭关自守多年的中国要想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就必须改变因“电荒”受制的经济格局。
  开阳县马场区新凤公社平原大队青年陈祖万,恰逢赶上“出生就饿饭,读书就动乱,毕业就下乡”这一代。1975年7月,陈祖万作为高中毕业回乡的知识青年,两月后就参加了马(场)保(兴)10千伏高压线路的架设。次年3月,又抽调到新凤中小学授课,1977年底先后荣获马场区、开阳县和安顺地区先进教育工作者。同时兼任大队电工,负责安装了全大队社员的照明用电。吃了两年多的粉笔灰后,他考进贵州电力二处技校电建专业,经过14个月的学习后顺理成章成为电力行业的一名正式员工。在那个全民经济逐渐复苏的年代,每个人都手头紧巴巴的,大家还汇集到一处守在14寸的黑白电视机前面追看《流浪者》。上世纪80年代初,陈祖万还不懂得“搞收藏”是当时社会闲人和富人的专利,在他看来收集邮票、火花、烟标、扑克牌和纪念章等行为,仅是关乎个人兴趣的事。
  30年过去,陈祖万被众人称作“陈藏万”――“陈品精致”且“藏品过万”。长期的文化积淀与熏陶,酝酿出一派恭谦温良、宽容细腻的藏家气度。在他家的藏品中,唯有一个异类。几本厚实的老款线装工作日志本里,每本扉页都注有详尽的手写目录,剪贴下近30年来陈祖万采写、摄影的各类媒体对贵州电力发展的相关文章和图片报道。
  梳理开去,这就是一部见证了贵州尤其是能源工业发展历程的电力人,在不寻常的年代里给贵州改革开放30年纪念的一份献礼。
  
  电力建设的记录者
  
  1979年,陈祖万技校毕业后本想到电气队工作的,但由于成绩优秀加上曾经获得过先进教师称号,被留在贵州电力二处技校教物理和英语等课。“当电工其实很好玩。”陈祖万认为,那个年代人们对工作没有“挑肥捡瘦”的概念。1981年起,国家开始将十年动乱期间的初中生进行“文化回炉”,要求对已经工作的职工重新补习初中文化。这时,22岁的陈祖万被安排进入“回炉班”负责物理教学。由于当过电工,陈祖万把自制教具搬进课堂,学生纷纷反映“这种动手教学的物理课很容易就把枯燥的知识摸透”。不久,陈祖万又荣获贵州省劳动局“先进教育工作者”。
  
  从进入贵州电建二公司当秘书起,陈祖万才开始真正显现出收藏家的潜质。1984年,他学用“海鸥”120相机的动因是“我们单位干得不比别的单位差,却很少有新闻见诸报端”。憋着一口气,陈祖万钻研起能刊发新闻稿件的窍门来,在加强文化学习的同时,他像记者一样开始悉心观察建设工地和同事们的点滴动态。1985年年底,陈祖万在《西南电力报》上发表了生平第一幅新闻图片。从此以后,他每到一处无论爬高上低都是相机不离身,捕捉了大量职工作业现场的精彩镜头。
  改革开放以后,全国电力系统迎来发展建设的高潮,而贵州只是初步形成“以贵阳为中心,连接遵义、凯里、都匀、安顺、六盘水的以110千伏输电线路为骨干的统一电网”。1982年,乌江渡水电站完建,装机容量达125万千瓦。1985年,全省形成了统一的220千伏电网。
  这4年间,陈祖万和清镇电厂女工李世英完成了由相识到结婚的人生轨迹,在1987年生下女儿陈文君。那年头,人们把基建和电厂的关系戏称为“修猪圈”和“喂猪”,有人甚至说,“修猪圈咋个都比喂猪的要苦”。在清镇市红枫湖镇后五,贵州电建二公司和清镇发电厂紧邻,那时两家单位的许多青年都是通过相亲结识并成家的。
  1991年初,陈祖万被派往盘县电厂建设工地负责党委工作部工作,一呆就是3年零8个月。他第一次离家到工地工作期间,妻子李世英每天要背着4岁的陈文君往返于家和幼儿园,直到现在女儿上大学了还回忆说“小时候只有妈妈才会打我,因为我犯错的时候爸爸都没在。”今年21岁的陈文君就读于华北电力大学测控技术与仪器专业,她对记者说,“我爸在工地上班9年,很少在家,所以小时候我曾一度和他很生疏。”
  那时,刚到盘县土城工作不久的陈祖万,却因“三封信”出了名。
  由于思念妻女,陈祖万通常每隔个多两个月就返家探亲一次。1991年,由于土城还没有直达清镇的客车,职工往返基地要乘火车经云南曲靖转车到贵阳,原本只需10来个小时的车程却因交通不便,要坐一天一夜火车和中途转4次车。
  想到和自己同样饱受“牛郎织女”般生活折磨的同事,陈祖万想为大家做点事。1991年7月15日星期一,陈祖万的一封信被《贵州日报》刊登了。题为《盼开通土城到清镇后五的客车》,他代替在盘县电厂施工的电建职工在文章中呼吁道,“我们正承担我省“八五”重点工程建设项目――盘县电厂两台20万千瓦机组工程,目前已有上千人在此施工”,“真诚希望有关部门为我们电建工人作点实事,开通土城到清镇后五的客车”。
  半个月后,同事兴奋地告诉他“土城到清镇的客车开通了”。这个消息让陈祖万很受鼓舞,于是又寄了两封信给《贵州日报》。不久,文章分别在1991年8月19日和1991年8月26日《贵州日报》上刊登。除了向媒体回馈“土城至贵阳的客车已开通”的讯息外,好管“闲事”的陈祖万提出“贵黄公路客车上不应向乘客再收费”的异议。他对记者说,“既然领导这么重视群众的声音,我就要趁热打铁,代替往返在这条路上的电力职工和普通乘客说话”。
  在那信息化水平低下的年月,陈祖万的笔下总是无关风月。他回忆起许多个寂静的夜晚,伏在工地宿舍的案头用笔尖磨擦方格稿子的那串“沙沙”声,常感怀不已。
  
  电力行业的媒体人
  
  每年入冬,贵州每座在建电厂工地总是“天空飘冻雨、地上一脚泥”。而改革开放30年来,贵州电力改革之路既有风雨也有晴。
  首先是施行“以政企分开为主要原则的电力管理体制改革”。1981年12月5日,全国第一座中央与地方集资兴建的火电厂――山东龙口电厂开工兴建,这个讯息给全国各地正在守望中的电力企业以极大的希望,大家都翘首企盼能够以地方筹款、中央拨款等充满活力的集资方式,改变中国长期以来国家投资办电的旧格局。
  后来,国家又大力推进“以集资办电为核心内容的投融资体制改革”。如1984年云南鲁布革水电站利用世界银行贷款建站,成为我国第一个利用外资建设的水电站;又如1985年华能国际电力开发公司成立,将煤代油资金用于电力建设;再如1997年广西来宾发电项目成为我国第一个BOT试点项目等。
  这些具有代表性和历史意义的带有投融资改革背景的办电项目,让贵州电力行业眼前闪现出一片曙光。
  翻开陈祖万的报章剪贴本,就不难寻找到贵州电力大步前行的星点足迹:从关注企业职工生活的细微片断到报道电建铁军中的“光明使者”,从反映时效性极强的电建进程到反映如何正确实施探讨行业监管,笔耕不辍的陈祖万更像一名身兼重任的媒体人,富有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1994年10月,陈祖万从盘县电厂被直接派往安顺电厂工地负责党群工作,为贵州首台30万千瓦机组的装机作前期准备。然而,在安顺电厂即将正式开工之际,从北京传来消息说“安顺电厂没有列上国家重点工程”。这对奋战在安电工地的职工来说,无疑是晴天霹雳。随后,时任国家计委重点建设司司长刘振峨赶到现场视察后表示,“争取把安顺电厂列上国家重点工程”。这天夜里,思绪繁杂的陈祖万铺开稿纸,连夜写下题为《虽不是重点工程、按重点工程对待》的稿子,后相继被多家媒体转载。
  从捕捉业内一波一澜,到关注职工一呼一吸,收藏家陈祖万此刻扮演的正是“广泛收集社会有用信息,以敏锐的嗅觉去观察、关注电建行业”的媒体人角色。一些同行评价说,“他就是电力系统自己的新闻记者”。许多同事认为,陈祖万伏案是牺牲娱乐时间搞创作,他则解释“写作和抽烟上瘾是一个道理,有谁会觉得自己抽烟是在浪费时间的?”
  1996年春节,李世英带着读小学五年级的陈文君赶到安顺电厂工地与他团聚。那时候,工地除了冷却塔和烟囱孤独的耸立外,其余全是因佳节而欢欣沸腾的人们。在这段难得的团圆日里,放鞭炮、开舞会、办各种比赛,“总之在家没有激情参与的事在工地就有”,陈祖万回忆。
  
  涉猎广泛的收藏家
  
  “你好,我是梅花3。”
  “祖万是你啊,好久不见!”
  这不是一句接头暗号,而是陈祖万“业余名片”上的“业余身份”――中国收藏协会扑克专委会会员。这张印上“梅花3”字样的名片总让人过目不忘,在陈祖万10余平方米的书房“藏乐斋”里,总能找到与各自兴趣相关的轻松话题,而收藏20多年至今,妻子李世英说“这个爱好已经演变成一套力气活了,他总能隔三岔五的从清镇的老房内把陈年宝贝‘顺’回贵阳”。
  在扑克收藏中,蕴涵着书法、摄影、绘画、篆刻等容量丰富的多种艺术门类。其实,“梅花3”的兴趣还远不止收藏扑克牌。
  虽然长期在条件艰苦的工地,但陈祖万总是想方设法去解读藏品背后的历史与文化,他给自己简历设为“读书、教书、当秘书”的7字落款。走上领导岗位后,他仍是不抽烟、不打牌,宁肯守在10余平方米的天地中“闲时书作伴,闷来曲为邻”的独享宁静。
  1999年,陈祖万担任电建二公司党委副书记兼纪委书记,工作日益繁重起来,而家庭成员的分布格局似乎又相隔太远。21岁的女儿仍感觉全家人很少有空聚得齐。“我上小学时爸爸离家驻工地,我上高中又离家住校,现在是我爸在贵阳,我妈在清镇,我在保定,更远了。”目前在华北电力大学就读大四的陈文君这样说。
  而陈祖万分秒歇息不得。此时,贵州省电力发展又被赋予更加重要的命题,即电力建设规划要与城市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协调统一,从而才能实现电网与电源、输电与配电、城网与农网、增产与节能协调发展。
  2000年末,在川流不息的乌江上,我国首批“西电东送”工程――洪家渡水电站、引子渡水电站、乌江渡水电站扩机工程同时开工。至此,“西电东送”的序幕正式拉开。
  当时,除了在乌江流域的工地外,在安顺二期、黔北、纳雍等火电厂建设工地,各路贵州电力建设大军加班加点,在各个建设项目之间暗中较劲,你追我赶,为的就是确保首批开工的“西电东送”项目10台共254万千瓦机组如期投产发电,确保2000年内贵州有200万千瓦的电量送往广东。
  在促进贵州经济发展的同时,“西电东送”对广东、广西、湖南、重庆等省市的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以广东省为例,从2000年贵州实施“西电东送”开始计算,贵州累计送粤电量超过1003亿千瓦时,按广东每千瓦时电量创GDP约8元计,共为广东增加GDP约8000亿元;上千亿千瓦时电量的输入,还为广东省节能降耗做出了重要贡献。
  这几年中,贵州电力以飞快的发展势头迅猛崛起。“十五”期间,贵州电力五年装机总量相当于建国后五十年的总和。到1949年,贵州总装机只有区区3030千瓦,年发电量722万千瓦时。如今,拥有2000万千瓦的装机,全年发电量已超900亿千瓦时,500千伏省内“日字型”和“三交一直”外送广东的输电通道、若干220千伏以及110千伏网架共同构成的贵州现代化电网已巍然屹立在贵州高原。
  老百姓开始对“涉电”从业者刮目相看,“高付出”、“高收入”成为电力从业人员令世人羡慕的职业,贵州电力工业已成为我省既能促进自身发展,又能为全国做出贡献的产业。
  这一切,让如今身为公司负责人之一的陈祖万感到一定要在职工素养培育上狠下功夫,他又一次走进中外典籍中遍寻答案。陈祖万撰写了《孙子兵法与施工项目管理》等一批深入浅出的实战性质文章,得到全体干部职工的广泛好评。贵州电建二公司许多职工表示,陈祖万在企业文化方面尤其看重并很有一套。一名干部说,“陈书记讲话方式很独特,下面的人听了不打瞌睡。”陈祖万则说,他只是希望通过贴近性强的演说方式吸引职工“先听进去,然后再摆故事、讲道理”。去年和今年,陈祖万已分别荣获“贵州省企业文化建设先进个人”和“中国电力行业企业文化建设先进工作者”称号。
  “收藏家”之本性,即“一通百通”。陈祖万从来就不怕麻烦,“随时用手机记下好词好句,随身带个数码相机能立马拍下好的瞬间”。
  在2008年末的一次民主生活会上,陈祖万仍然以谈天的方式与大家交流公司下一步发展动向,他又将收藏的名言警句送与大家共勉:做正确的事,正确地做事。(本文由陈祖万供图)■
  
  【采访手记】
  1978年,中共中央制订了国民经济十年规划纲要,以及计划于20世纪内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这一些都预示着,中国试图打破“封闭自守的经济体”,选择与隔绝多年的世界重新对话。在“西电”大规模“东送”的8年里,贵州的现代电力企业从中赢得发展、看到希望,同时,以火电为主的贵州电力系统充分感受到局势之紧迫――从明年起,国家将加大资金投入到核电、水电和风电项目上去,贵州电力主营的传统火电项目将面临着严峻考验。像陈祖万这样渴望贵州经济能“站起来”、“富起来”、“雄起来”的电力人数以十万计,他们愿意去想象,贵州电力会不会在中国历史的长卷上大书特书、画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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