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迁之夜话十年

　　1946年5月2日夜，重庆曾家岩50号周公馆灯火通明，人来人往，一片繁忙。工作人员正在纷纷收拾文件、衣物、行李等，准备明天飞赴南京。

　　这是周恩来离渝东迁的前夜，“窗外是如丝的春雨，嘉陵江上烟景迷蒙”。面对此情此情，周恩来凭窗远眺，沉思良久。重庆，对周恩来来说，印象太深刻了。“他曾经在这里签下几个历史文献，他曾经在这里经历了许多困惑而又悲哀的境遇，直到最近他还痛悼与他并肩奋斗二十年的战友王若飞、秦邦宪、叶挺、邓发等为和平事业，由重庆出发去延安请示而在中途遇难永不回来的损失。而现在，他要离开这个地方了”。往事历历在目，怎能不百感交集，怎能不思绪万千呢！

回顾艰辛的谈判生涯

　　同样在1946年5月2日夜晚，周恩来接受了《大公报》青年记者曾敏之的采访，并亲切与之交谈。
　　“在此时，在此地，你对这多雾的城市一定怀有一种惆怅的感情。千万的人却很想知道你创造历史的经历，以及你最初从事共产主义革命时思想生活转变的形态。”曾敏之问道。

　　周恩来听了，笑一笑，说道：“那是平凡的经历，也是平凡的转变。”周恩来慢慢地讲述自己的少年时代和青年经历，经过新文化新思想的洗礼和大革命的历练，被著名记者斯诺认为是“抛弃了中国旧哲学的中庸和爱面子，具有耐劳忍苦的能力，绝对忠于思想，始终不屈不挠，这一切造成他这样的人物”。
　　其中，周恩来谈到了自己的“谈判十年”。从1936年西安事变到此时，周恩来已经历了10年谈判生涯。尤其在全面抗战8年中，他经常来往于重庆和延安之间，成为中共与国民党政府惟一的桥梁。皖南事变爆发后，国共合作抗战大局濒于破裂，那时周恩来苦恼地困在重庆。他曾回忆说：“最无聊也在那个时候，朋友互访，常多闲谈一个整天。”
　　对于重庆，周恩来更是寄托了太多的情感。他对记者感慨道：“重庆真是一个谈判的城市，（从西安事变到现在）差不多十年了，我一直为团结谈商而奔走渝延之间。谈判耗去了我现有生命的五分之一，我已经谈老了！多少为民主事业努力的朋友却在这样长期的谈判中走向监狱，走向放逐，走向死亡……民主事业的进程是多么艰难啊！我虽然将近五十之年了，但不敢自馁，我们一定要走完这最后而又最艰苦的一段路！”
　　周恩来的思绪回到了1938年12月中旬，他风尘仆仆，辗转西迁，第一次来到重庆。行装未卸，旅途劳顿的他就与蒋介石开始了谈判工作。这次谈判的中心，仍然是全面抗战以来先后在武汉和桂林多次商谈的把共产党合并入国民党为一个大党的问题。

　　到达重庆后，蒋介石更是迫不及待。他对周恩来提出：一、不赞成中共提出的“跨党”办法，国共两党最好还是合并成一个组织;二、如此点可行，拟约毛泽东面谈;三、如全体共产党员合并入国民党暂时办不到，可否以一部分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而不跨党。对此，周恩来回复：一、国共两党信仰不同，奋斗的最终目标不同，终究还是两个党，合并之事不可能;二、跨党方法如认为时机未到，可采用其它变通方法;三、中共党员因加入国民党而退出共产党亦不可能;四、少数人退出共产党而加入国民党，这是失节失信仰，于国家有害无益。
　　国共两党关于“一个大党”的谈判刚刚结束，1939年6月11日和12日，又先后发生了国民党军队包围袭击和杀害八路军、新四军指战员的河北冲突和湖南平江惨案。周恩来立即与蒋介石会谈，指出：河北问题尚未解决，陕甘宁、晋察冀边区四周又起摩擦，八路军已让无可让，只能起而自卫。并要求更换河北省政府主席，维持晋察冀边区现状，国民党军队退出侵占的陕甘宁边区各县。周恩来将中共中央关于“合理与公正”解决两党冲突的3点建议交陈诚转蒋介石。
　　6月16日，周恩来同叶剑英再度与蒋介石商谈解决边区问题，希望蒋介石能够承认边区，按现有的18个县划界，并撤退包围边区的国民党军队。在周恩来和叶剑英列举的大量事实和据理力争下，蒋介石才答应由国共双方派员调查解决边区问题。
　　6月18日，周恩來返回延安。在此期间，他数次致函致电程潜、朱绍良、何应钦、徐永昌、陈诚和蒋介石等人，揭露国民党军队的反共摩擦真相，驳斥其诬蔑不实之词，对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出台的《防制异党活动办法》提出抗议，对愈演愈烈的国共冲突提出解决办法。
　　两个月后，因周恩来在延安坠马受伤，不得不赴苏联莫斯科治疗，他与国民党的谈判交涉才暂告一段落。

13轮谈判无一役不参与

　　1940年5月，从苏联归国的周恩来赶回重庆，又加入了划分八路军与新四军作战区域的谈判。
　　皖南事变前后，周恩来就新四军的北移路线、时间、饷弹等问题和中共中央提出的12条善后办法多次与蒋介石、张冲等人商谈。事变后的蒋介石受到中外舆论的强烈谴责，3月中下旬的前后10天里，蒋介石两次约周恩来会谈，濒临破裂的国共关系才开始逐渐缓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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