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军与淮军将领的政见冲突

　　湘军和淮军都是我国晚清时期建立起来的军队，都是地方军队，湘军兵将湖南人为主，因为曾国藩认为，“同县之人易于合心”。而在当时的封建社会，血缘关系、亲族关系、同乡关系是最能够维系团体精神的，而将领和统帅之间也基本上是依靠亲友、师生等私人关系维持。而在曾国藩指示下由李鸿章招募的淮军也是沿袭了这一传统，主要招募安徽江淮一代的汉人士兵。
　　但两军的思想、军事装备、训练方式的不同，导致了两军将领之间在处理一些事情上矛盾滋生，站在了对立面上。将领在对立面上，间接引导了两军也处在对立面上，相持日久，分裂势成，因此非常不利于当时清政府的统治，如果列强趁机渔利，则后患无穷。因此分析以下几个事件，主要突出两军将领，尤其是李鸿章和左宗棠之间的矛盾争论。
　　一、海防与塞防之争
　　曾国藩死后，湘军和淮军的将领们意见分歧日趋剧烈，左宗棠和李鸿章之间，意见冲突更为明显。最为剧烈的即“海防与塞防之争”。
　　19世纪70年代初期，清政府统治阶级内部在国防部署上有了不同的意见。以李鸿章为首的海防派认为，“今则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来往自如，麇集京师及各省腹地，阳托和好之名，陰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诸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因此，海防重要于塞防，要专注海防，弃新疆。李鸿章曾对慈禧太后说：“新疆乃化外之地，茫茫沙漠，赤地千里，土地瘠薄，人烟稀少。乾隆年间平定新疆，倾全国之力，徒然收数千里旷地，增加千百万开支，实在得不偿失。依臣看，新疆不复，与肢体之元气无伤，收回伊犁，更是不如不收回为好。”
　　另一派是以左宗棠为首的塞防，主张“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二者并重”，认为塞防与海防一样重要。“今之与昔，事势攸殊，俄人拓境日广，由西而东万余里，与我北境相连，仅中段有蒙部为之遮阂，徙薪宜远，曲突宜先，尤不可不豫为绸缪者也。”
　　于是，深受地方主义困扰且在有限财政资源分配上具有相当话语权的督抚们，就“塞防”与“海防”问题很自然地选边站队。1874年11月，直隶总督李鸿章上《筹议海防折》，主张放弃新疆，专注海防。两江总督李经羲、山西巡抚鲍源深、河南巡抚钱鼎铭、闽浙总督李鹤年等，以及沿海负有守土责任的多数督抚都附和其说，并得到醇亲王奕环、刑部尚书崇实等清廷宗室重臣的支持。陕甘总督左宗棠、湖南巡抚王文韶、江西巡抚刘秉章、江苏巡抚吴元炳、漕运总督文彬等则力主收复新疆，海防与塞防并重，亦得到了军机大臣文祥等清廷宗室重臣的支持，史称“塞防与海防之争”。
　　二、中法战争时期
　　法国图越，蓄谋已久。这个老牌资本主义国家早就想拿下越南，并将其作为入侵中国西南诸省的跳板，最终建立一个包括中国滇、桂、粤三省和整个印度支那地区在内的“法兰西东方帝国”。1882年，法军在中越边境挑衅滋事，预计随时都可能爆发一场中法战争。左宗棠则全力备战，而李鸿章则选择妥协投降。于是两人又现分歧。
　　李鸿章认为：①“越南孱弱已久，事事求助法人，既立有约据，恐非中国所能劝阻”。所以中国不必为了越南而卷入战争。②“法人长于水战，又多浅水轮船，水陆相依，最为稳固。华兵仅赖营垒炮台，无得力兵船，无善用水雷……法兵人持一后膛枪，操练熟悉，药弹备齐，兼有轻炮队相辅而行，离水近处，兵轮大炮又可夹击，此西洋用兵定法也……”清军当时的武器装备等都落后于法国，没有十足的把握能够战胜法国。而且如果兵败，巨额赔款又将如何承担？因此李鸿章坚决主张妥协投降。
　　左宗棠则持反对意见。①法国侵占越南，其意在由北入侵我国，绝非南犯粤海。越南久为大清属邦，唇齿相依，一旦有失，不仅滇、桂、粤三省藩屏尽撤，而且欧洲头等强国直接与我接壤，“终必为国家大患，异日仍不免失和宣战，则将事倍而功半”。法国如此强势，非武力回击不可。“法越交兵一事，议论纷云，究以执咎无人，莫敢从正义达诸政府？实则主战主款，无难一言而决，不但泰西诸帮多以法为不然，……即法人以何尝不虑及衅端一开，危险日甚，不过势成骑虎，进退两难，姑张虚声以相摇撼，觇我处之者何为，别作区处耳。默察时局，惟主战与正义有合，而于时势攸宜”。②左宗棠认为法国并非无法战胜的：“法人欺弱畏强，夸大喜功，实燥急而畏难。近时国内党羽纷争，政无专主，仇衅四结，实有不振之势。吾华果示以力战必不相让，持之期年，彼必自馁。况虚悬客寄之师，劳兵数万里之外，炎地烟瘴异常，疫疠流行，死亡踵接，有此数忌，势难持久”。所以大清不需畏惧法国，更何况清政府已今非昔比，洋务运动已经让中国的军事实力大增，只要军民与国家一心，积极备战，那么就一定能够战胜法国。
　　湘军和淮军思想观念和军训练方式等方面有明显不同，也引发了两军将领对同一件事情有着不同的看法。李鸿章非常关心东南沿海，不管是海防与塞防之争，还是中法战争的立场，甚至是本文中没有提到的北洋军的建立，都充分说明其对万里海疆的重视。而左宗棠则相对更为关心新疆地区，尤其在其收复新疆之后。两人各自有各自的方向，因此也有了不同的立场，有了争执。两军也在一定程度上站在了彼此的对立面。
　　争执并非不好，有时就是要听取不同的意见，这样才能考虑地妥当且全面。但是因为争执而故意要站在对方的对立面上，将对方视为政敌，则是不妥的。当时之中国内外交困，作为重臣和忠臣，理应站在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出发点上，而非站在自我利益的出发点。
　　参考文献：
　　[1]《李鸿章全集》第2卷，第1063页。时代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
　　[2]《左宗棠全集》第6卷，第188页。岳麓书院1992年版.
　　[3]《左宗棠全集》第6卷，第701页。岳麓书院1992年版.
　　[4]关威《中法战争前李鸿章与宝海、脱利古谈判述论》.韩山师范学院学报.2005.
　　[5]中国史学会.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法战争第四册[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97.
　　[6]中国史学会.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法战争第四册[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267.
　　[7]左宗棠《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二十六，第31页[8]中国史学会.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法战争第四册[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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