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建清,熊灵：中美经贸关系的政治经济分析

　　[提要]中美关系作为最重要的两国关系，在曲折前进的过程中呈现出经贸关系的发展与政治关系的发展不平衡这一基本特征。本文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在绝对获益与相对获益理论、相对依赖理论的基础上，用博弈论的分析框架，考察了中美政治经济关系的不平衡发展问题。本文的分析结果表明，因为美国在经济方面倾向绝对收益，所以中美经贸合作开始出现，其最直接的表现就是双边贸易额和美国对中国的直接投资额逐年攀升；
相反，在政治领域美国侧重相对收益，所以合作难以达成，因而导致冲突不断；
但是由于两国间的相互依赖程度日益加深，所以中美两国关系依然处在良性发展的轨道上，并逐渐加深在非传统领域的合作与对话。

　　[关键词]中美关系；
绝对获益；
相对获益；
相互依赖；
经贸关系

　　1972年2月28日，中美两国在上海发表了联合公报(史称《上海公报》)，开启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进程。35年来，中美关系经历了风风雨雨，中美关系在经过了曲折的发展历程之后，成了中国对外关系中最重要的关系。

　　中美政治经济关系的不平衡发展是中美关系的一个基本特征，经济关系密切与政治关系的起落呈现出明显的矛盾现象。中美政治经济关系的这种不平衡发展“展现了国际关系史上没有先例、难以解释的一个矛盾现象”。

　　本文将在绝对与相对获益理论和相互依赖理论的基础上，对客观存在于中美之间的政治和经济关系的不平衡发展给予解释。以下部分主要包括：(1)有关中美政治与经济关系不平衡发展的文献综述；
(2)绝对获益与相对获益理论概述；
(3)博弈理论模型与相对获益和绝对获益；
(4)相互依赖加深对利益考量的影响；
(5)对中美政治与经济关系发展不平衡的解释；
(6)结语。

　　一、相关的文献综述

　　有关中美关系的研究可以说汗牛充栋，但专门论述中美政治经济关系发展不平衡的文献却不太多。现有对中美政治经济关系发展不平衡产生原因的分析大都把政治和经济分开，或者单纯从经济层面出发，突出双边贸易的重要性和合理性；
或者通过区分政治安全战略和经济战略的非同质性，强调经济利益的互补性。

　　其中有学者从纯经济的角度出发，论证中美贸易在跌宕的政治环境下能够取得如此巨大的成绩，是因为两国经济结构的极强互补性。这种互补性不仅体现在经济技术的发展上，更重要的是体现在比较优势即要素禀赋的差异上。在诱人的经济利益面前，中美经济的发展对政治的依附性越来越弱，并最终脱离政治轨道，成为单独的领域而不受双边政治的影响。这种解释有一定说服力，但将政治和经济的关系完全分离是不可取的。虽然对外经济战略和政治战略的结合程度和相互关系随着国际环境以及美国的国际竞争优势的不同而不同，但在制定对外战略的过程中，美国从不会把经济和政治分开考虑，国家安全在外贸政策的制定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也有学者认为，共同战略利益和共同经济利益的性质的不同是中美政治和经济关系发展不同步，甚至逆向发展的主要原因。“国家间共同战略利益是共有性的，以共同需求为基础。当共同威胁消失时，其政治关系就会恶化。而国家间的共同经济利益则是互补性的，以相互需求为基础。只要经济利益的互补性大于竞争性，双边经济合作关系就会向前发展。”这种解释有一定的启示，但和纯粹经济角度一样，仍然人为地割裂了政治和经济的关系，并将两者视为不相交的政策集合，所以其局限也是存在的：同样是面对苏联的共有性战略利益消失，为何它对中美关系和法美关系的影响并不一样？假设经济利益是互补性的，美国为何仍然禁止对华军售及转让技术而不顾日益扩大的美国对华贸易赤字？

　　另外，还有学者从绝对获益和相对获益的角度对中美政治经济关系不平衡发展进行分析，认为中美之间之所以政治关系跌宕起伏，经济来往日益密切，主要原因是美国在中美政治关系中注重相对获益，而在中美经济关系中更加注重绝对获益。绝对获益和相对获益理论对中美政治经济关系的不平衡发展具有很好的解释力，但是不能忽视中美两国间日益增强的相互依赖性。相互依赖的不断加深，对两国交往关系中的绝对和相对利益考量有着越来越重要的影响。

　　本文以绝对与相对获益和相互依赖这两个理论为基础，并把这两大理论揉和在博弈理论模型的框架下，对中美两国政治经济关系发展不平衡现象进行阐释。

　　二、绝对获益与相对获益

　　在国家政策制定过程中，理性决策者首先关注的是国家的获益，他们总是希望一个政策能够给自己的国家带来最大的获益，或者说，追求获益最大化。但是，如果一个国家的政策引起其他国家的反应，形成互动，不仅获益结果会发生变化，国家决策者追求获益最大化的目标也会发生变化。在有些情况下，国家决策者只关心自己国家的获益；
在有些情况下，国家决策者要求本国获益能够更多地超出其他国家的获益。一个国家获益超出其他国家获益的部分称作相对获益；
为了区分起见，一个国家的获益本身也被称作绝对获益。谋求绝对获益最大化还是谋求相对获益最大化，对一个国家外交政策的影响区别很大，这种差别可以改变两个国家关系的实质：对抗还是合作。我们可以用协调型博弈模型对此进行说明。

　　表1：协调型博弈

　　------B1--------B2---

　　A1---(4，3)----(1，2)

　　A2---(2，1)----(3，4)

　　在这个协调博弈中，有两种博弈均衡结果(4，3)或者(3，4)，对国家A来说，最终要么是4要么是3，而对国家B来说道理一样。因此，博弈双方能否进行合作，关键要在(4，3)或者(3，4)两个平衡结果之间作出“协调”。由此看来，协调博弈具有重要的分配性含义。一方面，在协调博弈中，博弈双方面临着绝对或共同收益问题，即我们都能获益，而另一方面，博弈双方又面临着相对收益问题，即对任何一方来说，获益到底是4还是3。如果博弈双方关注的主要问题是绝对收益，不管自己的收益是4，还是对方的收益是4，那么在博弈的某个时间点上，双方总会达成合作性的协议。但是如果双方关注的主要是相对收益，彼此都旨在必须获得最大的收益4，那么围绕受益的分配问题，博弈双方的协调就是最关键的因素。但是如果双方都担心对方利用它增加的能力用于不利于自己的政策行动，那么即使双方绝对获益的前景很好，也难以引发合作。

　　对此，新现实主义者认为，国际社会无政府状态中对国家意图判定的不确定性，使得国家非常关注权力在国家之间的分配情况，而不仅仅是权力的自身获得情况。因为即使是伙伴国之间，也有可能通过获得不均衡的获益而增强实力，并有朝一日成为危险的敌人。由于国家对收益分布的敏感性，国家更关心相对收益。沃尔兹总结了这种观点：“面对共同获益可能性的时候，有不安全感的国家关心的是获益如何分配。它们提的问题不是‘大家都会获益吗？’，而是‘谁的获益更多？’如果一个预期的获益以2∶1的比例被分配，一国可能利用它的不均衡的获益，去实现意在破坏或者损害另一国的政策。”如果国家追求相对收益，则有可能在两方面对合作有阻碍作用：一是限制可行的合作性协定的范围；
二是通过改变国家的动因影响国际合作。所以，当两个国家都仅仅关心相对获益的时候，它们的关系模式可能是没有合作余地的零和博弈，并导致冲突的产生。

　　而新自由主义者强调绝对收益的普遍性以及可能性。新自由主义者基于重复的囚徒困境博弈，认为无政府状态并不意味着缺少合作。重复的互动为每个行为者提供了用未来的制裁惩罚不合作行为的能力。如果未来的影响足够大，那么不合作行为导致将来的代价会超过当前的获益。绝对收益的追求者假定国家对共同利益的产生而非利益的分配更感兴趣。斯奈德认为，现实主义强调相对获益是错误的，因为各国“从合作中的收益与参与的各国的大小是成比例的，各国之间是均等的”，“所以任何一方都不可能从共同合作中相对获益”。

　　随着论争的深入，早期尖锐对立的双方在此问题上形成了某些共识。如，现实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都同意，相对收益和绝对收益在一国对外政策的形成过程中都扮演着重要角色，但会导致大相径庭的后果，强调相对收益会阻碍国家合作并引发冲突，而绝对收益则会促进国际合作的实现。

　　三、博弈模型与相对和绝对获益

　　一个国家为什么要以相对获益为目标呢？或者说，一个国家为什么宁可损失自己的利益也要削弱其他国家呢？以下我们构建一个两轮博弈模型来帮助了解其中的原因。

　　假定(1)只有甲乙两方，任何第三方都不参与其中；
(2)甲乙双方都有两个可采纳的行动—合作与对抗；
(3)甲乙双方处于非对称位置，甲方处于相对强势，乙方处于相对弱势；
(4)甲乙双方博弈的总目标是收益最大化。第一轮博弈的收益矩阵见表2，如果将绝对获益作为目标，甲方的最优行动应该是合作，乙方的最优行动也是合作，实际上选择合作是此时甲乙双方的占优行动。此时的双方获益分别为(10，9)。

　　表2：第一轮博弈的绝对获益

　　------------------乙方---------

　　博弈行动---合作----------对抗--

　　甲方-------合作(10，9)---(8，3)

　　甲方-------对抗(7，2)----(6，1)

　　而在第二轮博弈中，如果假定博弈双方的绝对获益值依赖于第一轮博弈的结果，即甲方和乙方必须考虑在第一轮博弈的绝对获益的基础之上，实现自己的第二轮的绝对获益。也就是说，如果乙方在第一轮博弈中获益较高，就会影响甲方在第二轮博弈获益，即导致甲方第二轮获益相对较小，对乙方来说情况类似。我们用a和b分别表示甲方和乙方在第一轮博弈后的绝对获益。在第二轮博弈中，甲方的收益为在原收益矩阵基础上加a-b，乙方的收益为在原收益矩阵基础上加b-a，具体收益矩阵在表3中可以看到。表4给出了第一轮甲合作情况下的第二轮收益矩阵，表5给出了第一轮甲方对抗情况下的第二轮收益矩阵。如果从第二轮博弈中甲乙双方获得的绝对收益看，甲方和乙方的最优行动仍是如此(合作，合作)。

　　表3：第二轮博弈的绝对获益

　　----------------------------乙方------------------

　　博弈行动-----------合作--------------对抗---------

　　甲方-------合作---(10+a-b，9+b-a)---(8+a-b，3+b-a)

　　甲方-------对抗---(7+a-b，2+b-a)----(6+a-b，1+b-a)

　　表4：第一轮甲合作情况下的第二轮收益矩阵

　　---------------------乙方-----

　　博弈行动-------合作------对抗-

　　甲方---合作---(11，8)---(9，2)

　　甲方---对抗---(8，1)----(7，0)

　　如果我们将这两轮博弈组合起来，从一个连续的整体来看，甲方在以实现绝对获益为主要目标的前提下，其最优策略并不是“先合作，再合作”，从表6的博弈矩阵中可以看到，甲方的最优策略是“先对抗再合作”。

　　表5：第一轮甲方对抗情况下的第二轮收益矩阵

　　----------------------乙方-------

　　博弈行动-------合作-------对抗---

　　甲方---合作---(15，4)----(13，-2)

　　甲方---对抗---(12，-3)---(11，-4)

　　表6：两轮博弈的绝对获益组合

　　-----------------------乙方--------

　　-------博弈策略--------先合作再合作

　　甲方---先合作再合作---(21，17)-----

　　甲方---先合作再对抗---(18，10)-----

　　甲方---先对抗再合作---(22，6)------

　　甲方---先对抗再对抗---(19，-1)-----

　　上述分析表明，在这个问题中，按照单轮博弈绝对获益最大化得到的最优策略并不是总的最优策略，如果在第一轮博弈中，甲方不按照绝对获益最大化来选择策略，而是按照相对获益最大化来选择策略，那么甲方应该选择对抗。因为在乙方的占优行动是合作的情况下，对抗给甲方带来的相对获益是5(=7-2)，而合作带来的相对获益是1(=10-9)。将这个结果代入表3，最后得到的最优策略组合与表5是一致的。出现这样的结果，原因在于，每一方第一轮博弈的获益在第二轮博弈中都成为削弱对方的手段。(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如果在第一轮博弈中能够充分地削弱对方，减小对方的获益，那么，在第二轮博弈中，就可能让自己获得更大收益，这就是博弈参与者关心相对获益的原因。如果博弈只有一轮，或者，第一轮博弈的获益对第二轮博弈没有影响，那么，博弈参与者就没有必要关心相对获益。

　　在国际社会中，一个国家到底应该追求绝对获益最大化还是相对获益最大化，并没有一个确定的答案。与经济领域相比，一个国家在安全领域的获益更有可能在今后用来威胁其他国家，因此，在安全领域追求相对获益比经济领域更多一些。现实主义者往往关注国家通过实力积累以形成相互伤害的能力，因此，现实主义者更重视相对获益。自由主义者也不排斥相对获益，只不过他们更关注绝对获益。

　　四、相互依赖加深对国际关系中利益考量的影响

　　相互依赖这一概念最早由美国经济学家理查德·库珀提出，随后著名的国际政治学者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在《权力与相互依赖》一书中为其建立了一个清晰的理论框架。该书提出，相互依赖是国家之间或其他国际行为体之间相互影响的情形，但是，相互依赖只有在交往活动产生彼此都付出代价的结果时存在，由于权力在相互依赖中产生作用，所以后者存在着敏感性和脆弱性这两个方面。基欧汉和奈认为，现实主义的假定不能很好地反映国际政治现实，而用一种“复合相互依赖模式”能够更真实地描绘国际政治现实。它有三个基本特征：(1)各个社会之间存在多渠道联系，包括国家间关系、跨政府关系和跨国家关系，非国家行为体直接参与世界政治；
(2)世界政治中各问题之间无明确等级之分，军事安全并不始终居于议事日程首位，内政与外交之间的界限模糊；
(3)武力是一种无效的政策工具，军事力量不起主要作用。多数情况下使用军事力量的结果不仅代价高昂，而且还难以预料。

　　相互依赖的不断加深使得国际对抗冲突的代价越来越大，所以各国在国际关系博弈中的利益考量和行为必然面临新的战略选择。延续上文的博弈结构模型，我们可以得出在相互依赖加深条件下的双方博弈收益矩阵，如表7所示。此时对抗，由于代价巨大，双方的获益都会大大减少。

　　在前述两轮博弈的框架下，不论是出于单轮博弈收益最大化还是两轮博弈组合收益最大化考虑，此时甲乙双方的最优策略均为“先合作再合作”，两轮博弈均衡结果的获益分别是(21，17)，如表8所示。博弈双方即使有一方暂时偏离了均衡选择，在相互依赖条件的约束下，基于长远利益考虑，最终仍会回到均衡的策略路径上来。

　　表7：相互依赖条件下的博弈收益矩阵

　　-------------------------乙方-----

　　博弈行动-----------合作------对抗-

　　甲方-------合作---(10，9)---(6，2)

　　甲方-------对抗----(5，1)---(3，0)

　　表8：相互依赖条件下两轮博弈的绝对获益组合

　　----------------------乙方--------

　　-------博弈策略-------先合作再合作

　　甲方---先合作再合作---(21，17)----

　　甲方---先合作再对抗---(16，9)-----

　　甲方---先对抗再合作---(19，6)-----

　　甲方---先对抗再对抗---(14，-2)----

　　五、对中美政治与经济关系发展不平衡的解释

　　基于以上的理论模型分析，对中美政治与经济关系不平衡发展的总体解释如下：因为美国在经济方面更倾向于绝对收益，所以合作便会出现，其最直接的表现就是双边贸易额和美国对中国直接投资额逐年攀升；
相反，在政治领域更侧重相对收益，所以合作难以达成而导致冲突不断；
但是由于两国间的相互依赖程度日益加深，虽然冲突致使两国政治关系时有起伏，但是两国关系依然处在向前发展的良性轨道上。

　　然而，这样的解释仍显粗略，不足以完全概括建交后中美两国政治和经济关系发展的总体历程。比如，从中美关系的历史来看，至少从建交后到20世纪80年代末，美国没有在两国政治领域强调相对收益。因此，在该阶段，中美关系中并不存在所谓的不平衡。准确地说，不平衡发展是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才开始出现的。所以，首先要解决的关键问题在于，到底是什么因素促使美国对华政治战略从偏重绝对收益转向相对收益？

　　简而言之，主要有两个因素影响了美国对发展中美政治关系的相对收益判断，一个是国际政治环境层面—美中两国战略环境的变化；
另一个是两国内部因素—中国实力增强以及美国对华战略意图的判定。

　　冷战后中美政治与经济关系发展不平衡的特征的产生主要反映了不同国际环境下美国在政治和经济领域内相对地位的变化，以及基于不同变化美国对华实力及战略的认知。但是由于中美之间相互依赖性的不断增强，两国政治关系的冲突起伏始终处于可调控的范围之内。这种基于共同经济利益基础之上的相互依赖关系的发展，拓宽了中国对美关系发展的空间，成为支撑两国全面关系的重要支柱。作为最大的发达国家与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这种相互依赖关系的影响势必会超出双边关系的范围，成为涉及两国周边国家和地区利益的更具国际影响的关系。

　　六、结语

　　在分析中美政治和经济关系不平衡发展的特征方面，相对收益和绝对收益提供了一种比较合理的解释。同时，相互依赖理论让我们更好地理解了中美之间虽然在政治关系上常有冲突，但是中美关系始终保持在良性的发展轨道上。中美关系作为世界上最重要也是最复杂的大国关系之一，对其有关问题的解释仍有许多值得深入和改进的地方。比如国内利益集团在中美关系中的巨大影响力，以及两国间新型的地缘安全领域和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与依赖，都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注释：略。

相关热词搜索：中美 经贸关系 经济分析 政治 张建清