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遗忘的俄罗斯

　　记者：俄罗斯的教育理论曾经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的教育界，像苏霍姆林斯基的和谐发展教育思想等。俄罗斯对中国教育的影响到底有多大?
　　朱小蔓：中俄两国在教育领域的合作曾有过两次高潮 第一次高潮是建国以后，当时苏联是社会主义教育现代化的始发国。那时在中国不仅有以凯洛夫为代表的教育学理论的广泛传播，而且有教育体制，专业设置、培养模式等方面的全面学习，更有多个领域一大批苏联专家在工作岗位上的深入交流合作。第二次高潮是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打开了国门，在教育借鉴方面，首先被引入介绍的是苏联的教育学、心理学等领域的各种理论流派，中国教育界学习苏联教育再一次达到高潮，苏霍姆林斯基、马卡连柯。赞科夫，阿莫纳什维利、巴班斯基、达维多夫等苏联教育理论家的思想在中国广泛传播。
　　但是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由于西方思想的涌入，中国学习苏联的热情逐渐进入低潮。苏联解体后，中俄两国的教育交流与合作几乎中断了。近20年来，中国人很难看到俄文的教育文献，这是非常令人遗憾和担忧的。
　　其实，中俄两国的可比性和互补性程度，是其他任何国家都难以达到的。首先，中俄两国有一段共同的社会主义探索的经历。尽管上世纪90年代后俄罗斯有了一些新的变化，但是社会的意识形态和文化传统等是不会简单地逝去的，人们的传统观念不会因苏联的解体而彻底改变。其次，虽然中俄两国的转型不太一样，但是大家都在向市场经济和民主化进程迈进，都会遇到许多相同的矛盾和问题。另外，俄罗斯有着极其深厚的教育基础，在苏联时期就已经建立了完善的国民教育体系，其教育质量是全世界所公认的。从俄罗斯的教育改革和经验中，我们能够学到很多东西。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中国的教育界似乎正在遗忘俄罗斯，更多的学者愿意研究和借鉴美国的经验。中国教育改革的参照系现在变得很单一，很倾斜，听到的主要是西方国家的声音。其实，无论从文化传统、意识形态和社会变革来看，没有哪个国家像俄罗斯与中国这样具有如此大的可比性和可借鉴性。
　　
　　记者：今天的俄罗斯教育有哪些值得我们关注和学习的优势?
　　朱小蔓：俄罗斯教育有悠久的传统和深厚的理论基础，有高素质的教师队伍，有自己独到的教育理念，而且能执著地坚守。比如，他们一贯重视教学论研究，对教学论的研究很强、很深入，也很稳定。他们的教育研究十分重视教育理论要贴近教学和教养人的实际过程，研究人员要长期扎在学校里做教学实验。推广任何一项试验都要实事求是、十分严谨。在俄罗斯，教育科研的地位是很高的。除了专门的教育科研机构外，在许多中小学都设有教学法研究中心或教育学、心理学实验室，由受过专门训练的专家从事理论和各类实验研究。
　　今年国庆前我和同事考察了莫斯科的“91中学”，这是著名的教育家达维多夫和艾利康宁当年进行教学试验的学校。据该校校长介绍，对达维多夫的发展性教学思想的推行是他们教学的特色，并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坚持至今。他们认为，直到现在，这套教学理论仍有生命力、依然先进。但是即使如此，全莫斯科也没有大面积推广，原因在于学生的基础和教师素质达不到要求。校长告诉我们，进行达维多夫教学实验的教师需要很高的教育敏感性，要善于体察学生，能够与学生共情，否则就达不到实验所追求的“教育走在发展的前面”、“适合不同发展水平的教育”的目的。另外，孩子中有的可能适合传统的教学方法，有的则适合达维多夫的试验方法，学生智力是不一样的，不能一刀切。这些做法对我们推行课改及素质教育有很大启发。
　　
　　记者：您曾提到俄罗斯非常重视教学论的研究，这对于教育的改革与发展很重要吗?
　　朱小蔓：教育质量要真正上去，取决于教师和学生在交往过程中构成的教学影响和价值观影响，这才是教学质量的核心。这种教学过程和教养过程是需要积累经验的。虽然有时代变迁，但是孩子生理、心理发展变化的特点是基本稳定的，在什么年龄段表现出怎样的学习方式和心理需求具有一定的稳定性。我们现在的研究往往注重外部的东西、变化的东西，对于较为稳定的教育规律研究不够、继承不够、积累不够，这样我们就很难培养出一代代高质量的经验丰富的教师。教师只有掌握了教学的理论，掌握不同学科的知识结构、形态特征、把握学生的心理特点，才能够得心应手地面对教育的过程，而教育过程的真正改善才是教育质量提升的核心。教学过程改善要依靠教育经验和由经验提炼构成的教学理论，教学论是教育活动改善和提高的理论基石。
　　
　　记者：您认为我们在教育改革过程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是因为教学论研究得不够深入?
　　朱小蔓：一段时期以来，中国教育界只提课程论，不提教学论，用课程论替代了教学论，将教学论隐含在课程论里面，这个我是不太理解的。为什么课程论不能代替教学论，因为教学论更关注的是教学过程要适应孩子的身心发展，如何通过教学活动影响孩子的价值观和情感态度。不能把教学论简单变成课程论，物化了课程，淹没了教学论思想中的身心统一、身心和谐发展等宝贵的东西。
　　
　　记者：您认为我国课程论研究主要是学美国，难道美国就不重视教学论的研究吗?
　　朱小蔓：美国不提教学论，他们与俄罗斯的教育思想体系不一样。当然也不能说美国不重视教学法和价值观教育，他们在教学过程的方法与学习心理等领域也有许多值得我们学习的东西。但是他们的确没有建构教学论体系这个传统。中国的现代化不能只学美国，美国只能作为中国发展中学习借鉴的参照之一，而不是参照系的全部。过去我们全盘学习苏联，后来我们批判苏联、全盘否定苏联，结果是我们把“小孩和洗澡水一起都泼掉了”。而且很多人还形成了一个很奇怪的思维定势，认为中国教育中很多的失败和教训就是由于学习苏联的原因。现在是苏联的东西几乎全盘丢掉了，美国的东西学的还是表层，缺乏在本土上的消化吸收，理论的时髦往往代替了理论和实践的复杂性，代替了非常质朴的教育规律。
　　
　　记者：量化一直被认为是人类科学研究的一种进步。在国内，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采用量化的方式来研究教育问题。您怎样看待这种现象?
　　朱小蔓：事实上，在这次中俄两国学者的合作中，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体会，即数量指标尽管很重要，但绝不可以将其绝对化。对数字的崇拜是社会科学中的一条险途。因为仅仅依靠数字绝不可能正确地、全面地搞清楚一些问题，例如教育的文化继承问题，教学科目内容及科学水平问题，教育机构和教育活动的目的和方法问题等等。在现代条件下，数量指标作为恰如其分地评价教育状况的意义已经有所减弱。随着认识的深入与发展，曾被看做是教育进步主要指标器的数量增长，已不再能起到完全而有效地评价教育的作用了。对于教育的功能及其对人和社会的影响，除了量的指标，更需要进行深刻的质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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