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滨：美国，“美丽的帝国主义”及其他

　　上海美国研究所成立，是上海也是中国的美国研究向纵深发展的重要一步。笔者身处大洋彼岸，对上海同行开创之举，尤为钦佩，更寄予厚望。喜幸之余，略有所感，籍美国所成立之际，略书己见，与各位切磋。

　　一、 国号，译名及其他

　　何谓美国？美国何以成为美国？这些问题看来简单，又不简单。然而要研究美国，这些又是绕不过基本概念问题。除“美国”之外，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初，常见的称呼还有“美利坚”，或“阿美利坚”。二十世纪中后期，国人中最流行的可能是“美帝”，或“美帝国主义”。比较二者，“美利坚”为褒意，“美帝”则是贬意。“美国”一称实际是界乎与两者之间的中性词。这三种称呼，代表了国人对美国的不同的价值判断。

　　“美利坚” 之译称，不仅贴切，更是传神。凡到过美国者，无不感受美国国土之美丽，资源之丰富，民风之简朴，国力之雄厚，实为地大物博、民富国强之邦。即使没有到过美国的人，也无不感受到美国商品和文化在世界各处广为扩散的热力。“美利坚” 之称，引发多少人之暇想和梦幻，实际上已经成了“美国梦”的代称。相比之下，中国国土虽大，多为不毛之地。更由于千百年来过度开发，兵战频频，生态资源已难以维持日益膨胀的人口压力。

　　然而对绝大多数美国境外的人来说，美国梦美好的一面恐怕永远是梦而非现实。人们所直接感受的现实的美国，往往是美国的强权外交，大棒政策，穷兵黩武，独来独往。诸如此类的损人有时也不利己的行为，往往令人震惊、失望或恐惧。“美帝国主义”对美国来说，可能是一顶不大不小的帽子。

　　美国的多重性格，导致外界对美国认知的多样化，矛盾性和不确定性。美好与丑恶并存，美梦和恶寐重叠，幻影与现实错位。也许这才是真正的美国，现实的美国，也很可能是永远的美国。

　　对此，美国学者沈大为 (David Shambaugh)对中国人的“美国观”(perceptions of America)曾有“美丽的帝国主义”一说(Beautiful Imperialist: China Perceives America, 1972-1990,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1)。不久前，国内美国学著名学者王辑思又有新解，把1999年以来国人对美国的认知归纳为“美女和野兽”(Wang Jisi, "Bueauty -- And Beast," The Wilson Quarterly, Spring 2001，pp. 61-65)。

　　平心而论，对美国有复杂感觉的不仅仅是中国人。世上许多都认为美国拥有世间最公正的政治体制。然而完全认同美国对外政策的人却少之又少。

　　对于美国内政外交的多面性，绝大多数美国人从不曾想到，也不会相信。因为对自认为是“上帝选民”的美国人来说，好人是好人，坏人是坏人，好人是不可能办坏事的，一些所谓“坏事”，恐怕也是无意识的，而美国外交的出发点总是好的。“好心作坏事”，恐怕是普通美国人对美国对外政策中的恶行劣径最为深刻的理解了。对此，一位美国东亚问题专家詹姆斯.汤普森(James Thomson)多年前曾有十分贴切的描述，把美国称之为“心地善良的帝国主义”(Sentimental Imperialists, HarperCollins, 1981)，如此而已。

　　爱听好话，讳疾忌医，恐怕是世界所有民族的通性。但像美国这样自我感觉良好、永远正确的国家，也许绝无仅有。作为上帝的“选民”，美国人对世间的一切事务有某种近乎宗教的“使命感”，的确是有别于他人的独到之处。

　　二、 美国研究的几个问题：

　　研究美国，至少要解决两个问题：研究什么？怎么研究？

　　关于第一个问题，个人感觉是，美国人早把上下两百年研究透了。仅在政治学一个领域，研究题目无所不及，从外交到内政，从宏观到微观，从总统到国会，从社情到理念，从媒体到法院。其中不乏真知灼见，亦大有走火入魔者。美国学界和媒体对美利坚两百余年的研究之透彻，剖析之深刻，比之国人对数千年华夏文明的苦苦求索，恐怕有过之而不及。总之，外人恐怕再也难以有所作为了。

　　然而研究美国，大可不必亦步亦趋。不仅要深入了解美国同行的旧著新篇，有选择地借鉴和汲取，更要另劈新径、推陈出新，在知彼知己的基础上，中国的美国学必须也只能走出自己的路。

　　怎么研究美国？如何选题？怎样取材？采取传统的历史描述方法还是科学定量方式？二者怎样取长补短？如何论证？演绎还是推理？怎样确立理论的内涵和外延？如此等等，其实并无一定之规。个人爱好，学有所长，时政所需；
学者之间，团体之间，学派之间，相互交流，彼此启发；
南北有别，东西贯通，内外碰撞，都可以产生学术“灵感”，开拓新颖天地。本人主修国际政治和比较政治学，并不在正宗“美国学”之例。在此只能旁敲侧击，从比较政治学的角度，提出一些个人的粗浅之见。

　　其实，比较方法可能是最基本的治学方式了。国人所谓“有比较才能有鉴别，”正是如此。

　　——中国与美国相比：

　　国人研究美国，往往自觉不自觉地把美国同中国比较。两种文化在很多方面都大相径庭。且不谈文明冲突、人权自由之类中美之间的“永恒的主题”，从日常起居、思维方式、行为准则等等方面，中国人就是中国人，美国人就是美国人。美国人习惯前瞻，中国人爱话当年；
美国人尊强者，中国人怜贫弱；
中国人食不厌精，美国人快餐快饮；
中国人注重美食佳肴(input)，美国人最讲入厕文明(output)。文化之差异，恰是研究的切入点。

　　中美之差异，不仅仅表现在日常琐事之中，更体现在对历史的机遇的把握，哥伦布可以“发现”美国大陆，环球从此“凉热”。早于哥氏72年之前造访美洲大陆的明代郑和君，除了留下“到此一游”以外，留给后人的仅仅是史学家的一个不解的“问题”而已。

　　政治文化方面，中美的差异就更大了。国人顾家，自古而然，忠孝难两全；
从岳母刺字，孙中山唉叹“一盘散沙”，鲁迅鞭挞“阿Q”，至21世纪的今天，要中国人爱国，一直是中国政治、社会精英的一个永恒的主题和不解的难题。

　　美国不然。美国人爱国，爱得深，爱得切，爱得痴。国旗遍地插，国歌到处唱，从小学到中学，类似中国文革时期“早请示”的“孝忠辞令”(Pledge of Allegiance)天天雷打不动。各种形式、程度不同的麦卡锡主义(McCarthyism)，对不具有深厚传统文化的美国来说，实际上是不可或缺的政治粘合剂。另一方面，美国人爱国又爱得随随便便，或是爱得不伦不类。君不见，把国旗做成比基尼泳衣穿，世界上恐怕只有美国人，而烧国旗毁国旗之事也时有所闻。即便没有“9·11”，也是如此。笔者到过世界不少国家和地区，像美国这样随时随地、“无缘无故”爱国的，罕有所见。

　　记得1999年美国轰炸中国驻南联盟使馆后，在一次学术会议上遇到一位颇有名望的美国中国问题学者。多年不见，该学者立刻发问，为什么中国人不相信中国的使馆是被“误炸”？笔者反问有何证据证明是误炸或不是误炸。答曰：美国政府如是说。再问：有无人证物证？这位一贯制学严谨、凡事必追根究底的学者竟然无言以对，耸耸肩膀而已。正是：书本诚可贵，真理价更高；
若为美国故，两者皆可抛。对国家的忠诚，远远重于对事实和真理的探求。

　　读书人尚且如此，普通百姓就更不必强求了。其实，在美国，文化水平越低者，爱国心越强烈。“五八”(1999年)以后，美国一位中国问题专家对中国高涨的反美思潮从震惊到反感，突然灵机一动，建议有目的有步骤地把中国官方和军方的访美团体带到美国的小城镇，要中国人见识一下美国“乡下人”毫无保留的爱国情操(美国的“精神原子弹”？)，也算是给中国“ 头脑发热者”者提供一副“清醒剂”，使之不至于误判美国的战略动机，低估美国人的“坚强”意志，“冒犯”美国的利益(见Thomas J. Christensen, "Posing Problems Without Catching Up: China"s Rise

　　and Challenges for U.S. Security Polic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5, No. 4, Spring 2001, p. 36)。

　　相比之下，中国知识界的爱国程度往往超出百姓大众。近代的历次变法，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弃国学崇“德”“赛”，抗日救亡，如此等等，带头的往往是中国的政治、知识精英。鲁迅笔下的芸芸众生，似乎永远是没有灵魂、令人割宰的对象。

　　美国人爱国心切，但从来不理解别的国家和民族的爱国主义。在美国的政治术语中，“爱国主义”(patriotism)只是对美国而言，其他国家只有“民族主义”(nationalism)。而民族主义的概念在美国人心目中，则是情绪化、极端性、甚至是恐怖主义的代名词。

　　中美政治文化的差异，还有很多，足以作无数文章。

　　——美国同其他西方国家相比较：

　　其实，美国不仅与中国差异甚大，甚至与西方其他国家的距离也不小。本人主修的比较政治学中，有比较民主制度一项。然而多年来，比较政治学中鲜有关于美国的研究。究其原因，美国学界的所谓 “美国特殊论”(American exceptionalism)坚持认为，“美国学”应自成一体，不应该也不可能与任何其他国家和政体相提并论。因此，美国政治学界中直到八十年代，“美国政治”和“比较政治学”这两个分支常常是井水不犯河水。直到九十年代初，美国比较政治学主流教科书中才勉强加进有关美国的章节。即便如此，美国章也往往放在最后，点缀一下而已。而美国学主流对此从不热心。

　　其实，“美国特殊论”是有一定道理的。美国文化虽然是与欧洲文化同文同种，但绝不是简单的重复和延伸。也许从新移民登上美洲大陆的第一天起，美国的政治文化、社会形态、经济运作等等，就与欧洲拉开了距离。美国立国两百余年，对自由和空间的追求，对速度和效率的追求，对达之上述目的的技术手段的追求，在很多欧洲人看来，都是不可思议或可望不可及的。

　　在自由和空间方面，美国与欧洲之不同，首先体现在对政治权力和 结构的认知上。美国三权分立(separation of power)，行政、立法、司法谁也别想压倒谁; 而欧洲典型的议会制度则奉行合权制(fusion of power)，行政部门是议会派生出来的。美国联邦制的目的之一就是防止和限制中央集权，最大限度地保护地方和个人的自由。为此，美国人宁可牺牲政府的效率，使许多事务久议不决，而不愿意牺牲个人自由。克林顿执政期某年，美国联邦政府几个月内两度关门，可谓吉斯尼世界大全纪录。一位美国比较政治学者不无感慨，更有醒世箴言：“美国的政治制度是为了防止坏人干坏事而制定的，同时也阻止好人干好事。”

　　在日常生活中，美国极为重视个人选择的自由，很难接受整齐划一。以教育为例，美国的教育制度恐怕是最开放型的，不仅有学习的自由，更有不学习的自由(freedom not to study)。天才和勤奋者可在无边的学海中畅游，不学无术者也可得过且过。其结果，美国教育两头冒尖。一方面，美国有最负盛名的研究院，同时又有最差劲的中小学。初、高中水准之低下，恐怕是美国青少年犯罪率远远高于同等发达国家的主要原因之一。“不上耶鲁，便进监狱”("If not go to Yale, go to jail")，不失为联珠妙语。近几年来，美国的很多中学和高中不仅不成学场，似乎更是“屠场”，校园犯罪恶性发展，以往拳头可以解决的纠纷，现在往往由枪械而一劳永逸。

在很多地方，学生和教师的人身安全之重要，早已凌驾于教学之上。从今年起(2002)，本城(Springfield, Ohio)的所有中学和高中都配备了专职警官，虽多了安全感，却少了学园味道，更给人以牛刀杀鸡、哭笑不得的感觉。正如纽约的一位大学教授所说，全世界最好和最坏的东西都在美国("America has the best and worst in the world.")。总之，美国学生玩的太多，亚洲孩子学得太苦，欧洲则在两者之间。

　　美国人迷信自由，追求空间，自古而然。美国早期移民离乡背井，飘洋过海，种种原因，多多少少都是为了追求自由和逃避约束。这包括宗教自由(清教徒对天主教而言)、政治自由(反对世袭等级的限制)、经济自由(无止境地追求财富和利润)。(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由此派生的是对一切权力的怀疑疏远以至憎恶。新大陆的广袤空间和近乎绝对的自由度，对早期移民充满了诱惑。帕特里夏·亨利(Patrick Henry)“不自由，毋宁死”("Give me liberty or give me death")，道出了美国人的心声。美利坚从政体上与宗主国和旧大陆在政治上彻底决裂，是美国人追求最大自由度的必然。

　　如果说美国当年告别旧制度，开拓加掠夺而打出一片自由天地，今天，要美国受制于任何限制性的国际条约、法则、组织，几乎不可能。对很多美国人来说，美国国内法高于国际法和国际条约，是天经地义的。在国际上追求不受限制的自由或绝对自由，是美国的国民性和国际行为的历史惯性。在21世纪的今天，美国的欧洲盟国几乎都接受国际法高于国内法的国际行为准则，逐步向一个法制的国际社会迈进，而美国则反其道而行之，不断地毁约弃约。

　　对多边条约如此，更别说对美中之间的“三个公报”了。近年来，美国方面从暗违到明反，三个公报恐已名存实亡。对此，一般美国人不会感到对不起谁。

　　在追求行动自由的同时，美国人还孜孜不倦地扩展活动空间和势力范围。从北美十三州，到称霸美洲大陆，再巧夺夏威夷，直至陈兵太平洋西岸“岛链”防线(从东北亚的日本、韩国到东南亚的新加坡)；
“9·11”的直接结果，是美国大举进兵中亚，完成了以军事力量锁定世界的历史性使命。美国的下一目标，是为确保美国在世界各地利益和安全编造一张“天网”，既可收集情报，又便垂直打击，外层空间的诱惑是不可抗拒的。

　　在速度和效率方面相比较，美国人闲不住，一人干几件工作是常事；
欧洲人不住地闲，热衷于缩短工时，延长休假。“9·11”前不久，英国《卫报》(Guardian)刊载了一篇短文，嘲笑美国的“24/7”现象，即一天24小时，一周七天，美国的经济机器高速运转，甚至连托儿所都24小时连轴转，实为不夜之国。其实，早在170年前，《美国民主制》(Democarcy in Ameria)一书的法国作者阿列克塞·德考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 1805-1859)就百思而不得其解，“美国人丰衣足食，为何还不安分守己？”("Why the Americans are so restless in the midst of their prosperity？")。

　　“9·11”之后，美国人在全世界范围追剿“恐怖分子”，国内国外，上天人地，不斩尽杀绝，决不收兵；
斩尽杀绝，恐怕也不收兵。不仅是为了复仇，也体现了美国政治文化中难以安定的特性和对自身利益永无止境的追求。正是，与天地人斗，其乐无穷。

　　追求速度和效益的必然结果，是不同程度的忽视生活质量和牺牲社会公正。在效率(efficiency)与平等(equality)之间，在选择权(choices)和公平分配之间，美国人往往选择前者。比如，美国有世界上最多的最有竞争性的大公司，而雇员的就业在发达国家中又是最欠缺保障的。经济情况恶化时，连外国在美的跨国公司都“入乡随俗”，裁员先裁在美国分公司的职员。美国有最庞大的高科技队伍，也有相当多的“学而无术”的成人和青少年。如今，美国是世界发达国家中唯一没有公费医疗、唯一没有全国统一教育机制的国家。坚持选择自由，最大限度地追求效益，利弊各有。自己动手，自己操心，自己享受，当然也自己难受，自作自受。

　　三、美国向何处去？兼论美式“安全”的历史脚步：

　　除了美国人以外，世界上可能没有任何国家和民族可以不关注美国的外部行为、外交走向和军事战略。作为世界唯一的超级强国，美国人可以对他人视而不见，他国却不能反其道行之。

　　这里，笔者可以借用国人所熟悉的一个发问方式：“9·11”以后， 美国向何处去？与此有关的问题还很多。比如美国的中期、长期利益是什么？达之目的的手段是什么？政策的弹性有多大？各决策机构的协调程度如何？党派之见的冲突和妥协的结果对美国外交有何影响？美国社会的承受能力有多强？如此等等，不一一列举。

　　笔者在此并不打算做任何近期预测。太拘细节，有可能忽略全局。这里只从历史角度，构划出美国外交、军事政策的若干粗线条，以示未来。

　　过去一百年来，美国为实现自身安全的外交和军事战略基本上经历了和正在经历三个不同的阶段：
即追求多极安全，两极安全和单极安全。二十世纪初，美国加入世界列强，所追求的是“集体安全”(collective security)。以威尔逊主义为基调的美国自由主义(Liberalism)观念虽然多有理想主义的成份，然而在强手如林的国际社会，美国也只能在兼顾别国安全利益即多极安全的情况下求得自身安全。

　　凡尔赛体系崩溃，二战爆发，苏联帝国崛起，使美国不得不在两极架构中寻求自身安全。与可以毁灭美国的苏联谈判签约，相互制约，确保互毁，不得已也，更有忍辱负重之感。在已经“翻天”的美国右翼看来，这才是所谓“冷战思维”。丢掉“冷战思维”，就是抛弃条约，回避谈判，我行我素。这与国人所曰“冷战思维”，相去甚远。中美理念之别，有见佐证。十年前苏联解体，两极不复存在，美国追求单极安全和自身绝对安全的结构性障碍随之消失。向单级迈进和追求单极安全所需要的只是美国决策者的意志和历史机遇。“9·11”事件正合时宜。

　　如果说克林顿政府对追求单极安全还有所顾忌的话，布什政府则全力推进，多头并举。恐怖分子越打越多，“混蛋国家”和核打击对象的名单越列越长，美国追求单极安全的意向也日益明显。在某种意义上，美国在世界范围内追剿恐怖分子和混蛋国家的行动，也是美国外交哲学的自然延伸。直到“9·11”以前，美国的外交走向往往在两个历史性的倾向之间徘徊：要么孤立主义(isolationism)，要么干涉主义(interventionism)。两种倾向在二十世纪前半叶和后半叶各领风骚。二者的表现形式截然不同，一个要逃避世界，一个要干预或改变世界。尽管如此，孤立主义和干涉主义的内涵却极为相似，那就是，要美国人与一个不尽完备、善恶同在的国际社会共处是不可能的，不仅在美国外交史上不曾有过， 更违背美国立国之本。以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为左右手的美国外交理念，不仅要解读世界，更要改变世界。“9·11”以后，孤立主义的选择已不复存在，期待美国决策界对现存世界无所作为亦不可能。与此同时，美军广为使用的精密制导武器已经有效地将美国对外军事干涉的伤亡降到了历史的最低点，如果运尸袋不源源不断地运回美国，美军官兵尽可能大胆地往前走，而不必担心后院“起火”。如果上述各点成立的话，21世纪的国际社会向何处去，已经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对此，人们必须有足够的心理准备。

　　原发于《人民日报》网络版，2002年4月27、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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