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维·曼斯菲尔德：如何理解政治——人文知识能对科学说什么

　　[摘　要] 　本文从人文知识的角度出发对当今的政治理解提出了两项改进意见：其一要重温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思想中有关thumos的观念，其二是在政治科学中像人文科学那样运用名称。thumos乃是一种对身体有意识但却不受其束缚的人之科学的一个基础，它具有丰富的内涵：它是生气与收益之间的对比，这意味着政治乃是何者使你生气的问题；
它是对胜利的坚持，这意味着政治所产生的是胜利者和失败者；
它象征着一个人对动物性身体所特有的个人自己所做的精神层面的捍卫，代表了一种动物在面临威胁或可能的威胁的时候所做的剧烈回应；
此外，它也体现了派性的顽固、自信的作用、个体自己的常在、宗教的任务、个殊性的结果和关于伟大的抱负等等。从另一方面来看，如果我们要想理解人的(政治)行为，特别是理解我们在thumos中所见到的对人之个殊性的特别坚持，那么我们就必须承认人的名称，重视名称在政治科学中的价值。

　　[关键词] 　政治科学　人文知识　thumos　名称

　　我想对阅读《如何理解政治》演讲文稿的中国读者说几句话。我感到自己对庞大的中国知之甚少。尽管我国的人口数本来就不小，可是中国的人口还是比我国多几倍，而且其历史也要比我国的历史古老无数倍。所以，我在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如果说不是审慎的话，那也是犹豫和忐忑的。

　　我的演讲《如何理解政治》在当时是对我的美国(即一个有着活跃的政治自治传统的国度)公民同胞讲的，也是对在不同程度上具有这一传统的西方自由民主国家讲的。除了这个政治传统以外，而且现在也同这个传统颇为分离的是，西方的民主国家都在共同致力于现代科学技术。曾经，亦即从乔治·华盛顿总统到托马斯·杰斐逊总统这一美国立国的时代，自由与科学被认为是不可分离的，它们互相促进、互为辅助：科学可以把人类从偏见和迷信中解放出来，而自由则可以培育出产生现代科学知识的自由探究。然而，在今天，这种合作解体了。科学想独自发展，完全不顾及它可能给自由带去的种种后果，因为人们认为，人类自由的好处是无法以科学的方式而为人们所知的。由于自由的强硬支持者注意到了这一事实，所以他们产生了这样一种担忧，即难道科学就不会——像其有助于人类解放那样——趋向于以一种对环境有害的方式(一如美国自由主义所担忧的那样)或以一种使人之尊严减退的方式(一如保守主义者所害怕的那样)而使人类受到束缚？在西方的其他地方，人们还目睹了更为令人震惊的对作为科学与自由之联姻的启蒙信仰的丧失。

　　在这种背景下，我想对现代政治科学观念讲几句不恭之词，因为这种观念认为政治乃是由收益所驱动的。如果现代政治科学观念认为政治的唯一目标就是满足自我利益的话，那么我认为，政治要比它设定的更高贵和更危险。自我利益乃是人们发明出来以使其得以在彼此平庸的基础上以和平方式加以满足的一种目标。但是政治却同远甚于收益的荣誉有关，亦即同与收益无关的荣誉有关。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要比现代政治科学家对这一点有更好的理解，而不论这些现代政治科学家是在其对启蒙充满信心的全盛期，还是在当下操心日常事务的退化过程之中。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我在这一演讲中探讨了“精神”或“血气”( thumos) 这个观念， thumos使人用动物的非理性和人的高贵性来捍卫自己。对于古人而言， thumos就是科学，但对我们来说，它却是人文知识(humanities) ——因为我们的现代科学不知道如何去处理或应对那种为了捍卫自己而拒绝为科学所知的材料。现代科学为这样一个显见的事实所困惑，即人拥有灵魂并因而认为自己比自然中的所有其他东西都拥有更多的尊严。我认为，现代科学唯有通过下述方式才能解开这一困惑，即首先向人文知识学习，然后尝试把它们结合到科学中去，但是这样的做法并不是以科学为条件也不是以科学方法为依凭的，而是以它从科学以外的知识中学到的而且是科学依凭自身所无从知道的东西为基础的。

　　在我最近到中国或者到上海的访问中，我形成了这样一种印象，即同拥有一种政治传统相比，中国更致力于科学。我在中国或上海演讲的背景不同于西方，但人性以及“人在其本性上是政治动物”这一点除外。有关自豪和荣誉的诉求在中国肯定是被唤醒了，而且中国的学者和学生也肯定明确认识到了现代政治科学(或者现代社会科学)在理解它们的时候所存在的不充分性。当今西方的政治科学因为强调因果关系而非自由(亦即特别关注稳定而非目的)而变得很适合于那些老迈且处于守势的、没有抱负或方向感的民族。显然，这种政治科学不能给中国以任何启示，所以我想向你们推荐某种更好的知识，当然它也是西方的知识，亦即现代西方所轻视的古典政治科学。我相信，与现代世界理解其自身相比较，这种古典政治科学能比它更好地理解现代世界。

　　一段时间以来，我们一直把政治科学视为当然，似乎不需要什么勇气就可以走出大学的校门去告诉其他人应该如何理解政治。就我的演讲而言，我的目的是以一种较为谦逊的方式指出如何理解政治，而不是如何实践政治。我在这里所讲的理解源于实践，而非真的源于大学，而且它也与勇气有着某种关联———勇气在大学里已不常见了，而且要在大学里得到理解，那就更是罕见之事了。

　　一个具有“勇气”的人会认为自己比他所是更重要。但是我们以什么方式来支持这样一种指责呢：他有多重要呀，亦即我们有多重要呀？ 这是政治中的核心问题。政治所关注的就是谁应当更重要的问题，亦即具有何种观念的何种党派的何种领导应当更重要的问题。政治假定，为获取重要性而展开的竞争本身就是重要的。在更宽泛的意义上讲，政治假定，人是重要的。

　　当今的政治科学回避了这个问题。这种情形乃是由哈罗德·拉斯韦尔(Harold D. Lasswell)在1936年出版的一本书的著名标题——《政治：谁在何时以何种方式得到什么？》( Politics：
Who GetsW hat， When， How ？) ———促成的。这本书的重心在于你所得到的利益——获得什么，在什么时候获得以及以什么方式获得。然而，政治的重心却应当在于谁——亦即在于你认为你是谁而且你为什么重要到了足以应当得到你所获得的东西。对于这个问题，诗人和哲学家有自己的答案，或者说他们至少旨在解决这个问题，而科学却没有答案或不会这么做。政治科学无视重要性这个问题( the question of importance) ，因为它立志以自然科学的方式成为科学，而自然科学则是真正的科学。科学真理是客观的，而且对任何人一视同仁；
科学真理把对重要性的关注视作偏见(亦即真理的敌人)的一个渊源。科学中的个人可以要求奖项，国家也可以以他们为荣，但是这类认可却是外在于科学的，因为科学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事实上都是一种集体性的亦即匿名的事业。于是，通过研究政治而应当对重要性(亦即对重要性的重要性)高度敏感的政治科学，为了达致普遍的命题，也旨在对具有各种名称的个别素材进行抽象概括。抽样调查就是个例子。

　　然而，人及其联合体总是有名称的，这是他们维护他们个殊性的方式。名称标示出了个人与社会或个人与其他群体之间的各种差异，而名称之所以有这种功能，实在是因为这些差异对我们很重要。你可以按你的方式去想象一个没有名称的抽象个人或抽象社会，但是你却不可能成为一个没有名称的抽象个人，也不可能生活在一个没有名称的抽象社会中。科学对专有名称漠不关心，而只关注普通名词，但是所有的人类生活都是在专有名词的环境中发生的。“使你自己出名”，就像我们所说的那样，就是变得重要。“失去你的好名声”，亦即使你的名誉遭受玷污，就是你在对自己评价较低的状况中生活，或者是在那些对你评价较低的人当中生活。显而易见，人们喜欢认为自己是重要的。这一点有关系吗？ 如果人们要负责任地生活，那么他们也许就必须这样认为。因为如果不把义务或责任归属于你的名下，你又如何可能去履行它们呢？

　　我想从人文知识的角度出发对当今的政治理解提出两项改进意见。第一项改进意见是重温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思想中有关thumos的观念；
而所谓thumos，指的乃是我们灵魂中促使我们想坚持我们自身重要性的那个部分。严格地说， thumos乃是心理特点或生物特点，因而也是那些哲学家构想出来的一个科学术语。但是我认为，这个术语是适合于当代人文知识的，因为自从thumos这个术语被人们从现代科学中排除出去以后，它就一直在不为人们注意也不被人们使用的情况下残存于科学史中——科学史实际上就是一个收罗诸多被遗弃的科学观念的博物馆。

　　第二项改进意见是运用名称——这很适合于文学而为科学所不知道。文学告诉我们各种故事，而这些故事都是关于发生在特定日期和有名字的地方的有名有姓的人物的故事。科学无视名称或用解释把名称消除掉，而文学则运用名称并尊重它们。

　　下面让我们从初步的观察出发来探究一下thumos。政治乃是有关何者使你生气的问题，而不是关于你需求什么的问题。你的需求确实重要，但这主要是因为你感到自己有资格使这些需求得到满足，并在它们得不到满足的时候你会生气。许多时候，我们所认为的那些穷人并不会对他们的需求进行抱怨，这是因为他们并不认为自己有资格有那些需求。当你抱怨的时候，与其说是你不具有你所欲求的东西，不如说是你在无法拥有那些应当属于你的东西时感到了怠慢或冒犯。在我们的民主制度中，政治尤其是由你没有得到平等的对待这样一种感觉所驱动的。

　　就此而言，公民权利运动和妇女运动便是晚近发生的显见事例。这些运动并不是为了获取利益而发动的，而是为了获得平等的荣誉和尊重而发动的。我们对富有者的需求以及他们对不平等的欲求并不怎么担心。在民主制度中，这种欲求乃是隐而不见并受到压制的，尽管在我们这样的民主制度中，亦即自由民主制度中，我们是为富有者留有余地的，而且也是容许实践上的(如果不是原则上的)不平等的。但是人们是不允许富有者为此生气的，除非这些富有者的民主权利受到了侵犯。你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发现是谁在控制一个社会，亦即通过观察谁被允许愤怒并且是基于何种原因允许如此，而不是通过试图测定每个群体获得了多少利益。

　　黑人和妇女只是把利益诉求当作一种平等的符号，而不是为了给他们自己以更大的力量(power) 。当力量(power)同荣誉相分离的时候，力量就是一个极其含混的术语；
当我们说人们被“赋予力量”的时候，我们的意思是说他们拥有同荣誉相配的力量。那些没有被赋予力量的人乃是遭到蔑视的( dissed)人，而“dissed”这个语词则是由黑人发明出来指称那种没受到尊重的感觉。政治科学家用承认政治这个概念概括了黑人和妇女的寻求荣誉运动，而这恰恰说明了政治科学进行抽象概括并避免专有名称的趋势。因为你怎么可能在拥有一种承认政治或意义政治( a politics of identity or of meaning)的同时而不运用同承认和意义相配的名称？ 丽丽·罗维特(LyleLovett)有一首歌：“你不是德克萨斯人”( Youpre not from Texas) ；
这首歌的结尾这样唱道：“是的，你不是德克萨斯人，但是德克萨斯却无论如何需要你”。丽丽告诉我们的乃是多元文化主义的一个核心问题：如果是德克萨斯人这一点真的那么重要，那么如果你不是德克萨斯人，那么德克萨斯怎么可能需要你呢？ 我们当中那些不是德克萨斯人的人不得不忍受这种羞辱，也就是对德克萨斯无论如何需要我们这一点甚感怀疑。因为与荣誉相伴随的乃是丢脸的羞辱。

　　与荣誉伴随的还有胜利，因为尽管你可能带有荣誉的失败，但是你肯定能在一种非计算的斗争中赢得胜利。政治并不是像投资账簿上所显示的那种得失波动，也不是对权力的逐一追寻；
它是一系列的胜利与失败，其间，一方的每一个胜利对于他方来说都是一种失败。不争的是，这种胜败系列甚少是以终极胜利而告终的。左派绝不可能最终战胜右派，反之，右派也绝不可能最终战胜左派——就像战争总将在下一次战争中回归以及比赛总是期盼下一个年度的赛季一样。然而，在这个过程中，政治总是会被胜利和失败所打断——在这些胜利和失败中有很多是短暂的，但有一些却是决定性的。就像在战争和比赛中一样，政治所产生的是胜利者和失败者，带来的是骄傲和沮丧、怨恨或羞辱，而不是经过谈判达成的有关权力的比例或一般化的自尊。

　　一般化的自尊源自于现代的“自我”概念，(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而这个概念的历史可以回溯至16世纪，此处不赘。在这里，仅仅指出这一点就足够了：自我概念乃是灵魂概念的简单化，它被创造出来乃是为了服务于心理学和经济学这两门现代科学的目的——这两门科学都想让你以简单的(亦即它们能够计算的)明确的方式去幸福地生活。为了与简单化的现代自我利益相区别，我也将对灵魂概念进行“简化”处理——但这种处理却是以一种否弃简单化的方式展开的。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前现代思想里，灵魂乃是从自愿行动的可能性(什么促使你行动)和思想的可能性(什么使你停下来思考或停下来反思自身)中推断而来的。这是一个复杂难题，它需要在实践和理论的相反要求之间做出界分。什么时候有必要采取行动，什么时候适合反思？ 而当你把决定什么是你所趋向的并考虑的善这一需要增添进上述复杂难题中的时候，科学也就变得不舒服并要去寻找出路了。

　　为什么科学不舒服了？ 科学想克服实践与理论之间的不一致，从而使理论能够予以实施，比如说，使DNA的发现得以实施。计算的需要，更一般地讲乃是对数学的诉求，乃是服务于应用之目的的。科学想得到科学的成果，因而它无法容忍人们对那些成果的好处进行实质性的质疑。如果你对DNA的用处有怀疑，那是你自己的事；
对父亲是否应当被发现这个问题进行质疑，并不是科学的事情。公平地讲，科学家们对制造原子弹有一种内疚感，但是他们的科学却并不激励、也更少承认他们的那些疑虑。

　　现在，摆脱复杂和怀疑的方式乃是把善( good)化约为快乐(亦即某种与身体接近的东西) ，或者化约为功利或效用(亦即某种对身体有益的东西) ，或者通过把善化约为力量或权力(亦即身体的精力)而把快乐与有用结合起来。身体被认为是所有人都共同具有的一种因素，因而也是进行一般化工作的一个可以随手拈来的基础；
但是，身体把我们彼此分离(使我们成为个体)的趋向却被忽视了。一个人自己的身份，一如善一样，都是科学所不关注的，而且就像善被化约为某种可感知的东西那样，个人自己(oneps own)也被提升为了某种更为含混但却为大家共有的东西。

　　身体性自我( bodily self)有一个简单化的目标，即它的自我利益。为你的自我利益行动虽不高贵但却是可理解的，就如这样一个例子一样：离开支付你每小时挣50分钱的国家而前往你每小时能挣10美元的国家虽不高贵，但却是可理解的。任何人都不能因你受到这种诱惑而去责备你。这是因为自我利益在简单的状态下是普遍的；
这就是说，我也会和你做同样的事情。我会因某种驱动而去寻求一种明显的好处或一种我认为明显的好处。如果说自我利益是明显的，那么它就并不真的是你自己所拥有的东西；
自我利益被一般化了，也许是被一种人为的方式一般化了。自我利益的冲突乃是当今政治科学所关注的所有东西，但政治却不是如此。

　　相比较， thumos在本质上是复杂的。由于这个词有时被译成精神( spiritedness) ，所以它指称的是灵魂中把个人自己与善勾连起来的那一部分。thumos象征着一个人对动物性身体所特有的个人自己所做的精神层面的捍卫，代表了一种动物在面临威胁或可能的威胁的时候所做的剧烈回应。当然，它首先是一种审慎的回应而非急切的激进运动，尽管它会攻击，如果攻击是最好的捍卫措施的话。当动物冒着生命危险进行全力攻击以保护自己的时候，这种回应常常是过度的。冒自己的生命危险去救自己的生命乃是thumos的一个悖论，亦即一种显见的矛盾。作为一种人之动物( human animal) ，你甚至能够谴责你的生命，并且说你感到抱歉和羞耻，因为羞耻是由thumos导致的。羞耻是你的利益吗？ 很难说“是”，也很难说“不是”。很显然，你拥有一个超越你自我的自我，这个自我有时候会对你的自我进行批评并使你感到羞耻。让我们把这个自我叫做灵魂。有灵魂的人经由使他们自己在一定程度上远离他们自己而成为复杂的人，但是难道我们所有的人不都是或多或少这样的吗？

　　在thumos中，我们看到了人的动物性，因为人类(特别是男性)常常像狗狂吠、像蛇嘶嘶吐芯、像鸟振翅扑腾那样行为。但正是在这里，我们也看到了人之动物( human animal)的人性。人在遭到威胁的时候不仅会被激怒，而且还会生气，这意味着他是为了某个理由而做出回应的，甚至是为了某项原则即某项事业而做出回应的。只有人才会生气。当你发脾气的时候，你会找一个理由去证明你这样发脾气是有道理的；
想出这种理由可能需要一点时间，亦即在感到不公的时候过去以后，但是如果没有理由，你就不可能感到不公——而不论这个理由是好的还是差的，是认真考虑过的还是想当然的。

　　现在让我们来考虑一下，当你提出那种理由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当阿基里斯(Achilles)的统治者阿伽门农(Agamemnon)偷走了他的年轻女奴的时候，阿基里斯做了什么？ 他冒了大险。他声称问题不只是在于他受到了损失，而在于这样一个事实，即这样一个坏人正在统治着希腊人。英雄，或者至少像阿基里斯那样的男子汉，而非像阿伽门农那样的小人，才应当来掌管希腊。像阿伽门农那样的小人主要是凭靠他们的门第而获得这种地位的，因而他们不会给予男子汉以他们应得的荣誉。阿基里斯把一个对私人错误的民事指控提升到了改变政体(即政治革命)的要求。

　　的确，并非每项指控都可以达到那个程度，但是每项指控却都是朝着那个方向发展的，亦即从生气和理由而发展成政治的。理由并不在于阿基里斯论证了一个所有人都会同意的论点，就如自我利益一样。事实恰恰相反。由于阿基里斯所提出的理由反对了阿伽门农的统治并挑战了现状，所以我们会期望人们对这个理由进行辩驳。对一种不正义的指控乃是一种对统治的隐晦主张。这种指控是这样一种要求，即统治者应当调整他们的统治，并为了你而把它不只是作为一种个人恩赐而且也是作为一种一般性原则的情形规定下来。既然统治者业已有了他们自己的原则，你完全可能希望废除它们以成就你自己的原则。政治是关于变革的，或者坦率地说，是关于革命的——大规模的革命或小规模的革命、活跃的革命或潜在的革命。政治不是关于稳定或均衡的——稳定或均衡这类东西乃是当今的政治科学从市场中借用来的目标。

　　在争论的情形中，典型的情况是，人们不得不用浮夸的言词和自夸的文字去提出他们所主张的理由，因为他们无法证明它。可以肯定的是，人们无法把它证明到使他们的对手或敌人感到满意的程度。这就是政治氛围中为什么充满了各种可以使一方相信而无法使另一方相信的主张的原因之所在。主张乃是一种带有结论的充满激情的陈述，而对于这个结论，主张者远不是中立的。苏格拉底说，推理意味着遵循论证过程，而不论这种论证会达致什么结果，也不论这种论证会把你伤害到什么程度：这就是科学的无情精神。但是在政治中，人们所提出的却是他们努力控制和讲述的各种主张；
在这里，论证的发展方向也就是你所希望它发展的方向。当然，有时候这种论证也会掉过头来伤害你自己，就像这样一个例子一样，即在你猛烈抨击国家最高权力职位以后，你的党派却赢得了这个职位。在这里，我们看到了逻辑对专横政治主张的反抗。但是，在论证有关理由的方面，我们也不要低估了人的灵活性。

　　政治并不是买者与卖者之讨价还价地位间的一种交易，因为在这种交易中，自我利益是明确的而且结果不是卖就是不卖，完全没有激动可言。实际上，自我利益甚至解释不了商业交易。第一，如果我们感到被欺骗了，那么我们就会生气；
或者第二，我们会屈服于推销术的魅力；
而这两点表明，比一种狭小的自我更多的东西进入到了那些得意于计算的人的行为之中。

　　自我利益，在最为重要的时候，会使你冷静并平静下来；

thumos则使你振奋并使你充满激情。在政治中，就像在商业中一样，也存在着讨价还价，但是这种讨价还价却带有一种更高程度的自我重要性。人们投入政治就是为了挑起战斗，而不是为了回避战斗。自我利益趋向于和平，而且如果它能取代我们灵魂中的thumos，那么它就可以实现普遍和平了。然而，与此同时，人们又想主张某种东西，而这意味着要反对那些主张某种其他观点的人。在反对其他人的过程中，人们常常会诉诸侮辱他人和骂人的手段，这种情况是政治中的常态，尽管它们从来不合乎你的利益。当今对政治更文明的要求当是以改善我们侮辱他人的品质为方向的，亦即寻求智慧的文明而非平淡无聊的文明。

　　thumos这个概念进一步告诉我们，政治主要是关于保护的，而不是关于收益的。你在为自己辩护时所主张的理由是保护你以及那些同你相似的人的——你所提出的论辩实际上已经把这些人含在内了。在一种极其自信的政治论辩中，你会假设自己毫无问题。你不是在为你自己或你的灵魂进行道歉，因为问题出在外在于你的那些事情中，出在已经发生或可能发生的那些事情中，或者出在除你自己以外的其他人的过错中。因此，你想在满足你自己的过程中得到保护。如果受保护要求以收益为条件的话，那么情形同样如此。即使我们这个时代中最具野心和最邪恶的帝国主义者也想为了保护雅利安(Aryan)种族和无产者而去征服世界。在与上述相反的情形中，亦即在你感到羞耻的情形中，你会相信是你自己错了，因而你的富于侵略性的自信心会动摇，甚至会反过来伤害你自己。想一想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民主国家在德国和日本的反应，或者美国那些敏感男性在回应妇女运动过程中的反应。

　　像政治一样， thumos也是关于个人自己(oneps own)和善的。thumos并不是这两者中的任何一者，而有的人则认为政治的目的只是为了个人自己的东西——即现实主义，或者政治的目的只是为了主张善——即理想主义。thumos是关于两者的，而且处于紧张之中。个人自己从来不是自足的；
它需要一个理由去证明它的正当性。但是，这种理由会把个人自己一般化成与个人自己相类似的东西，并因而把个人自己置于同其他人相似的一个类中；
这意味着理由会把个人自己社会化和政治化。但是，如果你处于一个类中，那么你就是某个整体的一部分；
个人自己也是善亦即共同善的一部分。你的现实主义变成了你的理想主义。即使是最自我中心的极端自由论者也希望每个人都成为极端的自由论者，认为只要每个人都极端自私的话，那么世界就会变得更好了。

　　然而，善也没有它看上去的那样独立。如果善要成为现实的话，那么它就必须在一个社会中确立并扎根于其中。这就要求人们做出政治上的努力去赢得反对现实中与之相反的善观念的斗争。在政治中，你从来就不是从无出发点的，而总是会以直面你认为不适当的善为出发点的。为了击败这种占据支配地位的善，你就必须信奉你所想到的善并把它变成你自己的善。在这一点上，你的动机已不再是纯粹的，而且你的理想主义也掺杂了现实主义。这种非人格的善( the impersonal good)如果要得到人们的接受，就必须把各种支持聚合起来，而在聚合各种支持的过程中，这种非人格的善则会变成某个人之党派的善并失去其非人格性。

　　政治科学在当今所使用的——实际上为所有的社会科学门类所使用的——那种简化的自我利益观念根本就无法容忍个人自己与善之间的紧张，因为这种紧张使人的行为变得不可预测。我们

　　不可能洞悉每个人的私人想法，而且也不存在任何可用来对不同的善观念进行裁断的明确方法。于是，为了克服这种紧张，科学便试图用一种不保护两者中之任何一者的方式把个人自己与善联合起来。科学把个人自己一般化成普通人的利益，或者更为恰当地说，把个人自己一般化成可预测之个人的利益——这种个人以量化的方式生活，以使得对他的研究对于社会科学家来说变得更容易些。而且出于同样的目的，科学通过如下的方式也把善庸俗化了，即根除我们灵魂中高尚和自傲的部分(更别提低俗和邪恶的部分了)的方式，也就是把我们对高贵和真理的欲求转换成科学不意识且不关注其价值的个人偏好的方式。

　　我们的人之thumos提醒我们，我们是有身体的动物，因此我们必须捍卫我们的身体。但是，当我们用理性或理由去捍卫我们自己的时候，我们也被提醒道：我们有着向我们灵魂开放的身体，而且也有着向万事万物之整体开放的灵魂。准确地说，我们最关注身体的那部分灵魂乃是高于身体之上并提升身体的工具。当我们被迫为自己的生气给出一种理由的时候，我们的意思实际上是说，我们所捍卫的并不只是我们的身体；
而且当我们冒着生命的危险去捍卫那个理由——现在变成了我们所谓的事业——的时候，(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我们的意思是说，我们不应当被等同于我们的身体。相反，我们乃是我们为之奋斗的事业。我们的身体变成了非身体( bodiless)的。借用克林顿总统的话来说——这或许是他不喜欢的方式：“是”的意思应当是非身体的( the meaning of is is to be bodiless) 。

　　与现代生物学不同，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的生物学考虑了灵魂的问题，亦即有关人之重要性的感觉。现代生物学拯救生命，但是古代生物学却对生命有着更好的理解。thumos的观念提醒我们不要忘了我们的动物性，因为当我们观察动物的时候，这种动物性是肉眼可见的。现代生物学用显微镜去揭示与thumos相对的化学对应物和神经对应物，而这实际上是把我们从对行为的分析中转移走——我们原本是想用这些对应物去解释这些行为的。在我们提出“睾丸素”这个语词以后，我们便感到满足了，但是我们却不能像旧式的肉眼科学(old2fashioned naked2eye science)那样对之进行仔细的观察。

　　社会生物学已然提出了地盘( turf)的概念；
这个概念乃是人们所不意识的对thumos的指称，而我们现在则都用这一指称去标示对个人自己的界定。但是，在人类中，一个人的地盘是其家庭、其党派、其国家、其原则。社会生物学把人化约成了动物，而不是去观察动物是如何变成人的。thumos表明我们是自视重要的动物( self important animals) 。由于现代科学把灵魂排除在外，所以它不可能理解身体中最重要的方面，而这个方面就是身体自视重要的能力。现代生物学，尤其是进化论，乃是以其全力关注如何在各种生命中生存的问题为基础的。就人的生命而言，这肯定是错误的。如果你不能关注自己而又必须一味地猎古，那么你就只得去游览一个古代民族的遗迹并去猜想它的财富有多少是用来奉献给宗教的，亦即奉献给其对人之生命意义的感觉而不只是对生存的感觉。

　　说到宗教，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何为特定和个殊的领域。科学与宗教之间的对立，最突出地表现在人之重要性的问题上。宗教表态支持人的重要性，并试图对它进行详尽说明。依据基督教，人不是上帝，但是上帝却作为人而降临人间，而且人被制作成了上帝的形象——在世界的所有造物中，唯有人可以如此。基督徒是谦卑的，但是他们却为自己的这种谦卑而自豪。

　　尽管人们可以像我这样用一般化的方式来谈论宗教，但是宗教却始终是一种特定的宗教；
社会学关于宗教功能的观点因为把宗教搞得太一般化而错误地论述了它的功能。每一种宗教在对人类特别关照的某个人格神( a personal God)或诸神的方面都有一种独特的观点，它使我们对人的重要性予以持续的关注并作为人之重要性的特别保障而发挥作用。18世纪的哲学家怀疑宗教但却愿意承认宗教的力量，于是他们提出了自然神论。自然神论乃是一种没有神而有关神的思想，亦即关注宇宙万物而不关注你的思想。真正的宗教乃是通过关注个体的人而对人类予以关注的。

　　说来奇怪，对宗教的研究和对人类生物学的研究可以互相学习。宗教可以见之于人之身体的动物性，亦即可以见之于未开化的thumos本性——它始终在保护个人自己，但却又始终在牺牲自己的意愿中超越自己。在像狗捍卫其主人一样的捍卫过程中， thumos所捍卫的乃是某种比它自身更高级的东西。当我们身体中较低级的东西捍卫我们身体中较高级的东西的时候，较低级的东西是需要代价的。对于我们自己的任何东西来说，亦即对于我们从不能彻底避免的人之不完整性来说，代价都是一种必然。然而，好处是我们能够通过每个人捍卫自己而尊重人类的重要性。thumos中的自我捍卫乃是我们身体中较低级的东西与较高级的东西之间的一种纽带性保障，亦即太人性的东西与神圣的东西之间的一种纽带性保障。这种纽带是相互的，而且它的确使较高级的东西同较低级的东西联系在一起，就像上帝如果不是对每个人和每个民族的救赎就不可能是人类的普遍目标一样。

　　就科学本身而言，它反对任何科学对象(包括人类)的特殊重要性，而且在进化论中，科学还试图抹煞人类与其他动物之间的区别。对灵长类的研究试图以一种特别的方式来实现这一目标。过去，出版界常常发表那种向我们传达黑猩猩与人类相似信息的令人惊讶的科学论文，而且不再发表这种新的相似信息的科学论文的时代还远没有过去。

　　不过，还没有人报道说发现了黑猩猩的宗教。黑猩猩泰然地从人类那里获得称谓，但它们却并不给自己命名。这些称谓乃是一些还没有被归入黑猩猩文明的款目。然而，它们最伟大的胜利将是科学成就。因为依据科学，科学应当是人类最重要的品性。现代科学似乎特别代表了对我们环境亦即自然的控制。可以肯定的是，与宗教相对的科学根本就不承认在人类之外或在人类本身之中还存在任何神圣的东西。但是从集体的角度来看，科学却是人类对非人类的主张，也肯定是一种对重要性和统治的坦然主张。然而，作为个人，科学家则是科学事业中的匿名因素，因为每一个科学家对于另一个科学家来说都是可替代的。就整个科学关注的东西而言，科学家既是可数的也是有名有姓的。在人文学科中，我们会慷慨地给予他们名称。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名称，以把自己同所有其他的人区别开来(除了很多与其社会地位相等的人以外) 。这是一个事实，而且我们也正是根据这个事实表明我们中的每个人作为个体都是重要的。我们未必都是同等重要的，但是我们的重要性却是根据我们是个人这一点来判定的。个人确实属于群体或阶层；
然而，这些群体或阶层也有自己的名称，例如红袜队或美国大学优等生之荣誉学会，以表明它们的个殊性。如果我们想理解人的行为，尤其是理解我们在thumos中所见到的对人之个殊性的特别坚持，那么我们就必须承认人的名称。我们不只是必须把它们视作应予抽象、压制和遗忘的种种阻碍因素，亦即当作把我们从重要之点转移开来的个体特性——这种重要之点乃是决定我们做什么的法则，亦即我们在无法确立法则时所诉诸的一般性规则。

　　在对人之重要性的重要意义以及它是如何使我们成为个人这个问题进行了思考以后，我们现在或许可以把科学与文学做一番比较。请允许我做这样一个假设，即科学与文学有着发现真理和告知真理的同样目标，但是显而易见的是，文学还寻求娱乐。尽管一些最伟大的科学论著写得很漂亮，但科学的雅致却是见之于数学而不是见之于人们所讲的精彩故事的魅力。社会科学处于一种特别的困难之中，因为这些科学门类的研究领域所覆盖的乃是与文学一样的那种人之行为的领域。然而作为科学，社会科学又必须主张去改变常识性的偏见和迷信，因而只得以无甚瑕疵的、无可责备的和科学的乏味表达方式(亦即没有偏见或任何其他含混之处的方式)去重述常识性语言，因为这种常识性语言充满了暗示和影射。

　　作为一种回应，常识把这类说法称作行话。人们要求科学在原则上对每个人来说都是可通用的；
所以，科学的表达方式是直接的且没有隐意的，而且尽可能是数学的方式。在实践中，颇为遗憾的是，公众在数学知识方面的缺失以及科学家对沟通技巧的不在行(比如说行话) ，使得科学家只得依赖那些并非科学家的宣传员把科学的发现告诉大众和政治家。这些宣传员通常另有他图，所以尽管科学有超越低级的人之派性的高贵意图，但是它却只得常常陷入人之派性之中。

　　文学除了寻求真理以外，还寻求娱乐——为什么会这样呢？ 这并不是因为有些人有讲故事的肤浅才智和冲动，根本的原因在于文学知道科学所不知道的某种东西，即人抵制聆听真理。

　　科学并不告诉科学家这个基本的事实，而且大多数科学家还都因为一直太执著于科学而无法从任何其他渊源(比如说常识)中获知这一点。为了克服人们对真理的抵制，文学运用了作为真理之映象的虚构。理解虚构需要诠释，而对于这种诠释，文学表示欢迎，科学则讨厌之；
不过，无论是欢迎还是讨厌，它们都是出于同一个理由，即诠释者的意见是不一致的。文学欢迎从小孩到哲学家间各种不同程度的理解，然而它对于每个人来说却都有着某种有意义的东西。但是，科学则是通过没有修辞的平淡叙事方式来获得其普遍性的，而且这种方式只是在科学家群体中行得通。科学除了通过为我们提供其显见的好处之外，无力达致人性的主要部分。文学所应对的乃是科学所忽视的人类生活中的大问题——比如说，如何对付一个令人厌烦的丈夫。科学所研究的乃是各种小问题和大问题，它们肯定是戏剧的素材，但科学并不利用它们，因为从科学的角度来看，衡量小与大的问题仅仅是人文问题。文学从作者的观察中——尤其是从伟大作者的判断中——汲取素材并以此为其洞见提供证据。这些洞见因读者资质的不同而对他们的意义各不相同，也就是说这是没有科学方法保障的，而所谓科学方法的保障，乃是指一个科学家所提出的东西与另一个科学家所接受的东西是一样的。科学以科学家间的一致为目的，而在文学中——就像在哲学中一样，最伟大的人( the greatest names)的观点总是彼此分歧的。

　　最伟大的人：这是理解政治的最后一个主题。人的伟大乃是人的高度重要性；
就此而言，人所能做的最好的事情是需要检验或审查的，而且它是伟大个人的成就。伟大的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 ——如果不提他的名字，我会拒绝就理解政治给出建议——把他自己和他喜爱的读者称作“自由和人之伟大的真正朋友”( the true friends of liberty and human greatness) 。在这里，自由与人之伟大以某种方式连接在了一起，而这里有一种暗示，即自然只眷顾人类并把人的伟大留给人的自由行动(即由thumos所激起的人的自信)去揭示。要成为伟人，人就必须变得伟大，也就是要做出有抱负的努力。

　　并不是每个人都有那种抱负的；
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满足于安全稳当的普通职业，就像享有终身教职的教授一样。但是，我们所有的人都会以平实的方式感受到抱负，而且在我们钦佩伟大抱负的时候我们对这类抱负也是有几分了解的。但是当下的政治科学却几乎完全忽视了抱负，尽管这一点或许难以置信。比如说，它极其关注如何恢复我们的公民投入精神( the spirit of civil engagement)这一问题，但是它在很大程度上关注的却是什么能使多数人去投票——政治科学用一个含混不清的术语即“参与”来称呼投票。抱负使得我们的政治科学颇感困惑，因为抱负带有伟大的味道；
它还没有平均到足以成为那种对个性毫无所知、因而对伟大也毫无所知的科学的对象。甚至“伟大”这个词都是非科学的，因为它是自命不凡的。但是我们人类就是自命不凡的动物。我的职业也需要打开眼界，让文学和历史进入它的课程之中。它不应当惧怕去冒险，即去考虑科学所忽视的和科学所不赞同的那些东西。人文学科亦复如此，由于其教授常常心性懦弱，所以需要恢复这些学科对何谓个体的信心以及它们捍卫它的勇气。thumos不只是理论上的，认识它，不仅会提升你的思想，也会提升你的生命。

　　你有责任通过这样的方式(即把生命视为重要的方式)去提升你的生命，但是还是让我对你在对thumos的性质进行反思以后将理解得更好的上述种种问题做一番总结：生气与收益间的对比，对胜利的坚持，保护的功能，派性的顽固，自信的作用，个体自己的常在，宗教的任务，个殊性的结果，关于伟大的抱负，等等。总而言之， thumos乃是一种对身体有意识但却不受其束缚的人之科学的一个基础；
这种人之科学乃是一种有关灵魂的科学和一种由得到很好诠释的诗歌所教导的科学。最后，有人可能会提出反对意见，问我是否遗漏了爱？ 我的回答是肯定的，我确实遗漏了爱，但只是在这个演讲中遗漏了。爱是一个更为复杂的因素。

　　来源：复旦学报 20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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