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际开：在历史的新起点上

　　2008年的中国是大喜大忧的一年。除成功举办奥运会以外，其中的一个亮点就是中日关系进入了新的起点。胡锦涛主席10月24日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日本首相麻生太郎时，指出，通过双方的共同努力，中日关系已经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面临进一步发展的重要机遇。11月22日，胡锦涛在秘鲁首都利马会见麻生太郎，又强调，2008年是中日关系非常重要的一年。11月21-22日在浙江余姚召开的中日朱舜水研讨会上，我与前来参加这次研讨会的日本柳川市安东省菴显彰会会长立花民雄夫妇一行重逢，回顾了从2004年与立花先生相见，到2005年11月9日，德川恒孝先生来杭州师范大学作题为“寻回东亚古德”的讲演、天皇2006年的新年贺词以及中国与台湾进入和解、2008年迎来中日关系的新起点的历程，24日晚我去立花先生一行下榻的杭州潮王大酒店，把由我翻译，发表在台湾《鹅湖》2005年12月号上的德川恒孝先生的讲演稿与登载在同期上我写的《东亚和解之路从道歉开始》的复印交给了立花先生。

　　说到中日之间的对话与和解，日本著名文化评论家加藤周一一行2005年3月30日到清华大学与中国相关人员进行了民间对话（参见加藤周一《21世纪与中国文化》，中华书局，2007），另外，日本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大江健一郎2006年9月9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发表了提为“始自于绝望的希望”，提出了“日本与亚洲被侵略的国家和人民的和解”的课题。加藤是从日本在东亚文明中的位置来审视中日关系的，我对大江文学不熟，只知道他有一个智障的儿子，立言多从弱势群体出发，可能由此而产生出对亚洲被侵略国家和人民的同情与关心。

　　我在日本留学（1885、1-1994、11）期间研究晚清东亚的国际关系，国际关系的问题关心是战争与和平。回国以后，目睹了中日关系由热变冷的全过程，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是一个时间标志，我当时正在日本，一夜之间，日本国民对中国大陆留学生的态度就变了。而中国在1992年以后扩大改革开放的步伐的同时，又加强了对高校以及新闻、出版的“党的一元化”管理，甚至对具有博士学历的高校教师以及报社的主编、出版界的资深编辑的晋升必须要通过与本人学历与资历无关的官僚制定的考试，而中日之间人民对彼此形象的理解则按照日本不肯认罪道歉与中国实行“共产暴政”的思路，朝野之间都失去了可以对话的焦点。

　　我2001年入杭州师范大学，给学生上国际政治的专提课，根据学生的感想，我写了《找到一条通向全球化的通道——教师札记：在中国讲授国际关系》，（《东方》，北京，2002年12期），开始主张对历史的理解与宽容。文中，我提出了培育地方行政主体以及“改革”与“开放”的关系的问题。《社会学家茶座》2008年第五集上收入了薛勇与金微关于《论语》的对话以及冼岩的《集权体制的高效与低能》与我在这篇文字的主体有关。薛勇也有一个与日本对比的视野，我觉得光对比还不行，日本内部的地方与中央的关系既是培养地方行政主体的模式，又是中国进入现代进程的文明内压力。如何把日本经验转换成中国改革开放的动力与方向才是关键的问题。后来我把的自己的看法通过与学生对话的形式，以《我的东亚国际国际秩序观》的名称发表出来。

　　2004年8月26日我写了《化仇恨为宽容》的随笔，先父是在参见新四军浙东游击队的学生兵，我回国以后不久与日本女性结婚，先父是赞同的，他觉得，自己把宝贵的年华消耗在了战场上，没有任何理由要把仇恨延续给下一代。在这篇文章里，我根据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提出了中日之间的战争是“文明内战”的观点。

　　还有两本书对我思考暴力问题起了帮助。一本是英国人安德鲁•瑞格比写的《暴力之后的正义与和解》（南京：译林出版社，2003），一本是法国天主教传教师威明德写的《全球化与中国》（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前书告诉我，真相与和平比正义与流血更为重要。后书告诉我，暴力产于关系之中，所以要消除暴力，达到和解是要从产生暴力的关系着手，也就是要从产生暴力背后的思想去理解暴力的原因去思考和解与正义的问题。

　　同年9月5日，我与立花民雄在浙江社会科学院相遇，与一行的座谈会内容已经整理为《立花民雄等与杭州师院座谈侧记》发表在《学术中国》上。前面提到的德川恒孝是德川幕府创始人德川家康的第十八代家督，至今还作为武家的末裔参与宫中的仪式。立花民雄是柳川藩主的后裔。这样一个明治维新以后，因放弃了特权而享有荣誉的市民阶层也有他们独特的对战争的反思与东亚和解的思想。大家知道，明治维新是通过“废藩置县”完成由德川时代的幕藩体制向西方式的近代中央集权国家的转变。而立花一行提出了“废县置藩”的构想。我当时问了两个问题，一是武士道与军国主义的关系，二是“废县置藩”的出路。立花认为，应该把武士道与军国主义分开来看，而对第二个问题，他认为，藩政是一种仁政。这两点对我都有茅塞顿开的感觉。

　　听了立花的讲演以后，我重新读《朱舜水集》，写了《鉴真、朱舜水与东亚文明》（《鹅湖》，2004年11月号），里面写道：“近代国家观念的退潮意味着在制度上日本从‘废藩置县’向‘废县置藩’的转变，而在思想上则意味着‘藩’、‘国’本位的儒家王道的复兴，这又是一个东亚整体在地方权力扩大过程中，走向道德更新的一体化运动。”其实，“废县置藩”并非一行的本意，而是他们在探索取代近代国家的道德资源。这是一种深层次的对战争的反思，正是出于这种反思，才有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已故九州大学教授冈田武彦为首的九州市民团体所与浙江社会科学院联合举行的探访王阳明行踪的文化之旅，对他们来说，寻回失去的东亚古老的道德才是对战争罪恶的心灵升化。这样，一种不同于战前“大东亚共同体”的东亚和解思想露出了水面。

　　2005年8月，我发表了题为《东亚通向和解之路》的文章，旨在说明，日本是东亚文明的海上据点，已经引领全球化的方向，昨天日本所过的路，就是今天我们必须要走的路。我在结尾处写道：“只要我们能像日本一样，把外压转化为文化的创造与环境的保护，就会成为全球化的弄潮儿，中国的边界在东部沿海是天然的尽头，越过这个尽头，东海也护育了日本这个东亚的海洋文明，接纳这一给我们带来很多伤害的文明，也是对我们自己安全困境的超越，只要我们不再为军事上的安全所困惑，我们就会把注意力集中在比安全问题更重要的环境问题上了。和解不是遗忘战争的罪恶，而是超越我们自己的安全情结，与我们的生活环境的共生，与不同文化观念的沟通。日本不能外于东亚文明，也就要对东亚的文化负责。”

　　2005年11月，德川恒孝一行去绍兴参拜王阳明墓之后，来杭州师范大学发表了讲演，在讲演前，德川先生向与会者说：“我是抱着对日本侵略的追悔之心参加这次活动的。”这句话由担当现场翻译的钱明研究员翻译成中文。我在《东亚和解之路从道歉开始》中写道：“德川氏对战争的批判与反思是从日本背离儒家和平伦理的角度进行的。从这一视角的反思切入到日本国民整体文化心灵背离儒家伦理的层面，从而提出了回归儒家伦理，走向东亚和解的思路。”文中，我还写道：“巡回古德也就是在向日军侵略下的中国死难者致哀。这份心意已到，这是一个脱去暴力心结回归礼义人伦的过程。”这些文字是发表在《学术中国》上的《和解要从道歉开始》中所没有的，因为这里面涉及到我的日语启蒙老师黄源先生，据说后来收入到纪念黄源先生的文集里。我当时把德川氏的讲演稿电邮给《开放时代》，在网络版上发出来了。

　　我想，回归儒家伦理的问题不仅是日本人，也是中国人要面对的课题。汉娜•阿伦特的《集权主义的起源》也已经由北京三联书店出版，阿伦特认为，二十世纪的集权主义是一个全球性的运动，中国自然不能置身事外。二十世纪的暴力也起源于这个运动，而消除这个暴力所留下的后遗症也当是人类的共同事业。而东亚文明内部的暴力游走对我们就更为感同身受了。

　　现在想来，安梧兄把德川氏的讲演稿在《鹅湖》上全文登出意味深长。作为新儒家的传人，同时又曾是日本殖民地的台湾，敏感到德川氏讲演的意义。民进党在立法院败选，2008年3月27日，安梧兄给我寄来一首诗：“梦醒春雷震寒冬，迎来朝雨伴长虹；
澄心余步掌中计，早树汉唐舜尧松！”表达了东亚文明面临和解与重生的喜悦。国共两党之争由来已久，但都是以是否“抗战”作为正当性的指标的，如今，在代表现代日本社会良知与良心的德川氏的讲演面前，两岸必须同时面对东亚文明的整体进程，于是，两岸的和解就进入了议事历程。这是德川氏在杭州发表讲演所始料不及的事。信息时代就是这样不可思议。两岸的和解不只是国共两党的和解，也是东亚文明和解的开端，其意义将展现出二十一世纪解决人类冲突的新典范。

　　从2005年下半年到现在，我写了《我看到了东亚和解的曙光》、《日皇2006年元旦致辞的世界法含义》、《东亚正在走向结构民主》、《东亚和解的时代已经悄然来临》、《要和解，不要暴力》、《大知大勇东瀛行——胡锦涛主席访问日本有感》以及给学生方小娟同学的回信，从不同时间与层面谈论和解问题。这些文字都发表在《学术中国》上，后来王焱先生把《东亚正在走向结构民主》收入到《社会学家茶座》2007年第六期的资讯栏里。我在东京大学的学术训练是用西方国家关于国际法的思路与逻辑来研究近代东亚的国家关系，最后发现东亚的国际关系有一套起源于《论语》的法与逻辑，不能完全用西方的概念来套用。一个国际关系的学者，既要对现实中的国际问题提出自己的评论，又要进行学术研究，这些评论文字出于我对现实政治的关心。背后是有学理根据的。

　　从东亚文明整体进程的角度来看，秦汉以后中国的皇帝制度发挥了权原的功能，而在日本演化出来的天皇则发挥了法原的功能，两者都是儒家政治伦理在不同文化环境中的政治形态。皇权由“权”向“法”的功能转变是东亚文明史内部演进的结果。我在东京大学读博士课程时的指导老师平野健一郎把acculturation这个来自德语的英文词汇翻译成“文化触变”，中文翻译成“涵化”或“濡化”，这是美国费正清学派中国研究的分析概念，我觉得思考东亚文明的现代进程时，还是翻译成“文明触变”比较合适。东亚儒家汉化文明是一个相对独立的文明实体，面对不同文明的外来冲击，体现文明内部核心价值的中心地区也在不断移动。到清末戊戌政变以后，如梁启超所说“清廷政治一日一日的混乱，权威一日一日的失坠，因亡命客及留学生陡增的结果，新思想运动的中心移到日本东京，而上海为之转输”。这也是内藤湖南文化中心转移论的出发点。问题是出在战前日本军国主义把日本这个在东亚文明互动中出现的现代“中心”作为压制亚洲的资源了。

　　日本发动甲午战争，有经济与政治双重目的。经济目的是要获得巨大的资金加入西方金本位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政治目的是摆脱不平等的条约体制，与西方列强并驾齐驱。研究条约体制的费正清认为，日本通过这场战争“阻止了西方列强继续干涉中国的努力，并完全打乱了东亚的强权关系”。伊藤博文在甲午战后指出，想通过这场战争达到东亚的事由东亚自己来处理的权益。这里面虽然已经含有争夺东亚霸权的味道，但也说明，如费正清所说的那样，日本起到了促进东亚国家西化的作用。加藤周一至今希望“让东亚的国家自己去解决相互之间的问题”的愿望与伊藤博文的东亚观是有连续性的。

　　而围绕朝鲜的独立所展开的清国与日本之间的这场战争又是一场东亚文明内部不同统治理念的文化战争，也就是上面所述“权原”与“法原”之间的内战。甲午战后，广东派主张抗战，而浙江派主张受和，辛亥革命以后，任第一任浙江都督的汤寿潜就是其中的一个。浙江派的理由是清廷参战，出师无名。宋恕把主张受和的主事者清末的国际问题专家杭州人陈昌绅比喻为力谏晋不可与楚庄争郑的随武子。

　　汤在1892年重订的《危言•变法》中就认为，中国的保守派嘲笑朝鲜的开化党（改革派），是五十步笑百步，宋恕也在同年向李鸿章进言变法。甲午战后，出自李鸿章门下的两个青年智囊宋恕与严复在甲午战后投入变法活动说明，他们也是认可明治日本的西化政策的。

　　孙中山向日本发出“是做西方霸道的鹰犬，还是做东方王道的干城”的呼吁背后，还是从文化目的论上认可明治维新的方向的。他把辛亥革命视为第二次明治维新。问题出在日本用西方霸道的方式来推行东方王道的理想。我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出现的象征天皇制是亚洲被侵略国家和人民付出了巨大牺牲换来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我们应当珍惜这份东亚文明的文化遗产。过去的敌人所具有的目的性资源正是今天中国从事改革开放事业的终极目标与内在动力。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与从前的敌人携起手来建设一个新的亚洲。因此，我认为，东亚大和解是中国继续改革开放的必由之路。

　　2007年12月我出席了复旦大学历史系举办的“从周边看中国”国际研讨会，席中，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梅约翰教授对黄俊杰教授领导的东亚文明研究课题提出了批评，他认为，如把东亚文明作为整体来研究，不同东亚文明中地域的人之间就会进行解释权之争，但我觉得，如果可以对东亚文明的现代价值形成共识，这个问题就可以获得解决。在这次会议的启发下，我写了《清末变法中的日本因素》（《二十一世纪》，2008年10月号），我认为，朱舜水东渡日本完成了从权原向法原的认同转换，其意义只有在全球化时代才能日益彰显。立花民雄先生认为，儒学是关于人的行为的学说，我赞成这个说法，我想，东亚文明中人，大多会认同这一说法的。

　　在这次中日朱舜水国际研讨会上，最引起我兴趣的是日本中央大学专任讲师铃木满子介绍的，当代日本大学生对朱舜水的读后感，其中有一个学生认为，朱舜水是东亚和平的一盏明灯。立花民雄的讲演“千古美谈——舜水与省菴师徒情谊”也与这一课题有关，立花先生告诉我，在日本，民族主义与自我认同是连在一起的，如今当民族主义退潮，自我认同的问题就失去了着落点，所以如何重建自我认同就成为社会问题。我想，这个问题就与东亚和平有关了。立花先生还说，中日之间老是敌视是不好的，要通过对话沟通来达到相互理解与和解。

　　与立花先生的交谈对我启发很大，我向他介绍，浙江的改革模式是县市级有财政权而没有人事权，而广东的改革模式是县市级有人事权而没有财政权。他告诉我，德川时代，柳川藩的藩主住在江户（东京）向藩里的管家要钱，不敢说“钱”字，德川氏的统治术是把“权”与“钱”分开，不让商人有权，同时，又不让武士乃至藩主有钱。从东亚整体进程的史观来看，明治维新是有雁行效果的，甲午战后，日本开始走向军国主义，但是二战以后，韩国、台湾利用日本殖民时代的资源发展资本主义，而朝鲜、中国、越南也利用从日本输入的马克思主义学说发展社会主义，进入二十一世纪，东亚文明中的不同国家与地域又在认同民主上，开始走向对话与和解。而“权”与“钱”分离的日本经验仍对我们具有启发意义。

　　东亚和解任重而道远，通过东亚不同地域对朱舜水所保持的历史记忆，重读东亚文明五百年来的进程，会发现资于东亚和解的共同价值与重建东亚未来的方向。立花先生认为，朱舜水是民族主义的反命题，而舜水的近代命运却是被日本军国主义者用来统治中国（包括台湾）。我认为，和解是一个社会工程，而启动这个社会工程需要同曾经是敌国的人士的共同努力。相信德川、立花一行所保持的从德川幕府到明治维新，又从战后日本到全球化时代推动东亚和解的历史记忆会成为眼下中国进一步深化开放改革的有用经验。他们一行正在策划为期二年，分六次进行的探访王阳明行踪的中国之旅，这是值得我们关注的文化与和解之旅。与会者希望在舜水的故乡成立朱舜水研究会，我想，这关乎东亚文明安全的大义，对此，需要形成东亚文明中有识之士的共识。

　　现在看来，小泉参拜靖国神社说明，西方式民族国家典范在二十一世纪东亚国际事务中的危机，为战争的死难者致哀是想打破战后日美同盟的框架，为日本从道德原点上回归东亚文明寻找一点合法性资源。加藤周一指出“孤立的不安情绪，会促使日美军事同盟的强化”。最近读了约翰•W•道尔的《拥抱战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北京三联书店，2008），感到战后日本的重建与东亚文明的归属之间出现了断层，这个问题在文化认同层面关乎人的主体性如何确立，所以，立花先生有“文迷”的感叹。在日语中“文明”与“文迷”发音是一样的。作为中国人，能否以宽容的心情接纳受过西方文明洗礼的日本回归东亚文明，关系到全球性的安全机制的重建。

　　在二十一世纪初头的东亚和解进程中，以战争与和平为志职的日本的国际关系论专家并没有发挥明显的作用，这说明，现实主义的西方主权话语缺乏东亚和解所需要的文明政治学的和平思想。东亚和解也意味日本的王道经验会成为我们进行社会改革的资源，如制定中央与地方关系法，落实国际人权公约中的人权条款等，这样，改革就会促进和解，和解会使改革获得动力。

　　这次在与立花先生的交谈中，他问及了天安门“事件”已经过了多少年了？因为这次“事件”，美国、欧洲与日本至今对中国实行高科技“制裁”。他看到杭州街面的繁华，感叹中国已与二十年前大不相同。现在我们知道，二十年前的天安门“事件”仍是近代中国急进主义的余波，然而，政治文明的课题还仍然存在。

　　近代中国自从鸦片战争以后，在不平等条约下渡过了近一百年屈辱的时间，当中国迈入改革开放之际，又在西方主导的经济利用与高科技封锁的国际环境下创造了经济奇迹。但是，把这一奇迹所积累下来的资源用于国内的行政改革以争取西方世界对中国的平等待遇，关系到东亚文明整体的现代转型，日本不能置身事外。继续改革开放与东亚大和解是物之两面，我们必须认真面对这个问题。

　　今年1月11日，我与近年来致力于介绍西方研究极权主义运动的孙传钊先生在杭州相见，作为高校的教育工作者，他对高校的极权主义化深表忧虑。其实，当今蔓延世界的金融危机也是二十世纪民族国家向极权主义发展所遗留下来的全球性的西方主导的政治典范危机，克服这场危机也需要不同文明与文明内部的和解，中国无法置身事外，我们正面临通过和解来共同摸索全球化时代下的人类的新型发展模式的全球性课题。（此稿为《社会学家茶座》2009年第一期约稿而写）

　　2009年1月17日改定于杭州洞霄宫故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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