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擎：多重现代性的观念与意义

　　在国际学术界享有盛誉的哲学家查尔斯·泰勒12月上旬首次访问中国，先后在北京和上海发表了多次学术演讲并与中国学者们展开交流。泰勒是加拿大麦吉尔大学的荣休教授，是当代道德哲学的重要代表，也是最著名的“社群主义”理论家之一。同时，他在政治哲学、行动哲学、语言哲学、社会科学的哲学和德国哲学等多个领域均有卓越建树。12月8日下午，泰勒教授到访华东师范大学，在童世骏教授的主持下，与学校思想所、哲学系和历史系等部门的学者们就一系列问题进行了长达三个小时的讨论，其焦点议题集中在关于“多重现代性”的理解和阐释。

“现代性是一个复数名词”

　　在讨论开始之前的主题发言中，泰勒教授扼要地阐述了他对于“多重现代性”观念的理解。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人主张放弃单数名词的“modernity”（现代性）观念，而使用一个复数名词“modernities”来讨论“多重现代性”的议题，他自己就是其中的一个代表。他指出，长时期以来人们对现代性有许多不同的定义与解释，但传统学说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将现代性理解为一种单一化的模式，看作是一整套制度与文化的变化特征，而制度与文化的变化是不可分离的，要么全盘接受，要么全然拒绝。制度层面的特征包括市场经济的兴起，大规模科层组织的建立，工业化和城市化等。而在文化价值方面则包括世俗化，政教分离，个人主义的兴起与（独一无二的个人的）本真性观念的确立等。同时，传统学说也将现代化看作是这个单一模式的线性演进和扩张的过程，不同国家处于不同的现代性发展阶段，如同一列游行队伍，有些国家走在前面，有些在后面。这种看法至少可以追溯到马克斯·韦伯。当然，韦伯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思想家，他的理论中也有质疑这种单一模式的成分。但至少有一种对韦伯的解读认为，新教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走在最前面，其他西方国家追随其后。而在世界范围内，西方国家走在前面，非西方国家走在后面，有的国家还没有起步。在这种理论中，西方现代化的道路被认为是每个国家都要经历的道路。中国“五四”时期，也有这样两群人之间的分歧：一群人把现代化看作是唯一可行的道路，而要现代化就必须西方化，而另一群人则反过来，因为反对西方化而反对现代化。但他们都把西方现代性的制度与文化模式看作是唯一的现代性模式。在这个意义上，现代性是一个单数名词。

而泰勒认为，这种现代性理论有严重缺陷。当然，1900年左右人们有这样的看法也很自然，因为那时只有西方社会是现代化的，现代性在一个文化大致相同的地区内展开，确实只有一种现代性（当然，如果仔细地考察，即使在西方，现代性模式也有区别）。但现在的情况很不同。过去100年中，现代化的趋势开始扩张，波及全球，不同文化的国家开始了自己的现代化过程，出现了不同形态的现代性。

　　当然，传统的现代性理论也没有全错，多重现代性之间的确分享着重要的共同特征，这主要在制度及其功能层面上，如市场经济和科层组织等等。这些制度性变化也确实在全世界扩张，在过去长达五百年的过程中被强制性地普遍化了，扩张到欧洲以外的其他地区，而国家实力的较量与抗衡是这种扩张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率先建立现代制度的国家在军事和经济上更为强大，这种情况迫使其余社会发展类似的制度。最典型的例子是日本，在非西方国家中日本抢先在军事和行政上走向现代化，从而成功地跻身于强国之列。这种对西方的模仿成为一种现代化的路径模式。俄国的彼得大帝想要模仿瑞典的模式、法国的模式，也就是绝对王权的现代性模式，但其结果并不太好。同样，法国的现代化也有国家实力方面的原因。法国大革命发生的潜在原因之一，就是法国无力赢得国际间的军事冲突。相比之下，英国、荷兰的变化更为成功：社会得到足够资源使之赢得国际竞争。而现代历史的主题之一，就是对这种强加的制度性变化作出适应。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引进资本主义经济模式，也是一个例子，如果不引进市场经济就难以增强国家的实力。

　　由于上述原因，现代化在制度层面上的确出现了很明显的趋同现象。这种趋同是如此之强烈，以至于人们相信，与此伴随的文化模式的趋同（例如个人主义文化的普遍化）也是无可避免的。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的确，要使这些现代制度完成其“现代功能”（如国民经济增长和提升国家军事力量），文化层面会受到来自制度的压力，要作出适应与调整，这是必然的。但泰勒强调指出，尽管制度层面确实存在趋同，但以为文化模式必然因为制度的变化而趋同，却是错误的。因为每个民族与国家的文化适应方式受制于自身的历史与传统，这种调整与适应也就各不相同，出现了多样化的形态，也就构成了所谓“多重现代性”的局面。因此，有印度的现代性、中国的现代性、日本的现代性等等。而各种现代性之间的关系非常复杂，彼此之间存在着竞争与压力。

　　总之，军事的压力引起制度的变化，而制度的变化导致文化的变迁。文化变迁是不可避免的，但并非朝向同一模式，文化并没有走向趋同。各个民族国家就文化与价值而言仍然各有特色。不同的现代性在制度层面上的趋同，并没有最终导致同质化的现代性。因此在世界范围内，实际上出现的现代性并不是单一的，而是多重的。在这个意义上，现代性应该是一个复数名词。

　　关于多重现代性的问答

　　在泰勒的主题发言之后，华东师大的学者们就多重现代性观念从多个不同的角度提出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主要涉及如下若干方面。

　　首先，有学者问，多元现代性是否不只是在制度层面具有类似特征？是否还有更深刻的共同核心？特别提到了艾森斯塔德（S.N.Eisenstadt）将“深度反思性”作为多重现代性的“共同核心”的看法。提问者显然相当了解这一问题的国际学术讨论状况。实际上，近年来Daedalus和《二十一世纪》等中外学术刊物都曾组织过有关多重现代性的专题讨论，其中以色列著名社会学家艾森斯塔德是提倡这一观念的另一位重要代表人物。艾森斯塔德认为，首先在欧洲发展起来的现代性规划，包含着一种反思性的特征：不再将传统文化与政治秩序的合法性前提看作天经地义的事情，它对文明的本体论观念的各种阐释以及与之相关的制度安排的给定性都提出质疑。这种深度的反思性是所有现代性共同分享的核心特征，甚至连现代性最激烈的反对者也是如此，虽然他们在原则上否定它的有效性。

　　泰勒对此回应说，这个问题相当复杂。一方面，他同意反思性的重要意义，现代人的确意识到政治形式具有人为构成的性质。传统社会中人们把君主制看作是符合某种宇宙形式的，是天经地义的，这种看法是非反思性的。而现代社会的人们意识到，政治形式是人们发明的、创造的、可变化的，这里面当然包含着某种反思性。在这个意义上，艾森斯塔德并没有错，所有的现代社会都区别于传统社会。但在另一方面，他认为将“反思性”作为共同核心的看法可能有其误导性的一面。他不同意因为反思性有其重要意义而将现代性的多样性看作只是一个表面现象。这是因为，这种反思性的后果在文化上仍然具有相当大差异。在西方，反思性体现为一种系列新的理念相继出现而互动发展的一个复杂过程，这些理念包括笛卡尔的怀疑论、身心二元论、康德的抽象的理性的概念、对世界加以技术控制的要求，等等。这些观念相互交织地发展成为一整套现代观念，但我们绝对没有理由说，这个一揽子的现代观念会在其他地方重复。泰勒以他深入研究过的现代社会的世俗化过程为例，表明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笼统地说，世俗化是一个宗教信仰和实践的某种衰落过程，但不同社会对“宗教性”有不同理解。在西方，这是发生在拉丁——基督教世界的一个长期过程：从位格上帝转向个人承诺的宗教，后来干脆完全脱离宗教。但这个过程在印度就完全不一样。尽管在印度有许多受到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主张在现代化过程中放弃宗教，或者也有人倾向于个人的修行。但多数印度人，或对作为整体的印度社会来说，仍然很深地投入于集体仪式性的宗教活动。所以，现代性的组织和工业化等在印度造成的文化冲击完全不同于欧洲的情况，文化的改变也绝不是照搬西方那一揽子的现代性观念。把现代性的文化变迁等同于西方意义上的世俗化模式，是一种非常种族中心论的看法。在世界各地，在南美、非洲，还有中国，也都有自己的文化变迁特征，这正是现代性不趋同的方面。

　　但是，有学者评论指出，在中国现代化历史上，也曾有过拒绝全盘西化的主张，诸如“中体西用”的构想，试图吸收西方某些现代因素，同时结合中国文化的特点，走出中国自己特殊的现代化道路，但在历史上似乎不太成功。于是我们今天还面临这样的问题：现代化究竟是不是一揽子的方案？泰勒解释说，我们说现代性不是一揽子的方案，并不意味着现代性的各种因素是可以任意割裂的，说它们不是一个整体，并不是说彼此没有关联。比如说，从长远来看，经济持续发展与民主政治和民主政治文化可能有着深刻的内在关联，但民主有许多模式，未必要采用美国式的民主，究竟要什么样民主在不同国家肯定会很不一样。

　　市场经济的问题也如此，虽然对经济发展来说市场是必不可少的，但市场可以采取多种形式。泰勒进一步解释说，市场经济这样的制度性安排在不同的现代性中可以有不同的文化资源支持。市场经济有它特定的功能要求，比如要求企业家精神，但企业家精神在文化上有很大的差异，英美与德国的企业家精神就不同，海外华人的企业更有自己的文化特征，比如以家族为纽带的企业家精神，就具有不同的文化内涵，产生于不同的文化背景，吸取了不同的文化资源。当下一个不幸的事实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总想推行某种形式的市场经济，其中包括货币的自由兑换，取消贸易保护，取消政府干预等。这些要求就是与西方的历史发展实际情况也大相径庭。大概除了英国，没有一个国家是这样来发展现代经济的。因此，经济增长固然与市场相联系，但什么样的市场是一个关键。

　　由于泰勒在讲话中似乎蕴含了这样一种观点：单一现代性不仅是不可能的，而且也是不可欲的。于是，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如果是不可能的，如果单一的、同质化的现代性不会发生，那我们何必还要操心是否“可欲”的问题？泰勒的回答是，单一现代性确实是不可能的，但我们还是要担心它。因为如果政治家相信了这种不可能的单一模式，极力在社会中推行实施，将会产生后果。比如，完全废除市场经济来进行工业化发展这是不可能的，但如果某些重要人物硬要去实行它，你就应当为此担心，因为它可能会带来不利的社会后果。所以，单一现代性是不可欲的，从消极意义上来说，是防止陷入“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努力。而从积极意义来说，每一个国家都应当充分借用自身的文化资源来发展最适合自己的现代文化。

　　也有学者质疑，是否可以将多重现代性的现象理解为不充分的现代化？如果有人坚持以西方式的现代性作为标准，也可以将所有社会的不同特点（例如印度不同于西方的那些特点），看作是现代化程度不充分而造成的，那些未能实现西方式现代性的社会，并不只因为采取了非西方的现代性，而只是未能充分地实现现代化。针对这个问题，泰勒回答说，把单一的现代性标准运用于所有地区，很可能会陷入一种“循环解释”。当我们说某个国家的现代化不成功的时候，我们已经是在把西方的现代性作为成功的现代性的标准，因此实际上是说，这个国家没有出现西方的现代性。也就是说，如果你认为成功的就是现代化的，那么现代化的就是成功的。提问者未能解决的疑虑是，如果持多重现代性的立场，那么也可能会将所有社会都看作特殊现代性的版本，这会可能使现代性概念本身失去解释意义。

　　还有学者提出，我们能否在文化的现代性观念之外还有一个规范的现代性观念？文化的现代性观导向多重现代性。但只有获得一个规范性的观念，才能在各个民族的现代性模式之间进行比较和评价。而对于同一个民族，因为面临多种可能的选择，所以也有一个比较和评价的问题。这是否意味着我们还需要一个规范的现代性观？对这个问题，泰勒的回答是，确实，我们都需要规范的观念；
我们都生活在现代的条件下，我们不得不如此。作为加拿大人，我们不像美国人那样强调竞争，而更重视社会的团结方面。美国人不喜欢最低工资的概念，以为灵活的工资制度更有利于刺激竞争，繁荣经济。但这种自由经济的主张会导致更大的社会不平等，会引发阶级之间的对立。问题是，人类社会是否应当为发展而付出这些人道的代价？但泰勒强调，主张这种规范的观点，不等于把规范性塞入现代性的观念。因为，在他看来，规范上的好坏，并不等于现代性程度的高低。

　　最后，一个接踵而来的问题是，我们如何为规范的东西进行辩护？泰勒的解释具有他对道德哲学方面深远的考虑。他很不赞同近代西方的道德理论传统，包括康德主义和功利主义。它们都主张有一种普遍的东西告诉我们该怎么做，最大的功利或抽象的程序等。但它们在理解人类的道德行为的动机方面，不如亚里士多德的观点更有洞见。亚里士多德认为，重要的是辨认出人类的诸种“善”或“好”：好的生活方式，好的品格，等等。道德思议的重要任务是如何把这些“好”结合起来。这在不同的问题上和不同的情景中会产生许多不同的选择。比如，泰勒主张把GDP的增长与社会团结的因素要做平衡的综合考虑，主张坚持一些非常重要的人性的、社会的“好”。我们无法通过诉诸普遍的东西或单一的标准而回避这些具体的道德选择。这里有一个道德理论和道德直觉之间的非常费力的契合的问题。普遍的道德理论给人们一种虚假的安全感，而人类的状况并不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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