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30年外交战略考验中国智慧

　　开放30年，中国走近国际社会“中心”

　　改革开放30年以来，中国一直奉行和平发展战略，不搞霸权，是真正的不结盟，其发展成就有目共睹。对中国和平发展的历史、现状和未来，以及其成就和影响的分析与讨论，不但有利于中国自身吸取经验教训谋求进一步发展，也有利于给其他国家，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提供有益发展的参照和模式。

　　第一，30年来，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地位逐渐上升，开始向国际社会注入非西方化的色彩，使得国际社会的概念不断充实。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巴里·布赞指出，中国越来越成为国际社会中的重要力量，开始根据自己的利益对原有国际社会的价值观进行有目的地选择和改变，并逐渐同全球公民社会建立了良好的关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王逸舟教授进一步指出，中国开始有意识并在现实中脱离原先的边缘位置，向新的国际社会中心位置趋近、融入，并通过自身努力在国际社会中加入一些非西方的成分，并构筑自己国际社会的图像，使得新的国际社会或者是全球社会展现出更大的丰富性和多样性。不少学者都认为，中国在30年中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无论是在身份认同问题上还是在发展道路的现实选择上，都与建国初期有了极大的差别。当然，这是一个逐渐思考和摸索的过程，中国想要致力于建立何种国际秩序和地区秩序的想法也不甚成熟，但是毕竟已经开始有融入国际社会的想法，并通过自身的努力加以改造和发展。

　　第二，在30年的历程中，中国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关系逐步深化，并体现出更多的外交智慧和大国智慧。浙江师范大学刘鸿武教授在分析中非关系时指出，奉行和平发展的外交战略，是中国长期以来维持一个大国存在而积累的经验与智慧。而这种经验与智慧，更有助于中国维护自己国家的利益和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的存在。中国有着奉行对外交往与和平战略的历史经验和现实理性，因为它相信奉行理性的和平，更有助于大国的存在和发展。日本早稻田大学天儿慧教授也指出，受儒家思想以及天下大同思想的久远影响，当今中国在潜意识中仍然认为，仁政非霸道，更加有助于大国维护自身的利益，因而和平发展战略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进一步而言，这种战略的实施也能够更好地建立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友谊，给世界带来更多发展的机会，为维护世界未来的安全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

　　第三，30年来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发生较大改变，全球治理体系面临变革，而中国也逐渐从民族国家走向“全球大国”。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保罗·埃文斯提出，中国已经在30年的发展过程中成为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全球中国”。全球化进程和全球生产体系决定了国际体系的逐渐转变，而今年美国的金融危机则促进了这种转变，并引起了世界力量格局的急剧变化。国际体系的改变引起了世界治理体系的变化，出现了新的力量。在此过程中，中国无疑是全球分红的得益者，也是新兴力量的代表者。新的更大的全球问题急切需要建立国际机制，比如能源、环境和气候，特别是气候，虽然气候协调机制还没有最终形成，但世界的需要却很急迫。这些问题的产生，使得今年以来的国际体系变化非常复杂，再加上金融危机后，美国提供世界公共产品的能力明显削弱，很难再保证原有的公共产品供应，这就需要更多的大国负起责任，来帮助美国提供公共产品。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黄仁伟教授在对新的国际体系转变的特征的分析中指出，对于中国而言，世界的期望和观点已经与以往有了极大的差别，在面对各种全球问题之时，也希望中国能发出自己的声音，承担起相应的责任。

　　第四，中国的崛起给发展中国家树立了榜样和发展模式。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李稻葵教授指出，在过去30年中，中国在经济、政治、社会、人民生活水平、个人自由等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在中国经济融入全球经济方面也有了很大的进展，给广大发展中国家树立了良好的榜样。

　　中国对外战略意图依然“混沌”

　　与会各国学者在盛赞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取得重大成就的同时，也指出中国当前仍然存在的缺失和亟待改进的地方。

　　第一，从国内角度看，中国依然存在许多体制结构上的矛盾和问题。国际收支不平衡带来的宏观经济失衡、主要由收入差距带来的社会关系的紧张以及来自能源和环境的挑战依然是中国经济发展道路上的拦路虎。要解决这些问题，实现经济的进一步增长，如何实现增长模式的转变依然至关重要。

　　第二，从价值观角度看，中国的价值观对世界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但是中国真正的战略意图以及核心价值观依然处于“混沌”之中。这不但不利于中国定位自己在世界上的角色，也不利于其他文明和其他国家从真正意义上认识中国。

　　第三，从外部环境看，西方国家依然掌握着主要话语权，发展中国家并不掌握世界性的媒体，这给中国向世界宣传自己和结交同盟朋友带来了一定的阻碍与难度。

　　第四，从全球体系看，世界治理体系已成为客观的要求，而中国是否能抓住机遇确立世界领导者地位还是一个未知数。现阶段，中国确实没有参与治理全球的能力，也没有完善的参与解决全球问题的机制和组织。

　　第五，从社会关系看，中国国内社会和国际社会有比较初步及基本的交流，但是开放程度并不够。天儿慧教授指出，中国应该鼓励国内民众和外部国家的接触。国际社会上对中国国内的人权、民主、环境、应对危机能力等诸多方面还存有疑虑，除了单方面宣传外，社会间和民众间的交流与沟通的效果更加好，中国应该用更开放的态度来对待国内的负面问题。

　　30年外交战略的收获：要“硬”也要“软”

　　改革开放30年以来，中国的外交战略引起了学者的热议，不少国内外专家也积极为中国未来３０年外交战略的选择出谋划策。

　　第一，中国对外战略总方针不变，但在细节上应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有所调整和侧重。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经济增长，军事力量和资源能力有了很大改善，但促进和平与发展的总体目标不变，而人们对于这个国家的认知则发生了较大的改变，特别在中国的软实力问题上。和平崛起、和谐社会这些概念都和中国软实力相关，成为中国外交政策的一个基石。中国不仅仅要发展硬实力，也要强调软实力。

　　第二，国防事业发生了较大改变，军事外交得到积极开展，有利地配合了中国的总体外交。

　　第三，中国外交未来的方向逐渐明晰。首先，中国和国际社会都需要理解中国目前所存在的体制问题，双方都需要在非零和博弈中解决这个问题。其次，中国应当学会用多视角去理解世界，致力于同其他大国之间的合作，以促进世界的繁荣。再次，中国应该采取更加开放的态度来对待国内的一些负面问题，这样才能够得到相关各方的理解和谅解。最后，中国应该鼓励国内人民和外部国家的接触，可以帮助中国更加有利地去建立自己在国际社会当中的身份和建立民主。从历史的观点来看，特别是从长远角度来看，在亚洲建立一种新的身份需要长期的忍耐和耐心的工作，但学者们都相信，中国今后能在世界上扮演好自己的角色。

　　未来30年的外交战略：“内”“外”协调是关键

　　中国未来的外交战略的选择，在30年来的经验和智慧的积累下，已经有了较好的发展基础，但是，中国也不应忽视现阶段存在的一些阻碍和缺失。

　　第一，从国际上看，非传统安全威胁正在上升，中国需要和世界其他国家一起应对新的威胁，传统的智慧和经验在面临新问题的时候需要进一步地调整以适应变化。同时，如何处理好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的关系也成为中国制定外交战略上的新课题。

　　第二，全球化进程要求负责任的大国为国际社会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但是中国现有的机制以及组织并没有足够的能力提供相应的产品。军事现代化和军事外交的现代化从某种角度来说，就是将原先维护国防安全的职责逐渐转换为向国际和国内提供公共产品的社会职能。但是这种职能的转变正在进行过程中，并没有得到完全的转型，还需要进一步进行调整以适应新的需求，真正成为国际秩序的参与者和建造者。

　　第三，从历史角度看，中国有着一贯而来的治世思想和传统价值观，其优点学者们已经在讨论中加以肯定，但是也不能忽视其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一方面，传统思想不能简单套用在今日的外交关系处理上；
另一方面，中国依然有可能犯以前犯过的错误，应该在不断总结和反思中加以改进。

　　第四，中国在全球范围内的双重角色和国内的二元结构依然在制约着中国外交的发展。在国际上，中国处于一个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非常特殊的位置上，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当中，这一地位还会延续下去，这就导致了中国在国际地位和身份认同上的困境。在国内，经历全球化的洗礼，中国社会内部存在发达和不发达、东部和西部等不同阶层的分化，并时刻面临这种二元结构分裂的危险。二者之间如何统筹起来加以解决，从而营造一个国际战略和国内战略相协调的局面，是中国现在面临的最大问题也是最大弱点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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