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过年：中间阶层的美好生活

　　春节历来是中华民族最为重要的传统节日。不管身在何方，岁末时节，“回家过年”是中国人念兹在兹的情结。正如梁实秋所言：“过年须要在家乡里才有味道，羁旅凄凉，到了年下只有长吁短叹的份儿，还能有半点欢乐的心情？”[1]然而，全球化进程之下，作为一种传统民俗的春节正在逐年淡化。曾被老舍津津乐道的种种春节年俗，现如今也已不大被重视。由农耕文明孕育的春节，本是古人在秋收之后、春耕之前，用来休闲玩乐的时节，同时也承担着维系宗法社会的家庭伦理与血缘共同体的重要功能。随着中国城市化的推进，春节的这一种传统意义趋向失落。尤其对于习惯城市生活的青年群体而言，基于宗族制度的人情往来反而沦为节日的负担。
　　身处现代社会，春节最重要的意义或许在于可以享有一段自由支配的闲暇时光。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国人选择以旅游的方式度过春节假期。经国家旅游局数据中心综合测算，2018春节全国共接待游客 3.86亿人次，同比增长12.1%，实现旅游收入4750亿元，同比增长12.6%。[2]2018年春节，旅游过年人数再创历史新高。
　　一、旅游的意义：休闲、抵抗与超越
　　虽然自古便有旅人及旅行活动，但现代旅游的概念却来自18世纪末的英国。如果说春节体现的是一种四季更迭、辞旧迎新的传统时间观，旅游的兴起则与18至19世纪资本主义扩张过程中逐渐形成的线性时间观密切相关。现代人为什么如此热衷于旅游呢？因为旅游的首要目的是休闲和愉悦。
　　农业社会的时间安排基于劳作的节奏和自然的时序。然而，自工业革命兴起以后，为了最大幅度地提高生产效益，欧洲的工业生产通过规训时间，逐渐形成了一种精确、理性以及标准化的时间观。
　　在這一过程中，工作和休闲开始两极分化，于是劳作之余的非生产性时间成为令人期待的“自由时间”。工作的专门化和机械化，促使人们在工作之外的世界寻求激活个体生命的方式，以避免完全为工作所异化。现代社会将人们的生活撕裂成两个对立的世界，一方面是令人疲惫不堪的日复一日的工作时间，另一方面则是休闲、愉悦却短暂的自由时间。从工作状态转换到闲暇时光，也就意味着从严肃、枯燥和专制的工作中解脱出来。在可支配的自由时间选择旅游，则似乎有助于现代人恢复朝气和精力，从而得以重返熟悉的日常生活。
　　2015年，一封号称“史上最具情怀”的辞职信一度引起网友热议。原因在于该辞职信上赫然写着：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这种渴望周游世界的心态为时下的许多年轻人所共有，现代人似乎总是倾向于生活在别处。所谓“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如果说古人远行的目的在于求知，那么现代人的旅行则主要在于寻求新的体验。相比起碎片化、同质化的日常生活，旅游具有治疗、净化和补偿人类心灵的功能。美国学者迪安·麦坎内尔认为，身处一个断裂的、破碎的、无序的现代社会，现代人试图超越个体生命的限制而努力构建社会的完整性。这也就意味着，对于现代人而言，他的人生和社会，类似于家庭相册，需通过整齐的排列和收集才能显示其完整性。[3]而现代世界的差异化与旅游景点的结构如出一辙。
　　现代社会可通过设立风景区、博物馆和文化遗址等将自然、历史和文化中的一部分加以保存和展示。不同的景点正可以反映出现代社会在各个方面的差异性。社会差异化原本蕴藏着变革的力量，却为旅游观光所整合。在麦坎内尔看来，“观光是对社会差异化举行的一场仪式。观光是一种超越现代完整性的集体抗争，是一种企图克服现代性断裂的方式，是一种将破碎整合为一体的方式”[3]14—15。他的旅游研究表明，观光行为虽然只是一种对社会表象的参与和介入，却有助于游客从自身零星的体验中找出社会的完整特征。旅游作为一种复杂的体验式文化产品对于游客超越自身及日常经验的限制有其独特意义。
　　日常生活因为熟悉而乏味，同时也充斥着大量象征符号以及虚假性的内容，现代社会结构的虚假性也驱使现代人通过不断地再出发寻求真实的体验。“现代人已经沦落到不得不到别处去确定自己的真实性，试图从别人的简单、贫穷、贞节或纯洁中捕捉到一点真实的自己。”[3]43然而，麦坎内尔始终对旅游业能否成为“差异性的乌托邦”表示怀疑。他进一步指出，人们外出旅游本是为了寻求真实，而展示在游客眼前的其实是结构性安排的产物，甚至整个现代生活可能都建立在虚假的内容之上。
　　商业化的旅游产业可以把巴黎香榭丽舍大街、纽约世纪广场和上海新天地等都打造成旅游吸引物。不仅是商业中心、工作环境和娱乐场所，包括自然、文化和历史在内，现代社会都可以通过他者的舞台化，把一切作为旅游产品加以复制、生产和展示。作为一名游客，他/她只能疏离于他/她所见事物的真实意义。[3]74事实上，在当今的消费社会，对于不少游客而言，旅游的动机并不在于深入当地的文化和社会，沿途所见所闻究竟真实与否已并非那么重要。旅游既是一种丰富个人存在的文化体验，更是通往另一种美好生活的消费行为。
　　二、游客的主体：中间阶层
　　临近春节，当多数的农民工在为春运返乡而焦虑之时，城市的中间阶层则忙于安排境内外的旅游事宜。作为一种消费活动的旅游，除却时间的空闲之外，仍需以一定的经济能力为支撑。现代旅游者主要来自处于社会中间位置的人群（middleclass）。18世纪末19世纪初，欧洲新兴的中间阶层正是现代旅游的先驱者。面对烟雾弥漫的工业景观，这一时期身处城市的欧洲知识分子和艺术家们开始渴望高山、大海和遥远的异域景观。当时，追求个性、诗意和愉悦的浪漫主义的兴起，也与此相关。正如瑞典学者奥维·洛夫格伦所言，“这种对自然的浪漫态度折射出新兴中产阶级世界观中的重要因素：对个性的新观念，对乌托邦式的过去和未遭工业破坏的自然王国怀旧式的追求”[4]。对于他们而言，旅游是工作时间之外的另一种生活方式，帮助他们摆脱日常生活的忙碌、平庸和束缚。伴随着汽车、火车和飞机等交通工具的日益普及，远距离的旅行和交流也更为频繁。进入20世纪二三十年代，带薪休假这一社会措施在多个欧洲国家得以创建和推广，于是劳动者也有了闲暇的权利，大众旅游从而日渐崛起。[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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