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代美国独立出版物外部特征分析

　　[摘 要] 研究独立出版物外部特征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独立出版生产流通背后的逻辑，进而揭示整个出版界的社会、技术和经济结构。本文引入“惯例”概念，对1968年版《小出版社图书书目》著录的633种图书有关外部特征（开本、页数、装帧）的项目进行统计分析。通过独立出版物与商业出版物“惯例”的对比，从而解释出版界中以“惯例”为中介的独立和商业之间的二元对立。
　　[关键词] 独立出版物 小出版社 “惯例” 外部特征
　　[中图分类号] G23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5853 （2018） 02-0101-07
　　[Abstract] The logic of independent publications production and distribution can be revealed by their external characteristics which reflect the social， technical and economical structure of the publishing industry. The convention as a conceptual tool is introduced to analyze the external characteristics （format， page numbers and binding） of 633 publications listed in the Small Press Records of Books （1968）. Through the comparison of the different conventions between the independent and trade publications， the duality which is constructed by the convention as intermediary in the publishing industry will be explained.
　　[Key words] Independent publications Small press Convention External characteristic
　　關于独立出版的研究在国外早已不算新鲜，编辑出版、文学、图书史、图书馆学等领域内的学者都曾对此进行过探讨[1][2][3][4][5][6]。近年来，随着国内独立出版实践的涌现[7]，该议题也逐渐引起国内学者的重视[8][9][10]。独立出版与大众文化（Popular Culture）、另类媒介（Alternative Media）、反文化运动（Counter-Culture Movement）等概念之间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独立出版在市场经济体系背景下的非市场化运作等都是研究者关注的话题。然而目前的研究多是以案例分析为基础的概念探讨和历史现象描述，概念认识的分歧和案例选择的差异造成研究结论或是流于表面，或是相互矛盾[11][12]。本研究引入社会学中的常用概念——“惯例”作为分析工具，选取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超过600种独立出版物作为研究对象，希望通过对它们外部特征的分析，揭示独立出版物生产、流通规律，进一步探究围绕出版这一文化生产活动产生的社会结构。
　　独立出版难以言其本质，许多学者、从业人员都表达过准确定义独立出版的难度[13]。但是独立出版物相对容易识别，笔者仍认为有必要在研究伊始对其进行界定，综合前人的意见，本研究认为：独立出版物是由小出版社（不隶属于任何其他机构的）出版的文学作品。此处“文学作品”采用罗贝尔·埃斯卡尔皮（Robert Escarpit）在《文学社会学》（Sociology of Literature）中所下的定义，他认为判断一部作品是否为文学的标准不是质量而是是否“趋利”，凡不是作为一种工具，而是作为目的本身的作品，都是文学作品[14]。
　　1 “惯例”视角解析
　　本研究的理论来源有二：贝克尔（Becker）通过“惯例”对“艺术界”（Art World）理论的精彩演绎 [15]；布尔迪厄有关“惯习”——可以看做是布尔迪厄式的“结构主义”语境下的一种“惯例”的理论[16]。事实上，“惯例”是一个在人类学、社会学中十分常用的分析工具，我们可以把它简单地定义为个人或一个群体在面对某一类型情景时会重复做出的反应方式。“惯例”的重要性在于它可以反映出社会结构，因为所有“惯例”都是在社会化的过程中被塑型的。当我们倾向于按“惯例”行事时，是因为我们期望可以跟所处同一结构中的其他人更好地沟通、交流，获得他们的支持，得以在资源分配时获得更大的优势；而当我们打破“惯例”行事，即“破例”时，要么由于无法忍受“惯例”所带来的不便，要么是所处的地位使我们获得了“破例”的特权。在文化生产中，“惯例”是一个毁誉参半的事物，它促进了文化产品的复制与分配，但是却限制了内容生产者的自由发挥。
　　将“惯例”应用到对出版活动的分析中，笔者认为，目前出版活动中的“惯例”代表的是出版在产业化过程中形成的结构，主要受到市场经济逻辑的支配，为的是劳动分工得以顺利进行，降低生产和分配的成本。这些“惯例”可能是出版业或明或暗的规则，例如最低页数的限制、最低印刷量、排版方式、纸张选择、开本大小、版权规定等；也可能是一些已经被视为理所当然的呈现方式，例如标点符号的使用、文字的线性排列等。当出版物的生产者难以忍受以上“惯例”所带来的约束，便可能产生“破例”现象。“破例”要付出相应的代价，在出版业中代价主要包括：调动更多的资源造成出版物单位成本过高、出版物无法顺利分配等。
　　出版业中的“惯例”不是一成不变的，“惯例”和“破例”之间会互相转化。有些“破例”最终被社会接受成为“惯例”，而被取代的“惯例”则变成“破例”。在西方历史上，书的装订方式就经历过从卷轴制到册页制的变革，复制方式更是经历过数次重大的转变[17]。试想在现在的生产条件下，有多少出版社愿意选择采用卷轴或者活字印刷制作一本图书，恐怕也只有独立出版愿意做这样的尝试。可以说，每次“惯例”的形成都是先前“惯例”和“破例”之间的博弈，背后所体现的既有生产资料、生产方式的变化，也有文化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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